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日，加沙地帶代爾拜拉赫，在以色列空襲后，一名巴勒斯坦兒童經過受損建筑。本文圖片 視覺中國

2023年新一輪巴以沖突的爆發、持續及其造成的嚴重后果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從歷史縱深的角度看，持續達一個多世紀之久的巴以問題是國際社會中持續時間最長、矛盾最為復雜、最難以解決的國際熱點問題，其根源在于它不僅是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之間，以及雙方各自內部矛盾的產物，而且還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外部干涉密切相關，也與地區格局特別是地區大國之間的矛盾存在復雜關系。

但是，從晚近的角度看，其具體原因則在于進入新世紀以來中東和平進程陷入停滯后長期累積的復雜矛盾。自2000年以色列總理沙龍強行進入阿克薩清真寺引發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以來，美國在推動中東和平進程方面的無所作為，以色列與哈馬斯（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三者之間的矛盾日趨復雜，都使巴以和談陷入了困局，而2011年以來的“阿拉伯之春”則進一步導致巴以問題在中東事務中日趨邊緣化。

從“9·11”事件爆發到2023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輪大規模沖突爆發，國際格局、地區格局和巴以問題本身均發生了深刻變化。其中國際格局和地區格局的變化是導致巴勒斯坦問題邊緣化的外部因素，而巴以雙方關系以及各自內部的變化，特別是以色列右翼化日趨嚴重，巴勒斯坦內部矛盾加劇，則構成了巴勒斯坦問題更加復雜、巴以沖突周期性爆發的根源。

2024年3月5日，加沙地帶北部，救援包裹被空投到加沙地帶北部。

美國中東戰略調整是巴以問題邊緣化的國際體系根源

在國際格局方面，美國中東戰略議題不斷變化，并轉向從中東進行戰略收縮，導致巴以問題的戰略重要性不斷下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以來美國片面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系正常化，嚴重破壞了政治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基礎。

在小布什政府時期，反恐與民主改造中東構成美國中東戰略的兩大目標，進而導致巴以和平進程日趨邊緣化；伊拉克戰爭爆發后，美國的中東政策更是“一直被伊拉克問題所主導”，而“巴勒斯坦問題被嚴重忽視”。直到小布什任期即將結束，美國才于2007 年下半年召開安那波利斯中東和平會議，但未取得任何成果。奧巴馬時期，緩和與阿拉伯伊斯蘭國家關系，放棄反恐戰爭政策并把反恐重心從伊拉克轉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對中東民主化采取更加務實的政策，推動伊核問題談判構成了美國中東政策的主要內容。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也恰逢巴以之間爆發新世紀第一次大規模加沙沖突之際，此后美國的全球戰略逐步轉向亞太再平衡，中東政策主要以推動伊核談判為主；2011年美國從伊拉克撤軍后，中東相繼爆發“阿拉伯之春”、利比亞戰爭、敘利亞戰爭、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異軍突起等重大事態，使美國政府始終面臨中東地區格局劇變與中東戰略收縮之間的矛盾。在此背景下，奧巴馬政府已無力顧及巴以和平進程，2013-2014年美國推動巴以雙方舉行的華盛頓和平談判均無果而終，伊核協議成為奧巴馬政府中東政策的唯一遺產。

在特朗普時期，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是在繼續進行戰略收縮、減少投入的情況下，通過遏制伊朗整合在奧巴馬時期日漸疏遠的盟友關系，重點強化美國與沙特和以色列的盟友關系，使其在遏制伊朗、反恐等領域承擔更多任務和成本，進而增強美國對中東事務的主導權。特朗普的巴以政策發生了嚴重的歷史倒退，其突出表現是美國在巴以問題上采取了明顯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企圖強推解決巴以問題的所謂“世紀協議”，其中包括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擁有主權；承認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部分領土的主權；建立一個解除武裝、沒有軍隊，即主權不完整的巴勒斯坦國。這完全顛覆了巴以和談的基礎。由于它嚴重背離國際法原則、聯合國決議精神、國際社會公平、公正和持久解決巴以沖突及中東爭端的廣泛共識，因此它注定是一樁很難被巴勒斯坦接受的單邊和強制交易。

