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語】

北京大學歷史系藏《王文敏公手札》一冊，計有王懿榮信札11通，俱未刊。其中第七、第八兩通，多述及當時購書印書事。茲略加疏釋，分四次予以公布，以供喜好古書者一覽。

往期：

辛德勇讀“王懿榮尺牘”｜廠肆的冤家①：由遼至元的京城書肆

辛德勇讀“王懿榮尺牘”｜廠肆的冤家②：明代北京的書肆

辛德勇讀“王懿榮尺牘”｜廠肆的冤家③：清代北京的書肆

《王文敏公手札》中的第八通信札，內容稍顯散亂，但歸納起來，除了前面已經闡釋過的問題，主要述及兩類事項——一類是叢書的雕印辦法，另一類是吃酒席的“知單”。該信內容如下：

《文選樓叢書》既無《恒言錄》，想又是初出一撥，未甚全也。叢書往往如此。龔道未到弟處，故亦未往。初八日之局，尚未見知單也。昨宇文同年以鶴舟年丈之命見惠，則少賤不敢辭矣（弟亦有所思回敬，暫未謀得），弟尚未為之道喜。積許多客未拜，頃始向仙浦借外褂來，明日將入署。吃一頓官飯之后，繞東西城一拜客也（皆合回拜，積三四月者有之）。弟眉急紛如，并未得贖皮衣，事可知已。川信仍未來，盼念之至。《儀禮疏》已來，顧而樂之。此復

松兄大人  （昨夜馬逸不能止，今日疲憊一天，適來無數客）

下面我就推展開來，和大家講述一下對這兩方面問題的理解。

王懿榮與王守訓談及叢書和“知單”的信函

這通信札一開頭就談到的《文選樓叢書》，是阮元主持刊印的一套叢書。阮元既是清代的封疆大吏，也是一代著名學者。所謂叢書，是把兩種以上的書籍并作一套，大多按照統一的開本和版式刊行，但有時在形式上也并不統一。

中國古代存世較早的叢書，有南宋時期刊印的《儒學警悟》和《百川學海》。其后不斷增多衍繁，至明萬歷、崇禎時期，伴隨著印刷術上的“嘉萬革命”，數量呈現爆發式的增長，部帙也越來越大。到清乾隆年間修成《四庫全書》，遂使叢書的編纂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只是由于規模太大，連大清朝廷也無力刊刻行世，惟手抄七部，聊供觀覽。

晚明時期叢書的編刻數量雖大，但校勘不精，質量往往不盡如人意。清朝中期以后，版本學、校勘學都日漸精善，刻印叢書的質量隨之明顯大幅度提高。

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編印《叢書集成》，選入此《文選樓叢書》，所附提要稱阮元輯刊的這部叢書，其中“半為文達（德勇案：阮元謚文達）一人著作，半為同時學者所撰，而文達為之刊印者。文達為清代樸學大師，而此書實可代表乾嘉學術之盛”。言簡意賅，讀此可明《文選樓叢書》的基本情況和價值。

至明清時期，由于叢書部頭越來越大，所以很難在短時間內一次刊成，因而往往是先一種書一種書地刻，前后持續數年之后，才能匯印成整套叢書。《文選樓叢書》計收書三十二種，其部帙厚重者，如日本學人山井鼎的《七經孟子考文并補遺》，多達二百卷，因此也是持續刊印多年之后，才印成整套叢書。

檢視叢書中各種書籍的刊刻年代，其年代最早者如前述《七經孟子考文并補遺》，刻印于嘉慶二年，而梓行年代最晚的阮元《曾子注釋》，，則已遲至道光二十五年。這樣大家可以想見，這套叢書刻一種印一種，越早得到的種數就越少。

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的《文選樓叢書》提要，稱把全部三十二種書籍的書版匯印成為整套叢書，時在道光二十二年，是由阮元的從弟阮亨匯印成書的。不過這種道光二十二年的印本，肯定不會包含道光二十五年刻成的阮元《曾子注釋》，實際上也并不完整。

這種情況，是明清時期很多叢書的共同特點：書版是不同時期陸續刻成的，而書版刻成就一定會印有印本，于是我們會看到如下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每一個具體種類的書籍刻成之后，隨即單獨印制的本子。這種本子往往數量有限，而字鋒爽利，墨色鮮明，有時某些文字內容同后來與其他書籍匯印到一起的印本也會有所不同，可以看到作者或校勘者完善印本的過程。這種印本，可以稱作單印的叢書零種，講究的收藏者很喜歡。

第二種情況是全部所有種類尚未刻成之前匯印部分種類的早印本叢書。其種類多少隨印制時間而定。如上所述，越早印出的收書種數越少。不過版面和字跡的清爽程度，則是越早印的越好。

有意思的是，假如一個人在買書時遇到這種種數不全的《叢書》早印本，覺得它好或不好，這要取決于購買者的著眼點：著眼于一般翻著看用功的，通常會嫌它不全；而著眼于印本別具特色的，則會喜歡它印工好。

