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以來，在以色列和伊朗完成第二輪沖突循環的同時，以色列在黎巴嫩與真主黨的沖突愈演愈烈，在加沙與哈馬斯的沖突仍在延續，而被視為巴以沖突重要影響因素的美國大選也已迫近。當前，盡管巴以沖突仍然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但經過一年的沖突后，無論是“抵抗之弧”還是以色列等巴以沖突的主要當事方，都已經陷入力量嚴重透支的困境，而疲于應付的美國也已經陷入了嚴重的戰略疲勞。

當地時間2024年11月1日，黎巴嫩貝魯特南郊，數棟建筑在以色列軍方空襲中被夷為平地，一名男子走過受損的建筑。本文圖片 視覺中國 圖

筆者曾在上一篇專欄文章中指出，從當前巴以沖突的演進看，無論形勢發展向好、向壞，沖突都可能正在接近重大的轉折。盡管向好、向壞的積極和消極因素同時存在，沖突是轉向緩和、和平，還是走向更大規模的沖突和戰爭，仍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但走向緩和的幾率應高于走向大規模沖突和戰爭的幾率。（劉中民：《辛瓦爾被殺后，本輪巴以沖突或已接近關鍵拐點》）

巴以沖突究竟是向著緩和還是升級的方向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巴以沖突相關各方如何在其面臨的矛盾困境中選擇正確的方向。這些矛盾困境主要包括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戰爭與和平的矛盾困境，以色列與“抵抗之弧”戰爭與和平的矛盾困境。

以色列與“抵抗之弧”：兩種沖突的復雜態勢

自2023年10月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以來，其沖突主要以兩種形式展開。其一是以色列與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以及胡塞武裝的沖突，其沖突在近一年時間內主要在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進行，但自2024年9月以來，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的沖突明顯加劇。其二是以色列與“抵抗之弧”核心伊朗的沖突，這種沖突自2024年4月以來從過去的暗戰升級為雙方互相打擊對方本土的直接沖突，且不斷升級，并在10月爆發了第二輪直接沖突。

因此，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沖突不同于以色列與真主黨和哈馬斯的沖突，當前中東的沖突有兩種，一種是直接沖突，即以色列與哈馬斯、真主黨的沖突，其沖突十分慘烈，特別是以色列絞殺哈馬斯和真主黨高層的方式異常殘酷，這是血淋淋的真實沖突；一種是間接的沖突博弈，即伊朗與以色列、美國之間的隔空沖突，這種沖突明顯具有預備、預警、管控的性質，而且美國、伊朗擁有避免沖突升級的共識。

10月26日，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目標進行空襲，作為對10月1日伊朗導彈打擊以色列本土的報復。然而，以色列并未像此前宣誓的那樣打擊伊朗核設施和石油設施，進而避免了以色列與伊朗的沖突升級為地區性戰爭，也完成了2024年4月雙方互相打擊對方本土后的第二輪沖突。

當地時間2024年10月31日，黎巴嫩納巴蒂耶省希亞姆，煙霧從靠近定居點升起。

伊以沖突得到控制無疑是以色列、伊朗、美國三方之間復雜博弈的產物，以色列通過最大限度地威懾伊朗來牽制美國，并迫使美國加大對以色列的安全保障；伊朗在劃定以色列不得打擊其核設施和石油設施的所謂“紅線”的同時，通過第三方與美國進行協調，通過美國迫使以色列保持克制；美國則為了避免沖突升級殃及其中東戰略收縮，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間進行平衡。

在伊以沖突告一段落的同時，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的沖突愈演愈烈，一方面是以色列對黎巴嫩的轟炸造成大規模人員傷亡，多名真主黨高層領導被清除；另一方面是黎巴嫩真主黨在領導層遭到致命性打擊后，仍能體現出頑強的組織韌性和戰斗能力，并不斷造成以色列軍隊的傷亡。很顯然，相對于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哈馬斯的軍事行動，其對黎巴嫩真主黨的打擊的結果將更差。以色列不僅無法消滅哈馬斯，更無法消滅真主黨。不僅如此，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軍事行動長期化，以色列將陷入更加不利、進退失據的困境。

在黎以沖突加劇的同時，以色列與哈馬斯在加沙的沖突仍在延續，哈馬斯仍具備對以色列發起攻擊的能力，甚至10月20日在加沙北部炸死了以色列國防軍第401裝甲旅旅長達克薩上校，這無疑粉碎了以色列關于哈馬斯武裝力量已“基本消滅”的說法。