為配合所謂的“世紀協議”，美國還極力推動以色列與“溫和阿拉伯國家”關系正常化，并使阿聯酋、巴林于2020年與以色列簽署關系正常化的“亞伯拉罕協議”，阿拉伯世界在巴以問題上聯合的能力和意愿因此遭到嚴重削弱。

拜登政府上臺以來，美國除繼續減少對中東的戰略投入相對明確外，并無宏大的中東戰略，其中東政策主要包括為減少中東對美戰略掣肘而進行政策調整。除了重提“兩國方案”外，拜登政府的巴以問題政策與特朗普政府并無明顯區別，并且繼續推進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并在2021年推動摩洛哥、蘇丹與以色列建交。

總之，進入新世紀以來，美國經歷了從小布什到拜登四任政府，其在中東的地位經歷了從霸權巔峰到逐步衰落的變化，這與美國中東戰略從強勢擴張轉向戰略收縮存在一定關系。在此過程中，美國面對的新議題、新挑戰不斷增多，以及美國轉向戰略收縮，中東政策更加狹隘、功利和缺乏公正性，導致美國對巴以問題的政策既缺乏足夠的動力，也失去了應有的公正，這是導致巴以問題不斷被邊緣化的國際體系根源。

2024年3月3日，加沙地帶，巴以沖突持續，以色列軍隊的車輛正駛出當地。

中東地區格局劇變使巴以問題地位顯著下降

中東地區格局的深刻變化，尤其是地區議題的多樣化使巴以問題在中東地區事務中的地位下降，地區國家矛盾的復雜化使地區國家難以在巴以問題上形成合力。

在地區議題方面，“9·11”事件以來中東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層出不窮的地區議題和熱點問題，并在客觀上削弱了巴以問題在中東事務中的地位，其中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的戰爭、美國推行大中東民主計劃、伊朗核問題、“阿拉伯之春”等重大問題對巴以問題的沖擊尤為嚴重。這一系列事件導致部分阿拉伯國家發生政權更迭，并引發了利比亞戰爭和敘利亞危機，“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活動猖獗，難民問題加劇，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議題層出不窮。多樣化的地區議題交互影響、相互疊加，且不斷變換，使地區國家既承受著來自美國和西方反恐戰爭、政權更迭、民主改造等深刻的外部壓力，同時也承受著民眾抗議浪潮沖擊政權安全、經濟發展乏力、族群和教派沖突嚴重、極端勢力猖獗等內部壓力。

中東地區議題的多樣化、復雜化不僅使巴以問題在地區事務中重要性遭到沖擊和稀釋，而且極大地分散了地區國家對巴以問題的關注，這些因素與美國的巴以政策日趨消極、巴以雙方及其各自內部矛盾復雜化交互作用，共同導致了巴以問題的邊緣化。

在地區國家特別是地區大國的矛盾方面，中東伊斯蘭國家之間矛盾加劇和陣營分化，部分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緩和，也是影響巴以問題邊緣化的重要因素。

首先，沙特與伊朗的陣營化對抗。沙特和伊朗的陣營化對抗構成了海灣乃至整個中東地區格局的重要特點，雙方的主要矛盾包括民族矛盾、教派矛盾、爭奪地緣政治主導權的矛盾。進入新世紀以來，雙方圍繞中東地區事務的矛盾與民族矛盾、教派矛盾疊加，進而導致雙方于2016年斷交，雙方的對抗呈現出陣營化、教派化、代理人化的特征，并在一系列熱點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代理人競爭。沙特與伊朗的對抗還對阿拉伯世界特別是海灣合作委員會的團結產生了嚴重消極影響，2017年沙特與卡塔爾斷交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沙特認為卡塔爾與伊朗關系曖昧。沙特與伊朗的關系自2021年以來才有所緩和，直到2023年才在中國斡旋下實現復交。從某種程度上說，沙特與伊朗的長期對抗為美國推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提供了機會。

其次，土耳其和沙特領導的“親穆斯林兄弟會陣營”和“反穆斯林兄弟會陣營”的矛盾。雙方的矛盾始于圍繞埃及穆兄會的爭奪。在2012-2014年穆兄會在埃及短暫執政到塞西領導軍方廢黜穆兄會的過程中，土耳其、卡塔爾支持穆兄會，而沙特、阿聯酋則反對穆兄會，并成為影響2017年卡塔爾斷交危機的重要因素。此外，雙方圍繞中東和伊斯蘭世界的領導權、熱點問題話語權等問題也存在尖銳矛盾，雙方的矛盾直到2021年以來才得以緩和改善。

