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的丈夫將被征召至疫情一線時，感覺就像他要重回戰場。我很擔心。我會用一個吻來送別他。”新冠疫情在美國爆發后，一位妻子在即將送別退伍軍人丈夫時這樣描述自己的心境。對她來說，“英雄”與否并不重要，只求平安歸來。對這名軍人來說，應征是履行職責，大概也與“英雄”無關。

五角大樓在此次疫情早期公布指導文件時也明確說，“不要作英雄”。這不僅是保護也是紀律：在特殊環境下，履行本職責任，不冒險、不逞強；在信息不明或出現問題時，嚴格遵守紀律，不冒泡、不吹哨。

軍隊戰斗力的根本不是槍長炮短，不是戰略和作戰思想，而是管理能力，是后勤、組織和人員的管理。如何確保戰時戰斗力、平時戰備水平，還是民事支援能力，大規模傳染病考驗的是指揮鏈條和部門政治抗打擊力，檢驗的是機構協調、物資調配、戰備與防疫等目標的平衡能力。

運行良好的管理體系和響應機制，在鼓勵一往無前的同時，應減小不必要犧牲。如果這是一場戰爭，美國、中國和所有其他國家一樣，會有人做出奉獻和犧牲，但任何一個“英雄”的“被”誕生也都可能是無必要甚至不幸的。

新冠疫情暴露了美軍的管理失位，也將引發調整和糾錯。歷史上當對手看“空”美軍時，往往也是它展現韌性和轉“多”的時刻。不捧不踩看美軍，此次疫情給了我們一次機會。

初期應對

1918年的H1N1讓美軍見識了病毒的可怕，之后數次戰爭中的斑疹傷寒、瘧疾等疾病帶來了巨大的非戰斗減員，十年前的H1N1則促使美軍完善了防疫體系。但在新冠疫情沖擊下，美軍百年戰“疫”積累再度暴露短板。自1月啟動疫情應對以來，不能說美軍毫無作為，但其措施的有效性受到了戰略定位、戰備要求、軍內和政軍關系等因素干擾，出現了層層管理失位。有失位，便會有人成為英雄或“狗熊”，有人“被英雄”或被“狗熊”。

與聯邦和某些州政府相比，美軍總體防疫機制的運轉還是有序的。疫情爆發初期，美軍采取的措施和力度雖然有限，但并不像白宮和美國社會那樣盲目樂觀。對于需要平衡全球戰備的美軍來說，整體應對是積極的，歷史上經歷過數次疫情打擊的美軍明白事態潛在的嚴重性，不斷迭代的疫情響應體系也不是擺設。

1月底、2月初，美軍由五角大樓抓總、北方司令部牽頭，按程序啟動了3551-13預案，要求各級各單位監控、排查、響應和控制措施到位，指揮及信息共享保持通暢。在那之前，社交疏離措施已經開始實施，除了必須接觸涉密信息與文件的人員，其他人最大限度地遠程辦公，同時升級軍隊內網升級，提高涉密工作上網的可靠性。所有重要儀式均被取消，包括晉升、退休、履職等。軍隊院校全面停課，冬季小學期畢業儀式取消，部分學員被安排離校，在校人員停止訓練與授課。國防部教育系統下屬軍人子女學校也轉為網上教學。

此外，國防部對于人員隔離和流動做了統一規定。3月上旬，美軍停止了所有因崗位要求而發生的非必要調動，時限60天，有效期至5月11日。這期間完成海外任務部署且必須回國的人員強制14天隔離，比如分批從阿富汗撤出的部隊。

訓練和演習均進行了調整，“歐洲防衛者2020”取消，“非洲獅2020”大幅減小規模，本土與海外基地均開始封閉管理，基層部隊開始探索兼顧防疫與訓練的途徑，如陸軍“氣泡”方案。

不過新冠與過往疫情太不一樣。快速蔓延、高傳染性、長潛伏期、軍隊環境的易散播性、前期的政治性輕視，很快便使美軍面臨困境。而羅斯福號無疑是最典型的案例。

羅斯福號上的疫情

如果美軍在這次疫情中的故事拍成影視劇，首個高潮大概會設定在4月的第一周：2日，羅斯福號航空母艦的艦長克洛澤爾因一封情況匯報及求援信被免職；7日，身處公共危機漩渦中心的代理海軍部長莫德利辭職。羅斯福號艦員送別克洛澤爾時的口號和掌聲，與莫德利之后登艦遇到的不滿與噓聲，形成了戲劇性的張力。

