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2日，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舉辦了“章培恒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座談會”，會議以線上和線下兩種形式展開，數十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會議并發言，為我們重現復旦大學杰出教授、古籍所創所所長章培恒先生作為文史大家的學問風骨。

章先生是共和國培養的第一批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代表。他一生學術成就卓著，在古籍整理、文獻考證以及學科建設等方面均有突出貢獻，尤其精于文學史著述，與駱玉明教授合作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新著》，成為中國現代學術發展的里程碑之作。章先生一生幾經磨難。先是1954年因受胡風案牽連，被開除黨籍；1999年又罹患癌癥，此后病情幾經反復，于2011年6月7日去世。他雖生平遭遇坎坷，但百折不撓，以有限的時間精力，追求永無止境的學問。其為人任真敢言、耿介率性的俠士風骨，尊師重道、提攜后輩的處事風范，至今令人追慕緬懷。1983年，章先生在復旦中文系1979級畢業生的畢業紀念冊上題了四句話：“追求真理，鍥而不舍，縱罹困厄，毋變初衷。”這幾句話也可以說是其行實寫照。

“章培恒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座談會”現場

游觀中外，縱橫古今

關于章培恒先生的學術貢獻，與會的各位先生、學者多有談論，涉及章先生在文學史著述、文獻整理考證、學科建設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

復旦大學陳志敏副校長深切緬懷章培恒先生數十年來為中國文學史的研究、為中國文學學科的建設，特別是為復旦大學中文學科的持續發展所作的杰出貢獻，并表達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謝。他表示，章先生“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文學史家精神、誨人不倦的師道風范，薪火相傳，日久彌新。章先生獨立思考、求真務實、追求卓越的學術品格，永遠值得我們緬懷和發揚光大。他提到2018年章先生入選首批“上海社科大師”，作為文史研究的名家大師，他的治學精神獲得了禮贊，同時希望像章先生這樣老一輩優秀學者所鑄就的學術品格，能夠得到后輩學者的繼承和發揚。

人民教育出版社原社長馬樟根先生曾擔任古委會副主任，他主要談及章先生在古委會工作中的貢獻，認為幾十年來高校古籍整理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績，與章先生在規劃制定、培養人才、成果評審方面的努力分不開。武漢大學古籍所宗福邦教授也曾向他提及，武大古籍所《故訓匯纂》《古音匯纂》兩本大型工具書，之所以能夠順利完成，都離不開章培恒先生給予的寶貴幫助。

復旦大學王水照先生的發言提到，他最早關注章先生的學術研究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看到他一篇論晚清譴責小說的論文，當時就覺得這是一位文章高手。他認為章先生一生治學特點是，凡事勤于思考，絕不人云亦云，敢于提出經過認真研究的獨立見解。其第一部著述《洪昇年譜》雖是譜學之作，但重點解決洪昇所謂“抗清復明”的思想爭論問題，是一部別具特色而充滿理論色彩的年譜。他的第一部學術論集命名為《獻疑集》，其中收錄諸多質疑商榷之名作，如《西游記》非吳承恩所作，施耐庵與《水滸傳》，《辨奸論》乃蘇洵真作等等，均是數萬字鴻篇巨制，連主張《辨奸論》為偽作的權威史家也贊為論證嚴整、無懈可擊。王先生還特別提到章先生晚年病中艱苦編著《中國文學史》的情形。他認為像《中國文學史新著》增訂本導論之類的文字，洋洋灑灑，一字不茍，章先生生命之火雖已經快萎，而學術生命力仍旺盛不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以用來評價章先生著史的成果。復旦大學朱立元教授認為章先生學問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并不局限于古代文學或古代文論，也十分重視文藝理論、哲學理論。他作為古典文學研究專家而非研究文藝理論的學者，提出以人性為線索來貫穿文學史的研究，這是很了不起的，其理論功底之深厚，令人敬佩。

日本京都大學金文京教授重新翻閱了章先生跟駱玉明教授合編的《中國文學史》，他認為這本書有很多精辟的見解，確實是部經典著作，同時也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他期待年輕學者積極去挑戰章先生留下來的這些問題甚至提出不同的見解，這樣才是在真正意義上對章先生學術精神的繼承和發揚。而駱玉明教授提到，章先生最初是想寫一部理論性比較強的著作，原本的題目是《中國文學的路》，后來才變成文學史。他們寫作文學史的背后，其實關注著中國人的發展、中國的命運這樣更深的問題。所以要以人性的發展作為文學史的線索，這其實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的理論背景之上，關心人的自覺與自由，人的本質完成。所以古代文學的研究，對于章先生來說，也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