再次，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系正常化的步伐加快。2000年以來，中東和平進程受阻，巴勒斯坦問題不斷被邊緣化，阿拉伯國家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集體合作的下降，為美國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系正常化創造了條件。特朗普政府上臺后，美國在巴以問題上采取明顯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并通過“亞伯拉罕協議”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關系正常化。

2022 年 3 月，以色列首次作為東道主邀請阿聯酋、巴林、摩洛哥、埃及四個阿拉伯國家外長以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舉行會晤，六方決定成立“內蓋夫論壇”，致力于推動務實合作。2022 年以來，以色列高層領導人還頻繁造訪阿聯酋、阿曼等海灣阿拉伯國家。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深受美國影響，并且進一步加劇了巴勒斯坦問題的邊緣化。

最后，伊朗、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國家在巴以問題上與以色列的矛盾上升，并通過為巴勒斯坦問題代言謀求地區話語權。1979年以來，伊朗一直通過反對以色列爭取道義制高點，并通過支持巴勒斯坦激進力量哈馬斯謀求在巴以問題上的話語權，導致伊朗與以色列的對抗不斷加劇。2002年土耳其正義發展黨執政以來，其外交向中東地區回歸，并以支持巴勒斯坦謀求地區熱點問題的話語權，導致土耳其與以色列齟齬不斷。在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走近，且沙特等阿拉伯國家與伊朗對抗加劇、與土耳其競爭加劇的情況下，伊朗、土耳其兩個非阿拉伯大國不斷通過支持巴勒斯坦、反對以色列謀求地區話語權。

總之，21世紀以來，特別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來，相對于過去阿以矛盾是中東地區的矛盾主線，中東地區國家的矛盾呈現出更加復雜多元的態勢，尤其是阿拉伯國家、伊朗、土耳其作為伊斯蘭國家的矛盾分化，都不利于地區國家在巴以問題上形成共識和團結合作，甚至出現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走近的重大變化。

巴以雙方及各自內部矛盾導致巴以沖突周期性爆發

從巴以關系看，以色列右翼化日趨嚴重，巴勒斯坦內部矛盾加劇，哈馬斯與以色列對抗加劇，都構成了巴以矛盾尖銳化、復雜化，巴以沖突周期性爆發的根源。

首先，從以色列方面看，以色列右翼化日趨嚴重，特別是內塔尼亞政府在巴以問題上奉行保守的修正派猶太復國主義意識形態，對巴勒斯坦執行強硬的政策，是造成巴以矛盾不斷加劇，巴以沖突周期性爆發的重要根源。

修正派猶太復國主義于20世紀20年代由澤耶夫·亞博廷斯基創立，并在當代被梅納赫姆·貝京、伊扎克·沙米爾、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等以色列領導人繼承，其共同特點是強調猶太人對巴勒斯坦“歷史權利”的絕對性，否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存在及其建國的合法性，并崇尚實力優先的強權哲學。

修正派猶太復國主義是以色列政府在巴勒斯坦領土、耶路撒冷、猶太定居點問題上堅持強硬立場，否定“兩國方案”的思想根源。內塔尼亞胡政府在領土問題、難民問題、耶路撒冷問題、猶太定居點問題上采取了更加強硬的政策。也正是自2009年內塔尼亞胡長期任以色列總理以來，巴以關系發生了嚴重倒退，巴以和談的基礎遭到嚴重破壞，以色列和哈馬斯在加沙陷入周期性沖突，直至2023年10月以來爆發新一輪巴以沖突。

巴勒斯坦方面，其突出的問題是內部矛盾更加突出，哈馬斯與巴民族權力機構之間的對抗造成巴勒斯坦內部嚴重分裂，而哈馬斯與以色列之間惡性循環的沖突，使中東和平進程遭到嚴重破壞并陷入停滯。

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利庫德集團領導人沙龍強行進入阿克薩清真寺，引發了持續近四年之久的巴勒斯坦第二次起義。據統計，僅2000-2003年，由哈馬斯等巴激進組織策劃制造的自殺性襲擊事件多達100多起。與此同時，以方也加大了對巴激進派別的打擊力度，頻繁實施“定點清除”行動。2004年11月11日，巴解組織的核心領導人阿拉法特逝世，哈馬斯和巴解組織均遭遇嚴重挫折。