與美劇《末日孤艦》的情節相反，這艘4800人的大艦不是病毒肆虐陸地后隔絕海上的希望，卻是1995年美軍阿肯色號巡洋艦H3N2爆發的升級版。克洛澤爾的離艦，似乎是英雄登場與吹哨者的殉道；莫德利的離職，則像是美國政軍關系中“西服組”（文官）與“制服組”（軍人）關系的崩壞。但事情真的如此單純嗎？

對此，坊間的議論已經很多，爭權陰謀論、甩鍋避禍論，等等。對于事情的全貌，我們尚無法看清，但諸多疑問都指向政軍中高層在應對突發狀況時的管理失位。

時間倒退至3月初。羅斯福號訪問越南峴港，數十名水兵上岸過夜、“軍民聯歡”。這既是美越建交紀念的政治外交任務，也是美軍對華戰略信號。當時越南只有很少確診病例，且都在北方的河內。

當峴港兩名英國游客被確診后，上岸艦員隨即被召回艦。離越后，羅斯福號與同行的邦克山號進行了14天海上隔離，這期間防疫小組登艦。印太司令部和海軍高層顯然不是沒有防備，但對登岸官兵卻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誰的責任，是艦長、航母打擊群指揮官還是高層？

24日，就在海上隔離即將結束前，三名反應堆水兵確診。由于艦上沒有檢測設備，這三人出現發熱等癥狀后，咽拭子樣本被送往岸上實驗室。美軍目前只有兩家海外實驗室具有核酸檢測能力，較近的在韓國。檢測能力的普遍缺乏導致了海軍整體應對的滯后。同一天，三人被轉移下艦，與三人密切接觸的人員進入隔離，但艦上隔離效果有限，且僅對密切接觸者隔離已意義不大。海軍作戰部長吉爾迪同日表示，不會因為出現病例而讓羅斯福號終止任務周期。

25日，美軍發布第二輪全球“禁足令”。同日，防長埃斯珀就疫情舉行了首次新聞發布會，明確防疫措施不會在全軍“無差別”進行，處置權將下放到戰區和一線指揮官那里。翌日，美軍發布全軍疫情備忘錄，同樣強調了這一點。

處置權下放對于全球部署的美軍是有必要的，因為各地疫情環境和任務屬性及要求差異都很大。但問題在于，五角大樓、海軍、印太司令部均沒有明確各級部隊在面對不同情況時的備選方案，也未針對權力下放后的信息反饋與單位協調做出統籌安排。事后證明，平時的軍政、軍令系統與指揮鏈無法完全適應復雜、迅速且多變的疫情條件。在這期間，羅斯福號確診病例升至30多人，并拿到了約800份試劑盒，雖然杯水車薪但聊勝于無。菲律賓和南海任務改為駛向關島。

26日，羅斯福號抵達關島，開始大規模人員檢測。艦長克洛澤爾希望盡快全員下艦并隔離，但被否決。

打擊群司令、印太司令部、海軍部、五角大樓的主要考慮是如何權衡戰備需要和隔離措施，決定軍機未離艦，戰備任務不解除，而關島當地的收治能力也有限。不過，還是有1000人被較快安排下艦，只是不能離開碼頭隔離區。同時，高層繼續協調島上海空軍設施和當地酒店賓館，準備加大下艦隔離人數。艦上確診人數繼續上升，很快超過了100人。

30日，克洛澤爾忍無可忍，發出了那封被媒體廣為報道的郵件，“我們并非身處戰時……沒有必要讓水兵們去死。如果我們現在不采取行動，便無法照看好海軍最為寶貴的財產——水兵們”。他請求在艦上保留10%的人員，以保證核反應堆等關鍵設備的安全運行，其余90%全部下艦隔離，進行單人隔離，而非當時在碼頭采取的并不符合海軍部規定的集體隔離。

31日，海軍代部長莫德利向媒體表示，將在一兩天內完成總共2700人的離艦隔離。不過，太平洋艦隊司令艾奎利諾明確表達了與海軍部不同的意見，他拒絕為這一數字背書，并繼續強調艦上隔離的重要性，以便在必要時隨時重返戰備值班。此時，羅斯福號已完成1200人的檢測，已出結果中593人呈陰性，93人呈陽性。

4月1日，海軍作戰部副部長伯克召開發布會解釋海軍防疫政策，其發言對象顯然包括海軍之外的單位，不似維穩而更像是爭取支持。就在前一天，美軍運輸司令部在被問及是否準備支援海軍時，表示后者有足夠能力，不需要幫助。

2日，在沒有詳細調查的前提下，克洛澤爾被解職。官方理由是，他未經直接上級航母打擊群司令同意，通過非加密電郵發信，并抄送直屬指揮鏈之外的數十名軍方高層，間接導致郵件被泄露給媒體，這些違規行為造成了泄密和無必要的恐慌。

