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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消失|作家攝影師
上次提到1975年在喬治·伊斯曼故居舉行的“新地形”攝影展,借此岔開,說說羅伯特·亞當斯。參加這次展覽的包括8位美國攝影師,以及貝歇夫婦,其中很多人有著漫長的職業生涯和多變的風格。但即使是在這次展覽設定的時間坐標上,參加展覽的攝影師之間的差異,也足以大到讓人反思,展覽作為一種敘事手段,在多大程度上,將不同性質和不同強度的事物強行放在預定的框架中,并偏頗地讓觀眾接受了它們之間的同一性。而在所有這些攝影師中,貝歇夫婦和羅伯特·亞當斯之間的差異,恐怕是最大的,也最能說明展覽標題中“人為改變的景觀”這一概念內在的沖突。

Edge of the Green River, Wyoming, 1978 Robert Adams
貝歇夫婦拍攝的工業建筑,如原料罐、反應釜、水塔、谷倉,以及各種管道和廠房,等等,其形式是被特定功能決定的,并作為一個環節,參與復雜系統的運作。但貝歇夫婦對它們的興趣,被嚴格限定在兩個方面。首先,它們是19世紀工業模式的物質遺產;其次,這些照片的分類和展示方式顯示出貝歇夫婦對視覺構成的長期興趣。和用微距鏡頭再現植物形態結構的德國攝影師卡爾·布洛斯菲爾德一樣,這種興趣因為他們在學校里教授相關課程,被固定化和強化了。當然,在這種視覺偏好背后,可以看出一種更加深層的文化偏好。后者就其性質而言,是社會學性質的,包含了德國知識界從類型和系統兩個方向把握現代社會的執著努力。
拍攝這些工業建筑物時,貝歇夫婦并未將這些建筑物置于其他類型的事實或文化現象構成的語境之中,進行跨類型或跨系統的解釋,而是通過不斷積累素材然后分形的方式,建立起形式-功能的分類體系。這種封閉的視覺類型學譜系,一方面將遺址建筑轉化為一種文化景觀,另一方面又將這種文化景觀限制在給定的意義框架中。它屬于現代性話語的某一分支,與包豪斯藝術有著密切的同源關系,也和包豪斯藝術一樣富于理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能夠在各種脈絡分歧的語境中生長起來。

Denver, Colorado,1981 Robert Adams
關于這一點,最好的證明就是貝歇夫婦在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工作期間,培養了許多以攝影為表達媒介的學生,他們對當代藝術的影響力,從1960年代一直延伸到數字藝術時代。和老師相比,貝歇夫婦的學生們關注的文化景觀更加多樣,但就文化態度而言,大多仍恪守理性主義立場,執著于對事先分類的視覺景觀中的某一分支(工業建筑、圖書館、博物館、摩天大樓、城市交通、商業場所……)進行拍攝。貝歇夫婦未曾從時間和空間或其他可進行比較的角度,對這些建筑的形式-功能所置身的社會語境進行闡釋,也未曾探討這些景觀的分類體系和分類標準如何確立,以及這些標準對人們理解世界的方式造成了什么影響。被稱為杜塞爾多夫學派的許多攝影師,也大多繼承這種反敘事、不做評價和不介入事態的克制姿態。這種姿態,和沃克·埃文斯甚至尤金·阿杰甚少談論自己作品的作風看上去頗為相似,但細加推敲,又覺得未必如此,和羅伯特·亞當斯在作品之中和作品之外表達的東西,更是南轅北轍。

Cut-over pine forest by the shore, Tillamook County, Oregon, 1979 Robert Adams
盡管羅伯特·亞當斯的博士論文寫的是詹姆斯·喬伊斯,但從他后來的作品——照片和文字——中,幾乎無法看出他對現代主義中比較晦澀的那一脈有親近之情。他的文字和照片是明快的,盡管喜歡在文章中引用詩歌,也大多是歌唱自然的抒情詩。“新地形”展覽之后,“無風格”變成一個用來描述這些用大畫幅或中畫幅相機、以拍攝地景為主的攝影師的專用名詞。但熟悉羅伯特·亞當斯早期作品的人都知道,他有著明確和穩定的風格偏好,而且他接受的學術訓練也使得他十分注重攝影實踐的歷史脈絡。對美國西部風景攝影中風格和主題的演化,羅伯特·亞當斯十分自覺。如果說他較早的攝影集《新西部》(The New West:Landscapes Along the Colorado Front Range)書名平實,1977年出版的《丹佛》(Denver: A Photographic Survey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書名已透露出他要表現的的確是一個新西部——自然景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正在人力的影響下快速變動,那么1984年在光圈出版的《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孩子》(Our Lives and Our Children: Photographs Taken Near the Rocky Flats Nuclear Weapons Plant)則令他感到焦慮。他對蒂莫西·奧薩利文克制風格的推崇,與對安塞爾·亞當斯浪漫風格的背離,都建立在翔實而準確的學院風格的論述基礎之上。這種寫作的激情,在真正的學院中人貝歇夫婦那里反而是從來都看不到的。
出生于1930年代的攝影師里,中平卓馬和羅伯特·亞當斯都勤于寫作。他們為攝影展和攝影書寫過不少評論,不僅深入思考了個人和同行的經驗,也習慣從歷史角度來評估眼前正在發生的事情。有時候,他們對世事有著極為不同的判斷,選擇也截然不同。同樣參加了“新地形”展覽的劉易斯·巴爾茨(Lewis Baltz, 1945-2014)就以朋友身份規勸過羅伯特·亞當斯,不要過多地介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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