寒齋藏清嘉慶十年刊單行初印本《恒言錄》

王懿榮和王守訓談，這部《文選樓叢書》由于未收《恒言錄》，所以應該是一部早印的不全本。看樣子應該是王守訓向王懿榮討教，讓王懿榮幫助他把握這部《文選樓叢書》的優劣。

《恒言錄》乃錢大昕遺著，生前已寫定待刊。嘉慶十年，阮元繼子阮常生付梓刊版，卷末鐫“后學甘泉阮鴻北渚儀征阮亨梅叔校”題記一行。在嘉慶十年之后，直至道光二十五年，《文選樓叢書》還刊刻有很多種類，未收《恒言錄》的《文選樓叢書》印本，印行的時間當然很早，只是缺少的種類也很多。

審王懿榮“想又是初出一撥，未甚全也”的話，他明顯并不喜歡這種種類不全的早印本。當然他也深知叢書刷印的特點，所以特地告訴王守訓：“叢書往往如此。”在王懿榮買書的時候，書肆上好書實在比現在要多得多，對這種清刻本早印晚印的微小差別，他顯然并不在意；或者說與其版刻特色相比，王懿榮更在意叢書閱讀的完整性。

這就是王懿榮的判斷。現在的古籍愛好者在購藏古刻舊本時首先需要清楚，收藏是自家的事兒，每個人各有不同的喜好。自己該買什么不該買什么，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喜好定，不要看別人胡亂跟風。因為基于不同的角度，會有完全不同的判斷。

下面來看吃酒席的“知單”。信中先是提到有位“龔道”、亦即龔姓道臺來到了京城，但尚未來見王懿榮，因而王懿榮也沒有回拜。接下來提到的“初八日之局”是否同接待這位“龔道”有關不得而知，可能是招待他，也可能不是。看下文所說“昨宇文同年以鶴舟年丈之命見惠，則少賤不敢辭矣（弟亦有所思回敬，暫未謀事），弟尚未為之道喜”云云，似更有可能是參與“鶴舟年丈”的飯局。總之，相關背景不詳，無由強自揣測，存而不論可也。

在這里我只想簡單談談我對所謂“知單”的理解，和大家交流。根據清代小說等處看到情況，我理解這種“知單”是湊份子攢飯局用的。前面我在《公請逄子政的飯局》那一篇里已經講過，當時有所謂“公請”某人的慣例，即聚合一眾人等各自攤錢，一起來請需要招待的客人。張羅此事的人，預先寫出參與者姓名（也有活字印刷的），同時還會寫明每人分攤的飯費是多少，再打發下人送到每個人家里傳閱。接到“知單”后，同意參與者要在自己的姓名下寫上個“知”，習稱“打知字”。

這就是飯局的“知單”。有人會為趕場面硬往單子上湊，也有人礙于情面不得不勉為其難。古往今來道理都是一樣的，大家想想也就明白了（類似的“知單”不僅用于飯局，幾乎各種湊份子的事兒都可以發）。

人生在世不容易，很多人的生命都被各種無聊的應酬所耗去。可社會就是社會，王懿榮無由逃脫，而且誰也不能徹底逃脫。王懿榮在信中接著寫的那段話，即謂“積許多客未拜，頃始向仙浦借外褂來，明日將入署。吃一頓官飯之后，繞東西城一拜客也（皆合回拜，積三四月者有之）”，同樣是講這些無可奈何的應酬。

至于他“借外褂”、“贖皮衣”這些尷尬事兒，在《王懿榮的褂子、方子與老孫家的帳子》（案系《王文敏公手札》之第三通）那篇文稿中我已經講過，這里就不再重復了。還有“川信仍未來，盼念之至”，應該是在盼望在四川做官的老父王祖源的音信。光緒十一年十二月，王祖源扶病入都，翌年年初，歿于京城（王崇煥《王文敏公年譜》，附見呂偉達主編《王懿榮集》）。故此信應寫在光緒十一年王祖源入京之前。

這篇文稿從《文選樓叢書》這部叢書說起，下面再以《儀禮疏》這部書煞尾。王懿榮在這封信結尾處所說“《儀禮疏》已來”，應當是講清人張敦仁在嘉慶十一年重刊的唐賈公彥等《儀禮注疏》。張敦仁刊刻此書時聘請空前絕后的高手顧千里為之勘定文字，世稱善本。精善確實精善，可惜印本絕罕，極為難得。正因為如此，王懿榮在向族兄王守訓傾倒一大堆心煩的垃圾之后，才忽地因此而轉惱為喜，大呼“顧而樂之”。

黃永年先生藏嘉慶張敦仁刻本《儀禮疏》（據《心太平盦古籍書影》）

在這污濁不堪且令人煩悶不已的空氣里，手中有一本好書，確實能給傻乎乎的讀書人帶來很特別的樂趣。

2023年1月7日下午草記

2023年1月8日晚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