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和2005年以色列軍全面撤出加沙地帶后，巴解組織與哈馬斯的分裂不斷加劇：2006年1月，哈馬斯贏得巴勒斯坦第二屆立法會選舉勝利，引發巴勒斯坦政壇地震；3月哈馬斯單獨組建自治政府；6月，哈馬斯宣布不再執行巴以停火協議，以色列借機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造成數百名巴勒斯坦人喪生。

2007年3月，巴民族聯合政府成立，但是兩派之間的分歧并未得到解決，雙方的暴力沖突反而愈演愈烈。2007年6月，哈馬斯從法塔赫手中武力奪取了加沙控制權。巴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宣布解散哈馬斯領導的聯合政府，同時組建新的聯合政府；哈馬斯拒絕承認阿巴斯的主席令，堅持其政府的合法性。巴勒斯坦陷入了約旦河西岸由法塔赫控制，加沙由哈馬斯控制的嚴重分裂，雙方的尖銳矛盾構成了巴以和談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9年以來，法塔赫與哈馬斯進行了多次談判，其議題主要包括組建和解政府，重新分配權力和制定選舉方案，改組和整合巴武裝力量及安全機構等，雙方也曾在沙特、埃及等國家的斡旋下達成和解，但卻從未得到真正執行，進而使巴民族權力機構和哈馬斯分治約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分裂局面延續至今。

伴隨巴民族權力機構和哈馬斯的分裂，以及哈馬斯和以色列的沖突成為巴以沖突的主要方式，巴以沖突的新模式已經形成，其基本邏輯是以色列在定居點、耶路撒冷等問題上采取激進政策，哈馬斯通過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等方式進行報復，引發以色列對加沙進行空襲等軍事行動。2008年、2012年、2014年、2019年、2021年數次程度不等的加沙沖突都具有這種特征，直至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以多種方式對以色列進行襲擊，造成以色列1200余人員傷亡，進而引發以色列對加沙發動大規模空襲和地面行動。由此可見，新一輪巴以沖突是長期以來矛盾累積的產物，是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以暴易暴惡性循環的結果。

異常慘烈的新一輪巴以沖突已經持續了將近5個月，并對巴以雙方、地區形勢乃至國際體系都產生了十分消極的影響。首先，巴以雙方都是沖突的輸家。巴以在本輪沖突中都付出了巨大代價，但雙方不僅無法達到既定目標，相反還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其次，巴以沖突外溢加劇地區緊張局勢。本輪巴以沖突在紅海方向、黎巴嫩方向、敘利亞和伊拉克方向的外溢和不斷升級，極大地加劇了地區緊張局勢，阿拉伯國家、土耳其和伊朗與以色列的矛盾均有所上升。最后，本輪巴以沖突對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產生消極影響。一方面，聯合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準則遭到嚴重破壞；中東地區和全球范圍內的族群和宗教矛盾更加突出，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導致全球安全風險上升。

從未來巴以問題發展趨勢看，盡管新一輪沖突使巴以問題引起全球廣泛關注，影響此輪巴以沖突的三大因素即國際格局、地區格局、巴以雙方及各自內部矛盾，均很難在短期內出現積極的變化。大國對抗特別是美國在巴以問題上的消極作用不利于巴以問題的解決，聯合國在巴以問題上的權威更是受到嚴重沖擊；地區內阿拉伯伊斯蘭國家雖然強烈譴責以色列，但均對卷入沖突和直接對抗以色列唯恐避之不及，更難形成制衡以色列的合力，而非國家行為體的胡塞武裝、黎巴嫩真主黨、敘利亞和伊拉克民兵武裝與美、以的沖突，只會加劇地區緊張局勢，對解決巴以問題無益。

在巴以方面，此次巴以沖突后雙方的力量失衡將更加不利于巴勒斯坦，使得巴勒斯坦方面每進行一次戰爭將失去更多領土的邏輯更加殘酷和血腥，而以色列的一意孤行尤其是對加沙乃至西岸的全面控制使巴勒斯坦被“占領”將變得更加具體。這是國際社會特別是巴勒斯坦方面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

（本文主要內容來自劉中民《國際與地區格局演進中的巴以問題》，載《思想理論戰線》2024年第1期。）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