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語】

北京大學歷史系藏《王文敏公手札》一冊，計有王懿榮信札11通，俱未刊。其中第七、第八兩通，多述及當時購書印書事。茲略加疏釋，分四次予以公布，以供喜好古書者一覽。

往期：

辛德勇讀“王懿榮尺牘”｜廠肆的冤家①：由遼至元的京城書肆

辛德勇讀“王懿榮尺牘”｜廠肆的冤家②：明代北京的書肆

進入清代以后，情況開始有所變化。清人王士禛在《香祖筆記》中引述胡應麟所記明代書肆分布狀況后講到：

今京師書肆，皆在正陽門外西河沿，余惟琉璃窯廠間有之，而不多見。（王士禛《香祖筆記》卷三）

《香祖筆記》所記系康熙四十一年至康熙四十三年間事，這一紀事告訴我們如下兩點重要事項。

第一，北京城書肆的集中分布區(qū)域，在清代康熙年間，已經由城里移到了“城外”，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由內城移到了外城。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同北京城的整體發(fā)展密切相關，是北京城整體演變歷程的一項重要構成部分，這里暫不予多談。

第二，所謂“正陽門外西河沿”，也就是北京前門外西側內城護城河的“河沿兒”，這個地方，現(xiàn)在還叫“前門西河沿街”。大家看看現(xiàn)在的“前門西河沿街”東起前門大街，西抵南新華街，從南新華街往南一拐，就到了琉璃廠書肆街的核心地帶。這一地理位置清楚體現(xiàn)出“正陽門外西河沿”書肆區(qū)承上啟下的轉折地位，即上承正陽門內的傳統(tǒng)書肆區(qū)，下啟琉璃廠的新興書肆區(qū)。

《新刊真楷大字全號縉紳便覽》附繆荃孫跋（據《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本）

前面剛剛提到宣武門里鐵匠胡同刊售縉紳錄的葉家書鋪。有意思的是，在這家書鋪留存下來的那冊萬歷十二年春《新刊真楷大字全號縉紳便覽》的護葉上，有一篇清末民初學者繆荃孫在1916年寫下的題跋，其中談到：

丙辰十二月十九日，消寒弟（第）三集，同人集余云自在堪，兼祝蘇文忠公生日。余懸公象，以宋刻《東坡后集》、新刊明弘治《七集》《徑山石屋洞題名》陳列左右，積余（德勇案：“積余”為徐乃昌字）攜明萬歷十二年春季《搢紳》三冊見視，是阮文達公（德勇案：“文達”為阮元謚號）孔夫人之物。《瀛洲筆談》、《冬青館集》詳考之。時劉君翰怡（德勇案：“翰怡”為劉承幹雅號）重刻《京師坊巷志》，原仿《東西京城坊考》（德勇案：指清人徐松的《唐兩京城坊考》）為之。此書刊于西城鐵匠胡同葉鋪，補入，與《崇禎癸未登科錄》在正陽門里東城墻下張家、順治十七年《縉紳》在西河沿洪家一例。自中葉迄今，此等刻字書鋪均在琉璃廠矣。

這篇跋語為我們了解明清之際北京書肆分布區(qū)域的變遷，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即萬歷十二年印行《新刊真楷大字全號縉紳便覽》的西城鐵匠胡同葉家書鋪、崇禎十六年（癸未）鐫梓當年登科錄的正陽門里東城墻下張家和順治十七年刻印縉紳錄的西河沿洪家這三家兼售書籍的書坊（登科錄是載錄新科進士的名錄，同樣廣受書籍市場歡迎，故刻書的書坊會同樣從事零售），正好代表了京城書肆在不同時段內集中分布的三個區(qū)域。

崇禎十六年（癸未）鐫梓當年登科錄的正陽門里東城墻下張家，與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刻印《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的“正陽門東大街東下小石橋第一巷內岳家”自然同處于一個很近密的空間范圍之內。這個區(qū)域，代表著明朝中期以后在北京城中興起的一個書籍銷售商肆分布區(qū)。這個書肆區(qū)，同元代以來“大明門之右禮部之外”的書籍銷售核心區(qū)相互毗鄰，也可以將二者看作同一個大的書肆分布區(qū)。簡而言之，對于明清之際的北京城來說，這里意味著明朝前期沿襲下來的傳統(tǒng)書肆分布區(qū)。