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援引愛因斯坦在《理論物理學的原理》一文中的最后一句話“在永恒的前進中，迅速取得勝利”，認為章先生正是這樣一位“永恒的前進者”。他覺得《中國文學史新著》的最大突破在于“史識”，集中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原書在“以人性的發展”作為貫穿中國文學演進基本線索的基礎上，將這種發展與文學的藝術形式和美學特征的演變結合起來，尤其強調了文學作品形式和內容的密不可分。二是在文學史的分期上，《新著》改變了過去以王朝興替作為分期依據的一般做法，努力根據文學演進自身的面貌、特征加以區分和呈現。他認為章先生真正做到了“成一家之言”。更為可貴的是，章先生質疑問難的鋒芒不僅指向他人，同時也指向自身，對自己的論著始終保持著批判的距離，其學術精神鼓勵后來學者“在永恒的前進中”不斷取得新的勝利。南京大學程章燦教授亦主要從兩個方面總結了章先生的學術成就，一是其開創性的文學史研究，認為章先生的《中國文學史新著》無論是對于學術界還是對于作者個人來說，都是不斷自我突破的成果，提出了諸多開創性的文學史思想，他主張文學的進步與人性的發展同步，特別重視文學形式的演變過程及其重要性，并提出了文學的古今演變的觀念。又認為這部著作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傳統、八十年代以來的思想解放思潮和章先生個人一生學術探索三方面因素凝聚而成，是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二是其在學科建設方面的奠基性成就，認為他在明代文學、文獻研究等方面培養了許多杰出學者，他們的學術貢獻在學界已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同時在古典文獻學、版本學、東亞漢籍版本學、古籍印本鑒定等方面，還培養了一支實力雄厚的文獻學團隊。而學科建設方面，章先生在國際漢學領域也貢獻頗多。他最早主持翻譯了《中國詩史》，使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海外漢學研究的成果。

浙江工業大學梅新林教授重點分析了章先生提出的“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的命題。他認為這一命題有三方面的意義：一是學科意義，標志著學科的延伸和拓展，嘗試填平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兩個學科的鴻溝。二是學位學科的意義，對于學習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不同學科的學生，身份與知識層面都有鴻溝，在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外再設立“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的二級學科，則在困境中指出了一條出路。三是方法論層面的意義，即不僅強調貫通研究，而且重視“互觀”，以古今文學互為坐標，互為參照。華東師范大學胡曉明教授也談及章先生創設“中國文學古今演變”博士點一事，當時報批這個博士點頗費周折，但最終得以建立，成為全國獨一無二的一個博士點。胡曉明教授覺得這個學科背后包含著非常有分量的學術思想，即把中國文學看成一個整體，看成是一個有思想的學科，這是非常難得的。章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具有一流學術和思想品格的學者。

首都師范大學左東嶺教授談到章先生考證《西游記》作者問題的《百回本〈西游記〉是否為吳承恩所作》一文，認為這篇文章給他以振聾發聵之感，體會到“疑問式閱讀”是學術研究最重要的能力和意識。他深為章先生的學術感悟和論證能力所折服，報考博士生時也曾考慮選擇章培恒先生作為導師，雖因種種原因未能如愿，但章先生學術魅力的影響，在他的學術研究中已經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章先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曾編集他的多篇實證性論文，取名為《獻疑集》，左教授覺得其集名十分恰當地概括了作者的治學風格。北京大學廖可斌教授認為，章先生客觀上已經構建了一種完善合理而又富有個人特色的文學史研究的模式，成為將專精之學與人文理想結合起來的一個典范。在專精之學這方面，追求真實，追求創新。在人文理想方面，章先生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信徒，在如何準確地理解和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內涵方面，其有自己深入而獨到的思考。他將學術研究與自己對人文理想、社會理想的追求結合起來，這正可用王元化先生所謂“有學術的思想，有思想的學術”兩句話來概括。西北大學李浩教授同樣總結了章先生的學術貢獻，他認為有三個方面：一是明清文學研究和古代文學的專題研究，二是古籍文獻整理的研究，三是古今文學的演變和中國文學的打通研究。北京外國語大學魏崇新教授認為章先生的學問有兩個特點：一是治學作風嚴謹，富有懷疑精神和問題意識，保持獨立思考，不迷信權威。二是廣博與專精結合，打通了文獻、文本、理論間的區隔，也打通了中國古今文學的界限。