此外，以色列對聯合國權威的蔑視變得更加激進。以色列不僅在對黎巴嫩的軍事行動中攻擊和威懾聯合國駐黎巴嫩維和部隊，而且宣布拒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入境以色列，還通過國內立法禁止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救濟工程處的運作。

總之，在以色列與伊朗的沖突相對得到控制的同時，以色列與真主黨的沖突日趨白熱化、與哈馬斯的沖突慘烈，以色列極端偏執、迷信暴力的政策越走越遠。

新一輪巴以沖突不同于2000年中東和平進程陷入僵持以來的數次巴以沖突，它的沖突主體、范圍、烈度、影響均發生了深刻變化。過去的數次巴以沖突主要在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展開，且時間持續較短、烈度相對較低。新一輪巴以沖突則是以色列與伊朗領導的“抵抗之弧”之間的全面沖突，從沖突烈度、持續時間、地區和國際影響來看，它是1982年第五次中東戰爭以來最為嚴重的沖突，是以宗教政治組織（哈馬斯、真主黨、胡塞武裝等）為代表的非國家行為體全面參與的地區沖突，是以色列、伊朗、美國之間進行深度戰略博弈的沖突，是令美國在全面支持以色列與避免在中東再次陷入戰爭之間進行復雜動態平衡的沖突……因此，新一輪巴以沖突的走向也取決于這一系列矛盾的走勢。

當地時間2024年10月30日，黎巴嫩軍隊在阿拉亞-卡哈萊公路進行控制爆炸，煙霧從爆炸現場升起。

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戰爭與和平的矛盾困境

眾所周知，新一輪巴以沖突始于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以及以色列對哈馬斯前所未有的報復，并引發以色列與“抵抗之弧”的全面沖突。哈馬斯與以色列的沖突無疑是沖突的核心和沖突外溢的誘發因素，但沖突的根源異常復雜，在本質上它是阿以沖突、巴以沖突長期歷史與現實矛盾的產物，特別是2000年以來巴勒斯坦問題日趨邊緣化的產物。

以色列與哈馬斯沖突的基本邏輯是以色列在領土問題、難民問題、耶路撒冷問題、猶太定居點問題上采取激進政策，而哈馬斯在拒不承認以色列生存權、暴力抗以的基礎上，不斷對以色列的激進政策做出激進反應，使雙方形成激進對激進、暴力對暴力的惡性循環。但是其結果是雙方都無法實現自身的目標，哈馬斯根本無法實現消滅以色列、在整個巴勒斯坦建立政教合一伊斯蘭國家的烏托邦般的目標；以色列也無法實現通過消滅哈馬斯改善自身安全環境的目標。

以色列和哈馬斯沖突的悖論在新一輪巴以沖突中有更加殘酷和血腥的體現。哈馬斯和巴勒斯坦民眾付出數萬人的生命、加沙淪為廢墟的代價，但顯然其目標已成為不切實際的泡影；以色列同樣無法實現解救人質、消滅哈馬斯、加沙不再對以色列構成威脅三大目標，反而陷入了更加危險的安全困境和內外交困的政治危機。

從邏輯和現實的角度看，未來以色列和哈馬斯的關系大致會有四種可以選擇的方式。其一，雙方在內外壓力下實現停火并重歸惡性循環——即周而復始的“矛盾累積—沖突爆發—沖突加劇—沖突緩和”。其二，雙方繼續擴大沖突，尤其是以色列繼續堅持消滅哈馬斯等既定目標，使沖突向著更加惡化的方向發展。其三，走向冷和平，沖突后國際和地區各方協調雙方矛盾達成一定的危機管控措施，把懸而未決的問題暫時擱置。其四，雙方痛定思痛、回歸理性，以“兩國方案”為基礎談判解決所有問題，實現巴勒斯坦建國和以色列生存、安全得到保障的“雙贏”。