看到萬歷十二年印行《新刊真楷大字全號縉紳便覽》的西城鐵匠胡同葉家書鋪，自然會讓我聯(lián)想到嘉靖元年刊刻《文選》等宋元古本的汪諒“金臺書鋪”，因為這家汪氏書鋪就開在“正陽門內西第一巡警更鋪對門”。在我看來，這意味著北京城里在明朝中期興起的另一處書肆集中分布區(qū)，從北京書肆分布區(qū)域的總體演變歷史來看，我們可以把這一書肆區(qū)的興起看作是京城書肆遷往正陽門外西南區(qū)域——西河沿的中間過渡階段。

明朝后期鐵匠胡同所刊縉紳錄銷行之廣、影響之大，可以從下面這個故事中看出：

巨鐺汪直擅權，每差出，所歷郡縣令長皆膝行，稍拂意，即問曰：“爾頭上紗?誰家的？”道沛，亦以此言問令。令答曰：“某紗?用白銀三錢在鐵匠胡同買的。”直大笑，不復計。（明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卷七《排調》）

我想，若非知曉鐵匠胡同刊行縉紳錄舉國風行這一背景，人們是根本沒有辦法理解這個故事的。面對汪直的淫威，沛縣縣令懟汪直的話，是說他這狗屁縣令也沒什么值得留戀的，別拿那紗帽兒嚇唬我。不就是在縉紳錄上留個名字么？那玩意兒花三錢銀子在鐵匠胡同刊就能買到，你愿意摘紗帽兒就摘走好了。

值得注意的是，汪直擅權是在憲宗成化年間，這意味著鐵匠胡同這處書肆區(qū)早在成化年間即已形成，而且在當時就有了很大影響。

類似的說法，大名士李贄也講過。李氏托名某人，述其行事云：

居士別號非一，卓吾特其一號耳。卓又不一，居士自稱曰卓，載在仕籍者曰篤，雖其鄉(xiāng)之人亦或言篤，或言卓，不一也。居士曰：“卓與篤，吾土音一也，故鄉(xiāng)人不辯而兩稱之。”予曰：“此易矣，但得五千絲，付鐵匠胡同梓人改正矣。”（李贄《焚書》卷二《卓吾論略》）

這也是一種戲謔話，是說只要花上五千絲銀子（銀錢的計量單位，是兩、錢、分、厘、毫、絲、忽。五千絲折合5分），就可以讓鐵匠胡同刊刻縉紳錄的工匠改刻李贄名字的寫法。

順治十七年刻印縉紳錄的西河沿洪家，當然同時也會售賣書坊刻印的書籍。這一事例向我們具體展現(xiàn)出以葉家書鋪為代表的鐵匠胡同刻印售賣書籍入清以后便轉入了西河沿運營。這是北京書肆分布區(qū)域改移的一個轉折性標志，絕不僅僅是誰刻了一種縉紳錄而已。

第三，王士禛“余唯琉璃廠間有之”這一記述告訴我們，在清代初年，琉璃廠書肆街已經展露雛形，并已經成為僅次于“正陽門外西河沿”的另一書籍售賣區(qū)。盡管當時書肆尚“不多見”，規(guī)模還很有限。

清人李文藻嘗記乾隆中期琉璃廠有二酉堂書肆，“自前明即有之，謂之老二酉”（李文藻《南澗文集》卷上《琉璃廠書肆記》）。實則未必所謂“老二酉”自前明時即一直居于此地。若同一家書肆在同地前后相沿，何以會有新、老之分？估計“老二酉”在明朝的時候并不在這里，或清代中期始遷至此地，成為“廠肆”，而這個招牌，“不過襲其名耳”（繆荃孫《琉璃廠書肆后記》）。

