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循環經濟概念進入國家文件，即2004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大力發展循環經濟，逐步構建節約型的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循環經濟在中國的探索、推動和深入實踐已歷經20年。當下面對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任務，可以從這20年的循環經濟歷程中，總結出怎樣的經驗，未來又如何走向綠色永續之路？

2024年11月7日，在進博會上海會議之一，由澎湃新聞主辦、長三角循環經濟技術研究院做學術支持的“凈零碳城市：推動循環經濟的跨國協作”論壇上，一場題為“中國循環經濟：20年經驗與未來之路”的圓桌討論回應了以上問題。

本次討論由同濟?學?態?明與循環經濟研究所所?、?三?循環經濟技術研究院院?杜歡政主持，天津大學法學院院長、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孫佑海，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英國）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關一松，寶馬集團副總裁吳燕彥，以及劍橋大學志奮領學者、綠色光年創始人倪歡，從法律制定與實施、國際交流與合作、跨國企業的實踐以及社會組織的作用等方面展開分享，提供了多元視角和務實見解。

循環經濟的制度引領，從立法探索到“雙碳”目標

杜歡政教授首先指出，在中國循環經濟20年的發展歷程中，政府發揮主導作用，企業是產業的主體，公眾是循環的主力，社會組織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各方共同推進。

孫佑海教授曾任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法案室主任、循環經濟法起草工作小組組長。如今他仍在環境資源保護法學和司法學領域躬耕，為生態文明法治做出貢獻。在本次論壇上，孫佑海回顧到，《循環經濟促進法》的起草和實施過程中，經歷了諸多探索，包括與已有法律的銜接，以及制度創新的挑戰等。最終，這部法律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將循環經濟從一個大眾陌生的理念，上升到法律層面；區別于當時海外立法的末端處理模式，針對從源頭進行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體系，便于配套實施；在世界上引領了循環經濟發展潮流，獲得了國際社會認可。

孫佑海強調，中國循環經濟的立法過程中，有三點經驗值得總結：一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走自己的立法道路；二是在體制方面有所創新，與其他國家側重環保部門末端治理的模式不同，中國強調從源頭出發，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動員全社會參與來做循環經濟；三是在理論方面有所創新，中國有諸多關注可持續發展、循環經濟的學者深耕多年，引領了制度的設計；四是在法律制度的貫徹實施上取得了顯著成就，政府、企業和市民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從倡導循環經濟的國際非營利性公益機構的角度，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英國）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關一松也分享了對中國循環經濟的觀察和思考。他談到，在十多年前的起步階段，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已經看到，中國是循環經濟的先行者，有很多出色的實踐，當時就對中國的專家和實踐者做了諸多訪談，并形成一份報告。也就是說，中國循環經濟的發展，具有顯著的作用和重要的意義，世界是看得到的。

關一松認為，中國循環經濟有幾大特征：一是立法和政策持續推動，起到顯著作用。在循環經濟立法之后，中國循環經濟的發展，有賴于五年計劃和多批試點項目推進。這些工作在全球起步很早，形成了非常先進的經驗。

二是采取了務實的策略。西方的習慣是設定一些愿景和目標，指出可以努力的方向。而相比歐洲近十年在循環經濟方面的激進做法，包括設定了較高的目標等，中國是更為踏實地逐步推動。比如，在生態產業園區方面，從有補貼的試點項目開始，根據報告數據，有80%的國家級產業園已完成零碳改造。這在全球范圍內也是引人矚目的成就。

三是循環經濟與“雙碳”目標結合。循環經濟本就與減碳緊密結合。中國2020年向全球宣布“雙碳”目標，2021年將發展循環經濟納入“碳達峰”十大行動之一。而在全球層面，直到2023年，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八次締約方大會（COP28）上，循環經濟才首次作為促進可持續生產方式之一被寫入文本。這表明中國的理念一直是領先的。

四是得益于之前循環經濟倡導者和國家層面的工作，企業對循環經濟實踐展現出高度的自主意識，特別是在新興的領域。比如，在動力電池回收領域，歐盟2023年出臺了電池法案，其路線圖中提到，2030年鋰的回收率要達到80%，而中國的寧德時代對此已能夠實現90%的回收率。中國循環經濟的實踐已經能領先于歐盟的遠景目標，是非常大的成就。

循環永續的理念推進，從產品設計到可持續教育

循環經濟的閉環，需要借助產業鏈和消費端的行動實現。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倡導之外，企業的實踐和社會組織的參與，是至關重要的。

作為從循環經濟先行者德國而來的跨國企業，寶馬進入中國已有30年，在中國建廠也有20余年，在產業鏈、消費端乃至城市系統之中，廣泛且深入地傳播和實踐著循環的理念。

寶馬集團副總裁吳燕彥，介紹了寶馬集團在循環經濟方面的積極實踐。她指出，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是非常重要的，豪華車品牌有責任去引領循環。也就是說，“無循環，不豪華”。

在全球層面，電動化、數字化和循環永續，是該公司的三大戰略支柱。早在1973年，寶馬就設立了首席環境官職務，考量公司整體業務是否綠色環保、是否有利于減碳。對此，企業長期深入循環鏈條之中，隨著技術的進展和觀念的革新，掌握每一步所需要的技術。比如，1994年，寶馬在慕尼黑郊區設立了回收拆解中心，會通過對不能上市的測試車輛進行拆解和再利用，研發最有效率的回收技術，并反饋給設計部門，使其能在設計階段就能對全周期充分考慮。該中心至今仍在運轉，對循環形成了有力的支持。在這些工作的基礎上，2021年慕尼黑車展期間，寶馬推出了全球第一輛以循環利用為主題的概念車，該車100%使用二次材料且可完全回收利用，其設計追求減少材料使用、簡化工藝、避免使用復合材料，并延長整個生命周期。這些理念將在2026年于沈陽投產的新世代車型中充分體現。

從面向未來的青少年的角度，綠色光年創始人倪歡闡釋了自身對循環經濟的理解。她早年就在自家打造了小型的循環系統，包括配合新能源汽車的銅銦鎵硒薄膜太陽能電站、廚余垃圾堆肥和魚菜共生系統等，吸引了眾多國內外人士參觀訪問。因為訪客太多，倪歡走上可持續發展教育之路。她指出，目前學校方面缺乏可持續發展教育的課程，通過實際案例進行傳播，其公眾教育的效果是顯著的。比如蘇州工業園區之中，也有諸多非常典型的循環經濟做法。本次“跨國循環的行動十佳案例”，對生態環境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的從業者來說，是一份很好的參考。希望能將更多循環經濟的案例和理念，傳遞給更多學校和社區。循環經濟是面向未來的經濟，要為下一代創造更多發展和增長的機會。

法制、外交與人才：面向未來的永續之道

論壇最后，各位嘉賓用一句話表達了對中國循環經濟未來20年的期望。

孫佑海期望，在生態環境法典語境下，完善循環經濟法制，令中國的循環經濟取得更大成就；關一松希望，中國可在已取得的循環經濟優勢基礎上，推動循環經濟外交，在全球價值鏈中建立領導力；吳燕彥呼吁，循環經濟需要每一個人的參與；倪歡則期待，能夠構建社會各界參與的循環經濟未來人才的培養機制。

主持人杜歡政教授則強調行動的重要性，呼吁從各個行業、產品和環節逐步落實循環經濟理念。中國循環經濟已走過20年，從原來的無序化、低技術的“游擊隊”走向有序化、系統化、高技術的“正規軍”。“循環經濟要變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這是中國循環經濟發展的長遠目標。”杜歡政總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