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稻畑耕一郎教授談到章先生在推動國際交流方面的貢獻。復旦大學古籍所、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與早稻田大學中國古籍文化研究所每年召開的國際研討會，成立之初得到了章先生的大力支持。此外，章先生1979年作為第一位到日本講學的中國學者，當時培養了許多青年學人。章先生一直很關心日本漢學界的研究動態，積極推動中日學術交流。他還提到章先生逝世一周年出版的《不京不海集》，覺得章先生的學問非常獨立，可以說是“不京不海，亦博亦雅”。其不畏學術權威，不拘泥于舊套，追求學術真理，值得后輩學者學習。復旦大學馬美信教授則提到章先生學術受到日本漢學的影響。他覺得章先生赴日講學是他學術生涯的一個轉折點。比如關于文學史的三段分法、《西游記》作者問題的考證，就受到了日本學者的影響。

一些專家學者還具體談到了章先生學術生涯之點滴，如南京師范大學陳書錄教授特別談到章先生對創建中國明代文學學會（籌）的重大貢獻，指出章先生籌備明代文學學會有統領全局的整體觀念，團結同仁的謙虛精神，尊重師長、提攜后學的大家風范，以及親力親為、深入細致的工作作風。復旦大學胡令遠教授則回憶起章先生組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的往事，當時已病魔纏身的他為此付出了極大的心力，令人動容。上海圖書館陳先行研究員和復旦大學吳格教授，又分別述說章先生當初主編《全明詩》的經歷，其投入精力之多，對自己要求之高，至今令他們感懷不已。

“章培恒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座談會”現場

尊師弘道，育士惠人

參加會議的學者專家多是章先生生前好友或學生后輩，憶起先生往事，自然多涉及師友相處之誼以及先生對后輩學者的關心提攜。

全國高校古委會主任安平秋先生回憶起章先生對他的老師蔣天樞先生的恭敬與盡心盡力的往事。第一件事是1988年6月上旬，他和章先生一同入住蘇州的南林賓館審定《近代小說大系》的點校，曾親眼目睹章先生躬身接聽獲悉蔣天樞先生去世消息電話的場景，多年之后，章先生如同《史記·滑稽列傳》里所說的“簪筆磬折”中的“磬折”的形象仍然歷歷在目。第二件事是蔣先生去世后，家屬想將蔣先生生前的藏書出售。為了談到更高的價格，章先生親力親為，反復奔走，最后古委會以較高的價格收購，并在古籍所成立“蔣天樞文庫”，使事情得以圓滿解決。胡曉明教授也提到，自己以往經常在王元化先生家中見到患病之前的章先生，王先生當時擔任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名譽主任，章先生總是不辭辛勞，每月都親自將兼職酬金送至王先生家中。

章先生對前輩、老師恪守學生之禮，生前身后均盡心盡力，他對于晚輩學者同樣也是關心有加，盡力提攜。許多專家學者都提到章先生對他們學術與生活的種種無私幫助。復旦大學古籍所陳建華教授回憶起和先師相處的點點滴滴。他是章先生獨立培養的第一位博士生。曾有一次，章先生囑他合寫一篇關于袁枚的評述文章，文章發表之后，得到174元稿費，章先生不取分文。多年之后，章先生提起這篇文章說：“以后可以作為你自己寫的論文，收入集子里面。”在香港工作期間，陳建華教授右眼視網膜脫落，三經手術，未經痊愈。章先生特地打來電話，以陳寅恪先生晚年盲目而不輟著述的例子勉勵學生。而那個時候，章先生自己也在同病魔艱苦斗爭。南京師范大學鐘振振教授深情談及先生對后輩學者的提攜和幫助。盡管與章先生素不相識，也非師生關系，但在他學術成長的過程中，每一步都得到了章先生的幫助。他還記得章先生創辦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之初，曾邀請其擔任兼職教授，而剛到復旦大學之時已是深秋，天氣寒冷，當時章先生冒著寒風在校門口等候迎接。他第一次上課時，章先生也親自到場，還鼓勵有加。這些都可見章先生對后輩學者拳拳關愛之心。