當然王士禛在這里講的是那些常設的書肆，明人胡應麟記述的那些五花八門的定期書市，在清初仍有開設，不過主要的設市地點，轉移到了外城西門廣安門里側的慈仁寺內。這座慈仁寺建在遼金報國寺舊址，明憲宗時改建，易名大慈仁寺，然世俗仍或遵用舊名稱作報國寺，并一直沿襲至今（參據清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五九《城市·外城西城》）。

寫《桃花扇》的那位孔尚任，有一首《燕臺雜興》詩，吟曰：“彈鋏歸來抱膝吟，侯門今似海門深。御車掃徑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尋。”孔氏復自注云：

漁洋（德勇案：王士禛號漁洋山人）龍門高峻，人不易見，每于慈仁廟市購書，乃得一瞻顏色。故（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云昔有士欲謁余，不見。以告昆山徐司寇，司寇教以每月三五于慈仁書攤候之。已而果然。（清戴璐《藤陰雜記》卷七）

這“每月三五”指的是每月十五望日。月亮一個月就圓那么一次，所以這種須待望日舉行的書市，當然是定期廟市（盡管其開市檔期并不止望日一次），而商家擺攤售書，也符合這種定期市的售賣形式。

需要鄭重指出的是，現(xiàn)在很多談論北京書肆情況、特別是琉璃廠書肆緣起的人，對這種定期市同琉璃廠內的常設書肆往往都不加區(qū)分，混為一談，這樣是無助于揭示琉璃廠書肆街的歷史脈絡的。

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既然有專門售書的固定書肆，像這種在廟會上擺攤售賣的書籍，往往生意既不會過分興旺，書販也不會十分懂行。在大多數情況下，賣家圖的是快速脫手周轉，買家圖的是省錢撿漏兒。這是古今一貫的通則。關于這一點，我們看一看王士禛自己的記述就會明白，他對慈仁寺書攤的評價和迷戀，并不像前面講的那么邪乎。

在《香祖筆記》一書中，緊繼前面舉述的那段關于北京書肆的記述之后，王士禛就又寫下了如下一段內容：

燈市初在靈佑宮，稍列書攤。自回祿后，移于正陽門大街之南，則無書矣。毎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貨集慈仁寺，書攤止五六。往間有秘本，二十年來絕無之。余庚申冬過之，有《兩漢紀》初印本最精，又《三禮經傳通解》亦舊刻，議價未就。旬日市期，早過之，二書已為人購去，懊恨累日，至廢寢食。壬午夏見舊版《雍錄》，雕刻極工。重過之，已為人購去矣。癸未夏，得《陳子昂文集》十卷，猶是故物。然如優(yōu)缽羅花，偶一見耳。（王士禛《香祖筆記》卷三）

這就是廟會上定期書市的實際情況，其功用是遠不足以同常設的書肆相比的。

康熙年間在琉璃廠就已出現(xiàn)的書肆，雖然規(guī)模不是很大，但卻為后來的大規(guī)模發(fā)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清后期人陳康祺，自言根據翁方綱詩自注的說法，講述了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時《四庫》館臣對琉璃廠書肆高度依賴的情況：

乾隆癸巳開《四庫》館，即于翰林院署藏書分三處：凡內府秘書發(fā)出到院為一處；院中舊藏《永樂大典》內有摘鈔成卷、匯編成部之書為一處；各省采進民間藏書為一處。分員校勘。每日清晨，諸臣入院，設大廚供給茶飯。午后歸寓，各以所校閱某書應考某典詳列書目，至琉璃廠書肆訪查之。是時，江浙書賈亦奔輳輦下，郵書海內，遍征善本。書坊以五柳居、文粹堂為最。（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三“京師書肆”條）