6日，海軍代部長莫德利飛抵關島，他對羅斯福號艦員講話，指向媒體泄露信函的行為是“背叛”，稱克洛澤爾作為艦長是天真或愚蠢的。在零星可聞的噓聲中，莫德利制造了一起軍政公共信任危機。

7日，莫德利在政治和輿論壓力下辭職。

8日，羅斯福號完成2874人的檢測，累計286人呈陽性，占了海軍確診總數的一半。截止當天2300多人下艦隔離。

9日，羅斯福號出現第一例重癥監護病例，他在3月30日檢測呈陽性，在島上與其他四人一同隔離。

10日，防長埃斯伯與海軍作戰部副部長伯克均表示在針對克洛澤爾的調查出結果前不會對他采取任何措施，且不排除重新任命他為羅斯福號艦長的可能性。

13日，在關島海軍醫院重癥監護室的這名水兵因醫治無效去世。這是美軍第二例新冠死亡軍人，首例現役。

此時，羅斯福號3900人（即81%）下艦隔離，92%的官兵完成了檢測，585人呈陽性，占海軍確診人數一多半。美軍因新冠死亡15人（統計不僅記入軍人），這名水兵外，一名新澤西州國民警衛隊成員，6名文職，2名家屬，5名承包商，死亡率0.3%，低于全美的4%。全軍感染率為每百萬人1222例，全美比例為1607。

戰略與管理

客觀來講，克洛澤爾的越級上告和抄送行為，破壞了軍中的指揮關系和信任。他是為兵請愿的好官和吹哨英雄，還是不講政治、沽名釣譽之徒？又或是為了對沖更大過失而主動自爆？此類誅心之論，無從評判。在克洛澤爾被免職十余天后，有報道稱，艦上其他軍官曾要求聯署那封“泄密”郵件，而克洛澤爾為保全他們的仕途拒絕了。

莫德利對公共危機的處理糟糕至極，作為代理海軍部長，他在軍備、財政等各方面所展現的領導力也談不上突出。但他的意外升遷是否為文官政府對軍隊高層的僭越，其對克洛澤爾“先免職、后批評”的處理是否“西服組”的極度膨脹？這些猜測可能讓人掉進陰謀論的陷阱。不過一周之內莫德利的解職和辭職是否為走狗良弓、替白宮“背鍋”？紐約時報4月12日的報道幾乎明示了這種可能性。

可以確定的是，我們所看到的并不是《K-19：寡婦制造者》。那部美式英雄主義電影取材于蘇聯歷史事件，艇長在核泄露事故后，為保全幸存艇員而葬送了自己的前程。在美軍當下缺乏統籌和領導力的應急管理體制下，所有人都可能成為指揮鏈條和政軍關系中的夾心餅。

今天的美軍，在大國競爭戰略的定位下，不敢也不愿戰備停擺。如何在全球部署、戰備維持和疫情防控之間取得平衡？此間的挑戰和壓力，小到軍人家庭、基層部隊，大到戰區和軍種，都能感覺到。

還是以美軍航母為例，其質量和數量冠絕全球，但依舊捉襟見肘。老艦維護周期習慣性拖延，新艦又遲遲不能服役，雖調整了部署輪換周期的安排，但無法解決根本問題。今年1月才從中東返回圣迭戈的林肯號，因杜魯門號出現電氣系統故障而被迫延長戰備值班長達3個月，創下美國航母連續部署的紀錄。而杜魯門號在完成第5、6艦隊部署之后返回諾福克的原計劃也因為岸上疫情而中斷，4月中旬依然“孤懸”西大西洋。福特號依然在美國東海岸進行測試，比計劃部署時間已拖后數年。太平洋艦隊的四艘航母華盛頓、里根、尼米茲、卡爾·文森號均出現新冠確診病例。

在羅斯福號疫情蔓延的同時，印太司令部的工作核心是如何進一步推進大國競爭準備。一方面是力推“印太作戰概念”，要求印太地區美軍各軍兵種之間、與盟軍友軍之間以更加固定化、持續化的方式建立訓練和作戰聯動。同時，按照2020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的要求，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4月1日向國會提交了一份價值200億的備忘錄，旨在推動“歐洲威懾倡議”的太平洋版本，計劃在未來5-6年從殺傷力、軍力結構、盟友與伙伴軍事關系、演習試驗和創新、后勤等各方面全面加強美軍的印太存在。

大國軍事競爭的定位，對美軍各軍兵種和戰區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如何在大規模非常規威脅下維持對后勤保障、政軍協調、組織和人員的有效管理，無疑將成為美軍疫情后的檢討重點，不宜低估美軍的糾錯和迭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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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祁昊天，系北京大學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