就目前的態勢看，雙方都有結束本輪沖突的需求，但就此走向和平解決所有問題的希望渺茫，雙方重回惡性循環的可能性極大，理想情況下有走向冷和平、暫時擱置矛盾的可能。

以色列與“抵抗之弧”戰爭與和平的矛盾困境

以色列與“抵抗之弧”的矛盾沖突是中東地區一系列矛盾綜合作用的產物。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伊朗奉行反美、反以和輸出革命的意識形態和對外政策，通過支持伊斯蘭主義組織擺脫地區孤立并和沙特爭奪地區主導權，而美國領導地區盟友長期圍堵和遏制伊朗，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推動以色列和“溫和阿拉伯國家”關系正常化、組建對抗伊朗的“阿拉伯版北約”，都促使伊朗選擇支持哈馬斯、真主黨、胡塞武裝以及伊拉克、敘利亞什葉派武裝襲擾美國以及以色列、沙特等美國地區盟友，對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等國家施加影響，擴大地區影響力，以抗衡美國的壓力。

在上述背景下，以色列與“抵抗之弧”的矛盾沖突不斷升級，并在此輪巴以沖突中形成連環式的沖突外溢，而伊朗和以色列的沖突是否升級為戰爭成為影響沖突走向的關鍵。介入巴勒斯坦問題既有利于伊朗在伊斯蘭世界爭取道義制高點，又有利于其通過培植代理人對抗以色列和美國。但是，伊朗支持哈馬斯、真主黨、胡塞武裝以及伊拉克、敘利亞什葉派武裝的做法，既缺乏國際合法性，在本質上無助于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甚至導致巴勒斯坦問題進一步復雜化。如果以色列和伊朗爆發全面戰爭，將更加不利于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而以色列利用其情報、安全、科技能力不斷打擊和摧毀伊朗境內外的重要目標，導致雙方的沖突循環上升。在新一輪巴以沖突中，雙方的沖突既有以色列與哈馬斯、真主黨、胡塞武裝等“外弧”力量的沖突，也有以色列和伊朗兩輪劍拔弩張、不斷升級但并未失控的沖突。

從邏輯和現實的角度看，近期以色列與“抵抗之弧”的關系走向存在三種可能的形式。其一，沖突全面升級，甚至走向以色列與伊朗的全面戰爭。其二，沖突全面降級，以色列與“抵抗之弧”的沖突全面緩和；其三，沖突部分降級，以色列與伊朗的沖突降級，但與哈馬斯、真主黨等力量的沖突繼續存在。近期內第三種形式的可能性較大。

當然，鑒于“抵抗之弧”的群體性和復雜性，從近期或長遠的角度看，雙方關系還可以有更多組合形式，但以色列和伊朗關系的走向無疑至關重要。目前伊朗的困境在于國內發展需要與領導“抵抗之弧”對抗以色列之間的矛盾。伊朗與以色列放棄對抗，既需要彼此政策調整，也需要美國放棄領導地區盟友對抗伊朗的政策，也就是需要以色列、伊朗、美國三方通過博弈放棄對抗、建立互信、走向和解。

從近期兩輪沖突來看，避免走向大規模沖突是以色列、伊朗和美國的共同需要，但以色列、美國和伊朗的結構性矛盾短期內無法改變。因此，從未來發展態勢看，就以色列與“抵抗之弧”的沖突來看，以色列、伊朗、美國都有控制沖突升級的訴求，以色列和伊朗走向戰爭的可能性不大，伊朗對“抵抗之弧”的支持雖不會放棄但將更加謹慎；對雙方構成考驗的嚴重問題是一旦再次出現對彼此重大利益構成嚴重傷害的突發事件，雙方如何應對。但以色列與“抵抗之弧”沖突的基本趨勢應是總體降級，其前提是以色列和伊朗不再傷害彼此的核心利益。

總之，以色列與哈馬斯以及“抵抗之弧”之間的矛盾發展演變，決定了新一輪巴以沖突的特殊性、復雜性，雙方都面臨在戰爭與和平之間如何選擇的矛盾困境，而美國中東政策、巴勒斯坦內部矛盾也是影響沖突的重要因素（過去的專欄文章已有探討，此不贅，可參見：（《巴以問題三大癥結難解，巴勒斯坦或面對更殘酷未來》；《細說哈馬斯與法塔赫的恩怨，和解之路在何方》）。

當前，在巴以沖突各方力量消耗嚴重和內外壓力不斷加大的情況下，沖突應越來越接近走向降級。但由于巴以矛盾與伊以矛盾的復雜聯動，以及地區安全環境總體惡劣，美國中東政策道義缺失等因素的存在，沖突全面解決的希望仍屬渺茫。沖突各方應在沖突緩和后，真正做出符合自身和對方利益的理性選擇，才有望使中東走出沖突循環的怪圈。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