這些情況是不是出自翁方綱的記述，雖然還需要仔細查證，但陳氏沒必要平白無故編這種瞎話，理應有可信的依據。

陳康祺所說《四庫》開館之后，館臣在校書過程中至琉璃廠書肆查考書籍的情況，很容易讓人把琉璃廠書肆的興盛同《四庫全書》的修纂直接掛起勾來。清末民初學者繆荃孫說乾隆年間“《四庫》館開，文士云集，四方書籍，聚于輦下，為國朝極盛之時”（繆荃孫《琉璃廠書肆后記》，見孫殿起《琉璃廠小志》第三章《書肆變遷記》）。不知是不是受到了繆氏此說的影響，當代學者王鐘翰即謂“或云廠肆之盛，始于《四庫》館之開。其時樸學盛興，理或然也”（王鐘翰《北京廠寺訪書記》，見王氏文集《清史新考》）。如前所述，所謂“廠肆”一般來說乃是特指琉璃廠的書肆。

冷眼一看，王鐘翰先生這些話講得似乎很有道理；仔細再看，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說合乎實際情況。可我們思考學術問題與普通人上大街看街景不一樣，不能掃一眼就過去，一邊看還要一邊思考，而且需要考慮得更周詳一些，更嚴密一些。

很多年輕的朋友在剛開始接觸古代文史研究的時候，總希望找到錦囊妙計式的學術研究方法——拆封一看，就乘風破浪，一往無前。對這問題，不同的學人當然會有不同的認識。在我看來，做古代文史研究的人，同其他那三百五十九行的人相比，并沒有什么特殊的生理構成，因而通常也首先需要像常人一樣用自己的眼睛觀察呈現(xiàn)在眼前的基本事實。按照我從事學術研究的經驗，若是能把眼前的事實看清了，在此基礎上再做簡單而嚴密并且其他那三百六十五行的人也人人都會做的邏輯思考，問題基本也就解決了。

當然，學術認識永無止境，在此基礎上若做更進一步的分析，一定會有新的想法，但那往往也只是你的個人想想而已，其價值遠不如對基本事實的認知和分析重要。因為若不了解基本的事實是什么，那些看起來玄乎其玄的高妙想法不過是海市蜃樓而已——那是研究者想入非非的太虛幻境。對于這一派人來說，幸運的是這個世界上天馬行空地胡思亂想的人太多太多，有幾個人愿意、并且也有能力去一一核對史料來戳破他們散布的漫天泡泡呢？所以大行其道的永遠是這些胡亂“解析”歷史的“高明”想法。

回到王鐘翰先生講的《四庫》開館與廠肆興盛之間的關系問題上來，事實上這宛如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若謂《四庫全書》開館纂修促成了琉璃廠書肆的繁盛，那么，《四庫》開館之前琉璃廠若是沒有一定規(guī)模的書肆，在僅僅是“間有之而不多見”，館臣們何以會“各以所校閱某書應考某典詳列書目，至琉璃廠書肆訪查之”？那又能查到幾部書呢？

開動腦筋，稍一思索，就不難發(fā)現(xiàn)，實際情況是：在《四庫》館開設之前，琉璃廠書肆就應當已經具有相當規(guī)模。不然的話，《四庫》館臣是不會想到去琉璃廠書肆查考典籍了。對于纂修《四庫全書》的這些文臣來說，琉璃廠書肆上書籍之豐富，宛如一座大型圖書館，想查的書籍，基本上應有盡有。在王士禛時代雖“間有之而不多見”的琉璃廠書肆里，是根本無法實現(xiàn)他們的目的的。

清代初年，在北京城里，不僅琉璃廠的書肆街上書籍十分有限，甚至在江浙人眼中，整個北京城里也沒有說得過去的書肆。浙江學者談遷在清代順治年間北游入京，在途經蘇州的時候，“閱書肆，收四十余”，友人告之曰：“蘇、杭、金陵外，鮮書肆矣。”（談遷《北游錄·紀程》）逮進京后雖然常逛慈仁寺，也偶爾去過琉璃廠，但他提到的閱市購書之事，卻只有“西河沿書肆”一處，且亦“大不如金陵、蘇、杭也”（談遷《北游錄·紀郵》）。這里也就是稍后王士禛所說“正陽門外西河沿”那些書肆。其實在談遷所說京城書肆的情況，還有一個更大的文化地理背景，這就是南北文化發(fā)達程度的整體差異，如顧炎武在康熙前期即謂“北方難購書籍”（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三《答江苕文書》）。

