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那幢英國殖民時期建造的大樓里，抬頭望著古色古香的廊柱，忽然有一種穿越感。歷史仿佛在這里凝固，可以聽到尼赫魯從樓梯上走下的聲音。

一位建筑工提著一大袋裝修拆下的破磚爛瓦走過，猛地推開一扇小門，忽拉一下將袋子翻倒出去。塵土飛揚，頓時彌漫了整個展室，我從遐想中回到現實。

尼赫魯紀念館

位于新德里的尼赫魯紀念館是旅客的必游之處。這是一幢典型的不列顛式建筑，盡管長年失修，顯得有些蒼老，但整幢建筑的造型和規模，仍然會讓人情不自禁地遙想起當年它在印度人心目中的地位。

可以想象，1948年印度獨立一年后，尼赫魯作為首任總理住進這幢大樓時的心情。他躊躇滿志，這樣說道：“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

獨立日當天的尼赫魯

尼赫魯不是一個空想者。換到任何一個印度政治家，在那個時間走到這個地位，大概都會有如此的豪邁氣魄。

其時的印度，剛剛掙脫了英國殖民者的統治，也擁有了英國人留下的工業體系與英國人建立的政治制度，這個制度維護了印度這個多民族、多宗教國家近百年的穩定。

與中國相比，印度遙遙領先。按照工業總產值計算，印度當時已是世界第七大工業國，產業工人有600多萬，而中國只有120萬。1947年印度獨立時，其鐵路總長度達到約55000公里，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鐵路長度只有21000多公里。

印度似乎具有成為一流國家的一切資質，它需要的只是時間。然而，把時間快進到2017年，當我在孟買街頭與那些無所事事的年輕人擦肩而過，在重重霧霾中尋找“被刪除”的泰姬陵，在塵土飛揚的馬路旁繳納“跨邦費”時，這個國家與尼赫魯的夢想仍然隔著萬水千山。

紀念館的展廳里，有尼赫魯清晰的成長足跡。他從受教于私人家庭教師，到入英國哈羅公學，再到畢業于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接受了系統的英國教育。正是英國后來出現的民主平等的政治觀培育了他們這一代印度精英的民族獨立思想，但也正是這樣的政治觀束縛了他們對于社會革命和傳統重構的認識。

展覽中有尼赫魯在英國殖民者監獄中寫的家書。在長達數十年的反英獨立斗爭中，他先后9次入獄。10年鐵窗生涯，磨礪了尼赫魯的意志，在1922年的庭審中他宣布，“在不到十年前我曾經或許更是個英國人而非印度人”，“接受了哈羅和劍橋絕大多數的偏見”，可是自那以后“我已經轉變成了一個‘叛逆’”。

盡管如此，他的叛逆仍然十分有限。至少在他作為印度領袖而搬進這幢曾經是英國駐軍最高統帥官邸的豪宅的那一刻，他的“革命”就注定了不會像中國革命那樣是轟轟烈烈和翻江倒海式的。

在政治體制上，尼赫魯仿照英國體制，建立了司法、議會、政府和教育系統。這一政治模式，是英國殖民者為在多民族多宗教的南亞地區鞏固統治、確保穩定而設計的。英國人對印度長達近百年的統治之所以有效，就在于他們遏止了可能出現的革命和造反。

英國人充分利用了印度社會千年來形成的穩定結構和秩序觀。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理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寫道，印度文化強調的是忠于社會秩序而不是忠于國家，正如種姓等級制度的地位比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高這一點所證明的。因而，在一個范圍里增進了統一的文化又在另一范圍里破壞了統一。

當殖民者不是要徹底打破殖民地原有的穩定的社會文化結構，而是轉而加固這種結構，或者利用這種結構來構建其統治的基礎時，革命將很難發生，原有社會中出現的現代因素也會被壓制或窒息。

以議會民主制為例。印度從英國那里“拿來”了這一套東西，號稱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不過和英國人不一樣，即便手里揣著現代的選票，印度人所思所想還是古老的種姓、等級和宗教。多數選民并不關心候選人的品行才能，而只看他們的信仰出身，這也是為什么印度議員里有犯罪前科的不乏其人了。至于政客們，為了贏得選票，則往往在“拒絕受精雞蛋”或是“保護母牛”這樣的議題大做文章，而不是去考慮如何改善民生。

莫迪與牛。在2月11日的一場活動中，印度總理稱將采取措施繼續改善母牛安全，“母牛是印度傳統及文化中的重要元素”。2019年是印度大選年，“保護母牛”再次成為焦點議題

據說丘吉爾當年擔心英國人撤出后，印度會大亂。后來的情況表明，他多慮了。印度沒有大亂，英國人也沒有“撤出”，或者說，形退而影未退，人退而制未退。接盤的官員們既認同殖民者定義的國家，也學會了利用種姓/等級、宗教/魔法來維護既得利益，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奈保爾稱他們為“模仿者”，這些人在努力爭取殖民時代不可能給予他們的地位的同時，又努力使他們自己和印度社會依然保持著對原有體制的依賴。1971年初，在旁觀了阿杰梅爾的一場選舉之后，作家無奈地寫道：“民主制度、法律實踐和權利意識，這一整套價值都被吸收進了另一套價值觀，都被吸收進了一個概念：戒律——印度的正道；由此而產生的歪曲有時候令人瞠目結舌”。

據美國學者邁克爾?理查茲的定義，革命“是一種制度對另一種制度的替代”。在印度，它更像是一種制度（民主制度）對另一種制度（種姓制度）的包裝，或者說“改良”，即便1947年后在政治、社會、經濟，以及政策趨向出現了不少變化，印度仍然行進在原有制度的軌道上。

事實上，就連聲勢浩大的獨立運動也稱不上摧枯拉朽，相反，它是通過對紡車、對傳統的追溯來完成的。或許，就像印度學者辛加爾所說的，對于印度人，甘地永遠會比馬克思更多地激勵他們。

對比印度，才會理解1911年以來的中國革命帶來了怎樣的不同——原有的階層打破了，土地進行了重新分配，婦女走出家庭的桎梏，義務教育開始推行，鐵路、稅收、郵政實現一體化，大規模的工業基建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很難想象，除了革命，還有什么其他方式能讓一個背負了數千年傳統的國家發生這樣的改變。

尼赫魯曾聲稱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仰慕蘇聯的成功，一度想模仿蘇聯的計劃經濟，建立起印度工業的基礎。但是，在種姓等級的沙土里，現代工業該如何奠基，沒有“剔骨還父”式的社會革命，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又該如何推動呢？

革命當然要付出沉重代價。但是，只有行走在印度的城鄉之間，只有站在這幢充滿帝國氣息的大樓之中去看尼赫魯那一代領導人，你才會真正理解革命的意義與作用，以及革命是怎樣拉開了中印之間的距離。

作者在尼赫魯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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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剛，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人民日報高級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