復旦大學黃霖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章先生對學生不同意見的包容，深感章先生是他從事古代文學研究入門的第一個引路人。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江蘇發現了施耐庵的一些材料，對于這些材料的解讀，黃霖先生與章先生之間觀點并不相同，但章先生對此并不計較，而日后此類事情還有不少。華東師范大學陳大康教授也說起類似的故事，當時正值章先生《中國文學史》出版，他寫了一篇評論文章，其中除了肯定意見之外，還有一些批評和建議，沒想到章先生不僅欣然接受，還特別邀請他參加此書研討座談會，會上章先生特別提到有幾位學者提出的修改建議，當時就點了他的名。陳教授之后指導學生，特別注意學習章先生這種胸襟和提攜后輩的氣度。

復旦大學陳尚君教授曾擔任復旦中文系79、80級本科生的輔導員，當時章先生任系主任，他對章先生印象特別深刻的一點是，在畢業分配時盡力為學生的工作和前途著想，做了大量實實在在的工作。而章先生秉持的原則是給年輕人以更多的發展機會。陳教授至今記得，1984年中文系組建第一屆學術委員會，當時他還是年輕教師，但也成為委員會一員。章先生還曾推動朱立元、黃霖、游汝杰三位年輕教師破格晉升教授，雖然最終未獲學校人事處通過，但章先生關心青年教師成長發展的善意，帶給他很深的印象。復旦大學吳兆路教授也憶及自己學術生涯中數次得到章先生大力鼓勵和幫助的經歷，這令他格外感動。復旦大學吳冠文副研究員是章先生晚年的助手，據她回憶，章先生在生命最后一段時間的治療費用非常高昂，大部分需自費。學校方面很關心先生的病情，表示能夠提供一些資助，但被先生婉拒。他表示，自己作為一名享受院士待遇的教授，工資津貼已經不少，他在報紙上讀到了當時正與乳腺癌抗爭的青年教師于娟的事跡，希望學校多幫助于娟這樣陷入困境的年輕教師。其關愛之心亦可見一斑。上海古籍出版社高克勤社長是復旦中文系79級的學生，他記得在學期間章先生曾為該班開設中國古代文學史、晚明文學研究、西游記研究、古籍整理實踐等一系列課程，而且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對于學生提交的課程作業，章先生都悉心批改，耐心指導。這種一絲不茍指導學生的態度，上海交通大學許建平教授也親身遭遇，記憶猶新，體會深刻。章先生對學生關愛有加，學生們也常思回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闞寧輝先生與高克勤先生在會上都曾提及，希望能夠盡快推動諸如《章培恒先生著述目錄》《章培恒先生學術年譜》《章培恒先生學傳》《章培恒先生全集》等學術著作的整理編輯，以嘉惠學林。

“章培恒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座談會”現場

率性耿正，高士風骨

章先生在學術上成就頗夥，對學生關愛有加，而在日常生活中，他愛憎分明，耿正敢言，懷有百折不撓的理想主義精神，同時至情至性，灑脫達觀，頗具俠士風骨，是這個時代很難見到的“真”人。