不過再往后，到乾隆初年，我們可以看到，情況就發(fā)生了明顯改變。清人張尹在乾隆五年八月入京，“寓居琉璃廠仁威觀之呂祖祠”，謂“琉璃廠者，京師雅游之所，東，西兩廠門中去一里許，無雜物，悉列書籍、圖畫及鼎彝諸古玩器，以屬于觀門之外”（見孫殿起《琉璃廠小志》第一章《概述》引張尹《石冠堂文集》之《登廠阜記》）。琉璃廠作為書肆、古玩街的景觀，儼然已經形成。前述繆荃孫所說“自中葉迄今，此等刻字書鋪均在琉璃廠矣”，即謂刻印售賣縉紳錄這類書籍的書坊，至清代中葉都已遷入琉璃廠經營。這是北京書肆分布地域的一大變化。

那么，在康熙、乾隆之際究竟出現(xiàn)了什么樣的事變促使京城書肆產生了這一變化呢？確切的結論還有待花費很多功夫做出研究，不過就我對清代文化的一般了解來說，這應該是基于文化和學術思潮的整體變遷。

前面我在談論清代學者的閱讀范圍的時候談到，較諸晚明時期，清朝的文化和學術風尚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這就是由無根游談走向實事求是，通過大量閱讀原始、可靠的文獻記載來復原古代歷史的真實面目。簡單地說，就是要多讀書，讀好書，先讀透書，再有根有據地談看法。大家看看稍后的結果——連大清朝廷組織文化工程編《四庫全書》，朝臣們都需要倚賴琉璃廠書肆作工作的圖書館，那自己求知問學的書呆子能怎么辦？當然只能通過大量購買、收藏或是翻看書肆里的書籍來滿足閱讀的需要。

不過具體地來講，這種文化、學術思潮的變遷，并不是隨著明清鼎革而驟然出現(xiàn)的，而是清朝初年在一些著名學者的影響下才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潮。在這些影響清朝學術風尚發(fā)生改變的著名學者當中，我想舉述顧炎武、閻若璩以及朱彝尊、毛奇齡這幾個人的生活年代來“粗暴”卻很直觀地說明這一問題。

道光原刻本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中的顧炎武像

顧炎武是一位劃時代的大師，盡管他內在的實質性學術取向同后來清代學術的主流亦即所謂“乾嘉學術”并不相同，但在具體的研究路徑、方法和手段上都是給后學者最大影響的學人。閻若璩的實質性研究追求，同乾嘉學術最為一致。當然閻若璩生在前，乾嘉學術出現(xiàn)在后，這話兒該說是乾嘉學者在普遍追慕閻若璩大師。

朱彝尊撰著《經義考》，系統(tǒng)考訂、著錄從古至今的經學文獻，給問學者指示路徑，提供舟航，知道去找什么經書看，怎樣更加合理地看待這些經書，對后人讀書用功的幫助是實實在在的，影響不言而喻。特別是我們大家一定要知道，經學研究是清代學術的核心，在研究方法上也居于先導地位，這樣才能理解朱彝尊《經義考》的作用。毛奇齡在這批學者中顯得稍微有些“異類”，研治清代學術史者往往對他關注不夠。毛奇齡的“異類”在于治學龐雜，有些漫無頭緒，甚至有些過于爭強好勝，關注的學術目標也不夠明確，但他目光犀利，讀書廣博，考據深邃，著述豐富，同樣是后來問學治學者效法的典型。

這些著名學者對清朝文化和學術發(fā)生顯著影響，當然需要一定的時間，需要經歷一個過程。我們看這些學者離世的時間：顧炎武在康熙二十一年，閻若璩在康熙四十三年，朱彝尊在康熙四十八年，毛奇齡是在康熙五十五年。目睹這樣的時間表，我想也就很容易理解，從這些開風氣的代表性學者離世而去，到乾隆初年琉璃廠商鋪“悉列書籍”，中間有三四十年時間，這就是新的學術風尚形成的時期。

我辛氏家族史上在文化方面最有名的那個人，嘗有詞句云“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狗屁君王禍國殃民無足道也，但借用“贏得生前身后名”這句話，可以形象地體會，古往今來很多真正具有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在學者生前往往都不能獲得應有的理解和贊譽，當然更不會有廣泛的社會影響。這不是學者的悲哀，而是學術的悲哀，是社會的悲涼。幸好學術研究是探索真相和追求真理的過程，而真相與真理終究是會大白于天下的，所以身后之名終究是誰也無法掩蔽的。像顧炎武、閻若璩諸人，沒過多久，他們的影響就遍及天下。

談到這一點，想起很多年前，我在北京某大學參加一次清代經學史大型學術研討會的“故事”。會間某海外華人學者發(fā)表一個在我看來頗為駭人聽聞的觀點，乃謂清代乾嘉考據風尚的興起與形成，應歸諸乾隆皇帝在《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學術觀念的轉變——初修《四庫全書》時弘歷傾情于宋學，修著修著他就劈腿變心了，覺得漢學更令其身心愉悅，于是一下子就投入了漢學的懷抱，天下學人當然也一起就跟著媵了。當然人家做的是高大上的學術表達，有一大堆外行人看不懂的術語，不像我講的這么歡快，可意思就是這么個意思，差不了。這種說法，完全忽略了乾嘉學術興起的學術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認為所謂“漢學”也就等同于乾嘉學術），忽視了顧炎武、閻若璩諸人的存在，能不讓我感到“駭人聽聞”么？這又不是成都茶館里擺龍門陣，也不是東北大車店里吹牛〇，這可是大型“國際”學術會議，想怎么說就怎么說啊？

忽視清代文化、學術發(fā)展的總體背景，不僅看不到乾嘉學術興起和昌盛的緣由，就連京城琉璃廠書肆發(fā)達的原委也弄不明白。

中國古代社會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一個政權的政治中心往往同時也是它的文化和學術中心，并且對全國各地具有強大的輻射能力。清代也是如此。朝廷強大的政治操控力，使得北京城同時也是一座文化之都，匯聚大批科舉起家的文臣和諸多普通文士，其情形如民國學者倫明所述：“京師為人文淵藪，官于斯者，多由文學進身，鄉(xiāng)會試之士子，比年一集。”（倫明《續(xù)書樓藏書記》，見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附印）在這個文化之都，對書籍的閱讀也有較諸國內大多數地區(qū)更為強烈的需求和更為精致的講究，而人類社會正常的商業(yè)活動，對市場需求的變化都是十分敏感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么，這個道理古今中外都一個樣。

了解到上述學術背景之后，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就在乾嘉學術全面展開的過程中，北京城里的書商及時嗅到了學風轉換的氣味，書肆便隨之發(fā)達起來。前述王鐘翰先生謂“其時樸學盛興，理或然也”，其實話說得很好，只是所謂“樸學”亦即乾嘉考據學早在《四庫》開館之前就已勃然興起，琉璃廠書肆的興盛，必然發(fā)生在《四庫全書》修纂之前。正因為在琉璃廠的街道兩旁已經出現(xiàn)大批書肆，書肆里售賣的典籍十分豐富，甚至可以用“應有盡有”來形容，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乾隆三十八年正式開館纂修的《四庫全書》，其纂修者才能“各以所校閱某書應考某典詳列書目，至琉璃廠書肆訪查之”。

關于《四庫》館開設之前北京琉璃廠書肆的繁榮局面，具體地講，我們在《四庫全書》啟動之前四年的乾隆三十四年，可以看到山東益都學者李文藻非常詳細的記載。這一年，李文藻進京，赴吏部聽候選官，其間居止于京師五個月，飽覽琉璃廠書肆，并留下一篇《琉璃廠書肆記》。這是系統(tǒng)記述琉璃廠書肆的第一篇文獻，彌足珍貴。