章先生一生幾遭困厄，但始終堅韌地探索真理。日本金澤大學李慶教授清晰記得自己曾有一次問起章先生：“您那個時候被打成‘胡風黨’以后，內心是怎樣的感覺？”章先生回答說：“你念過魯迅的《野草》和《隨感錄》嗎？”他隨機釋說《隨感錄·六十六》：“自然賦予人們的不調和還有很多”，“然而生命決不因此而回頭，無論什么黑暗來防范思想，什么悲慘來襲擊社會，什么罪惡來褻瀆人道，人類的渴仰完全的潛力，總是踏著這些鐵蒺藜而前進”。上海大學董乃斌教授憶及自己和章先生的交往，他的總體印象是先生特別崇拜魯迅，愛憎分明，又俠義豪爽，熱心助人，內心的感情非常豐富，同時有一種內在的幽默感。又為人特立獨行，雖然飽受挫折，但都沒有因此屈服，而是讓生命發出更強烈的光芒。復旦大學陳思和教授記得曾為章先生編過一本《災棗集》，其中收錄了先生在報紙上發表的各類文章。章先生特別寫了一篇較長的序，花了很長的篇幅質疑及回應顧頡剛女兒顧潮對魯迅的批評，相比于一些研究魯迅的學者的緘默，章先生則敢于仗義執言，他還另有一篇文章取題《今天仍在受凌辱的偉大逝者》，為魯迅辯護，行文語氣激越。陳教授認為，章先生雖然是古代文學研究者，但在履行新文化運動的使命層面，他一直走在我們前面，是我們每永久的學習榜樣。復旦大學出版社原社長賀圣遂先生回憶，自己曾勸說章先生為人做事不必太認真，有些地方可以適當妥協，章先生非常嚴厲回應說：“我并非這樣理解生活，理解人生，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你絕不能要求我放棄我的人格追求，而去適應別人的觀念。”賀圣遂先生對此印象尤深，他覺得有這樣人格魅力的學者，在今天的復旦大學乃至今天的中國知識界里都很難再見到了。就像《哈姆雷特》里的那句臺詞：“再也看不見像他那樣的人了。”

章先生生平對自己的要求和追求，甚至到了十分嚴苛的地步，復旦大學葛兆光先生回憶起章先生當初組織編寫《大學語文》，聯系葛兆光、嚴家炎、吳福輝、廖可斌諸先生分頭編寫《大學語文》中的古代詩文、戲曲小說，現代散文、小說戲劇部分。章先生自己負責撰寫系統性的總說。但這部《大學語文》至今也沒有面世，葛先生認為，這是由于一來章先生是位理想主義者，他對新編《大學語文》設計了一個非常理想化的高標準，覺得已完成的稿子尚不夠理想。二來章先生做事請不愿意借他人之手，當時他的身體已經不行了，但又不太能統合他人的力量，所以一直未能完稿。

座談會上，許多代表都提到章先生平素愛讀武俠小說，認為章先生本人身上也有俠氣。復旦大學汪涌豪教授理解古代俠士所表現出的一個鮮明特點是不置生產，好劫富濟貧，章先生為人處世也或顯出俠士的風范，他日常生活不算非常富裕，但若朋友遭遇困難，常慷慨相濟，甚至可以借錢助人。對此，賀圣遂先生在和章先生往還之際，也多親歷耳聞，深有感觸。而吳冠文老師還提到，章先生是位典型的性情中人，他不但撰寫過關于現當代武俠小說的學術性很強的論文或演講稿，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寄情于武俠小說。他的臥室床頭經常放著這類小說，最后一兩年，他身體狀態稍微好些時會全力撲在《中國文學史新著》（增訂本）、《玉臺新詠》相關研究和《不京不海集》的增訂事宜上，身體虛弱的時候經常捧讀《云海玉弓緣》等武俠小說。有時候學生們怕看書影響他休息，勸他臥床靜養，他卻回答：“這些武俠我都看得熟透了，所以不會再有想要一口氣看下去的沖動，以此打發時間反而不會累著。”不知道是武俠小說中俠之精神影響了他的個性，還是先生天性中本就存在這種使他與武俠世界相親近的特質。很多師友特別感動于章先生生前待人接物中的俠者風范。他持之以恒地關心退休工資較低的賈植芳先生，關懷病休在家的教師，因為他總是以極為低調的方式在做，所以諸如此類的事情常常鮮為人知。

章先生一生的學術研究、人格追求就是如此，“總是踏著這些鐵蒺藜而前進”。他尊重人道的力量，希冀激發人的完全的潛力。會議中多位代表反復提及，當今再難見到像章先生這樣的學者，這樣“真”的人、“大寫”的人。斯人已逝，典型長存，繼承并開拓章先生的學術事業、人格精神，應當是后輩學者需要繼續努力的一個方向。

附：

黃靈庚教授贈詩一首

章先生去世十周年有感

先生下世十春秋，

長憶遺言涕淚流。

俠義肝腸貫日月，

文章事業學尼丘。

高談今古一時傾，

交誼淺深滿座烋。

每至申城問故舊：

碑銘誰志發潛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