《琉璃廠書肆記》載述書肆數十家，足以坐實張尹“東，西兩廠門中去一里許，無雜物，悉列書籍”的說法，而其中已經列有陳康祺所說位居魁首的五柳居、文粹堂兩家書坊：

五柳居陶氏，在路北，近來始開，而舊書甚多，與文粹堂皆每年購書于蘇州，載船而來。五柳多璜川吳氏藏書。嘉定錢先生云，即吳企晉舍人家物也。其諸弟析產而得書，遂不能守。（李文藻《南澗文集》卷上《琉璃廠書肆記》）

五柳居、文粹堂每年從江浙地區(qū)大量販運古刻舊本到北京銷售的情況，很好地體現(xiàn)出京城對這類書籍的強烈需求，對比此前談遷所說“蘇、杭、金陵外鮮書肆矣”的情況，其變遷之劇烈愈加凸顯。

葉衍蘭、葉恭綽《清代學者像傳》中的李文藻像

在另一方面，商業(yè)的活動從來都是買賣雙方互動的過程。《四庫全書》的纂修，其閱書的范圍、頻度以及需求的“剛性”，還有對古籍版本的講究，當然都比從前大幅度增強。繆荃孫所說“《四庫》館開，文士云集，四方書籍，聚于輦下”的情況，必然會大大增進琉璃廠書肆的發(fā)達程度。這種讀書風氣，在《四庫全書》修撰完成之后，在社會上仍有強大影響。特別是《四庫全書總目》的撰著和印行，給廣大讀書人指明了登上書山的路徑，也提供了渡過學海的舟航。人們按圖索驥，購置書籍，書肆提供的書籍品種必然會大幅度增多。陳康祺在《郎潛紀聞》中稱“江浙書賈亦奔輳輦下，郵書海內，遍征善本”，講的應該就是繼五柳居、文粹堂之后廠肆中更多書賈南下江浙等地收書的情況，而五柳居、文粹堂兩家保持舊有勢頭，在同行中仍占據著龍頭老大的地位。

五柳居和文粹堂這兩家書肆在琉璃廠的霸主地位，除了兩家主人的經營能力之外，還據有非常有利的客觀條件。一方面，這同書籍的來源地有關；另一方面也同書肆業(yè)的中心地有關。

蓋依據李文藻的記載，五柳居主人陶氏和文粹堂掌柜的謝氏都是江蘇蘇州人，出身于浙江的書賈則有延慶堂掌柜的韋氏（人稱“老韋”），乃湖州籍人（李文藻《南澗文集》卷上《琉璃廠書肆記》）。自南宋時期以后，江浙地區(qū)就是全國獨一無二的人文淵藪，也是刻書、藏書的中心，哪里貨源豐富就從哪里進貨，這是做買賣天經地義的硬道理。同時，也正因為江浙地區(qū)既是人文淵藪，也是刻書、藏書的中心地，所以，清初人談遷才會說“蘇、杭、金陵”的書肆遠遠超軼于全國各地之上。

五柳居主人陶氏、文粹堂掌柜謝氏及延慶堂掌柜韋氏都是江浙人（“掌柜”或“掌柜的”用現(xiàn)在的說法叫是“經理”，當時稱作“肆賈”），李文藻講述說在當時琉璃廠書肆的書商當中，僅此三人為“曉事者”，即“頗深于書”，而除此之外的所有書商，“皆江西金溪人也”。

與“曉事者”對應的自然是不大曉事的顢頇人，而這么一比，再考慮到“蘇、杭、金陵”書肆在全國的領先地位，特別是延慶堂掌柜湖韋氏，更屬于江浙最善經營書籍生意的“苕賈”（案“苕”乃“苕溪”，是浙江湖州境內名川，在此代指湖州，“苕賈”即湖州書商），蓋清嘉道間人蔣光煦乃謂“三吳間販書者皆苕人”也（清吳壽旸《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首蔣光煦序）。我想有理由推測，江浙書商的北來應當在琉璃廠書肆的早期發(fā)展中起到了先導和示范的作用（盡管如文粹堂的謝氏和延慶堂的韋氏只是書店的經營者而不是所有者），江西金溪書商的人數和勢力雖然最大，但經營的品味和能力俱遠不及江浙同行，所以應該是后起的追隨者（李文藻《南澗文集》卷上《琉璃廠書肆記》）。

在琉璃廠書肆的興起過程中，江浙書賈沒有成批集中入京，而江西金溪人卻組團北上經營書籍販賣行業(yè)，其間的道理也很容易理解。江浙是富庶之區(qū)，北京城的生活遠不如家鄉(xiāng)舒適，所以大多數人并不愿意前往北方。相比之下，江西金溪境內很大一部分地域是處于武夷山西麓，農業(yè)生產條件不佳。在人口大量增殖之后，人多地少，生活自然較為艱辛，故外出經商的動力充足；再加上明清時期的江西商幫在全國各地都有很大影響，北京城里也不例外，這也給金溪人來京業(yè)書提供了極大便利。

對江西書商在琉璃廠的集結，民間有些傳言，謂江西“最初有某氏，來京會試不第，在此設肆，自撰八股文試帖詩，鐫版出售，借此謀生。后來者以同鄉(xiāng)關系，亦多仿此而行，遂成一團體”（張涵銳《北京琉璃廠書肆逸乘》，見孫殿起《琉璃廠小志》第一章《概述》）。這種說法，對解釋第一個江西人何以在北京設肆售書，或許可以解釋，但就其整體發(fā)展狀況而言，顯然需要從更大的社會背景來考察。

請大家注意，不管是江浙人，還是江西金溪人，都不是北京人，他們的祖上都沒有北京戶口本，都和遼代安葬在琉璃廠的那位李公一樣，是地地道道的“外地人”。這是琉璃廠書肆興起和發(fā)展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特點。

認識和重視這一特點，也就很容易理解這些書肆為什么會興起于琉璃廠而不是其他的地方。大都市邊緣這種燒窯煉瓦的地方，就像現(xiàn)在很多城鄉(xiāng)結合部建筑工地近旁的空地，雜亂而又空曠，這正是他們這些外來者容易落腳安身的地方，又距離原來的書店街——“正陽門外西河沿”不遠。

對于北京琉璃廠書肆的一般歷史狀況來說，在李文藻的《琉璃廠書肆記》之后，大體已經比較清晰。我在上邊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厘清琉璃廠書肆同《四庫》開館之間蛋與雞的關系，結論比討論先有蛋還是先有雞倒是簡單很多——先有琉璃廠書肆的繁盛，才有《四庫》館臣利用書肆當圖書館。當然以《四庫》館臣為標志的文人學士常來常往，以至閱市搜書成為他們“日常”的生活，反過來又極大地促進了書肆更進一步的發(fā)展，包括數量和質量。

琉璃廠里這些書鋪，絕大部分都是小本生意，很難維持長期運營。因此，時而舊店倒閉，時而新號開張，起起落落。過一段時間，書肆街上就是一番新的局面。民國肇建之際，繆荃孫又撰《琉璃廠書肆后記》，記述所見廠肆新景象。及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孫殿起先生復撰《琉璃廠書肆三記》，再記新知新見（見孫殿起《琉璃廠小志》第三章《書肆變遷記》）。五十年代初，王鐘翰先生又寫了一篇《北京廠寺訪書記》，亦踵繼繆荃孫之前事而為（案孫書出版于1962年，王氏撰寫此文時尚未及見）。再往后，在五六十年代之交，雷夢水先生又撰有《琉璃廠書肆四記》，對孫殿起先生的《琉璃廠書肆三記》加以補述（見孫殿起《琉璃廠小志》第三章《書肆變遷記》）。有了這些系統(tǒng)性記述可資查閱，很多具體的內容，就無須贅言了。因而下面將回到核心的主題，集中針對王懿榮信札中的內容略事疏說。

王懿榮在這通信札中提到的寶森、翰文兩家書肆，在李文藻時代，還沒有出現(xiàn)。繆荃孫謂纂修《四庫全書》的時代為琉璃廠書肆“極盛之時”，而李文藻舉述的數十家書肆，到他在同治年間入京閱市的時候，俱“久已不存”。稍顯特別的是，“惟二酉堂巋然獨存”。不過店址雖然依舊，“主人則屢易姓矣”（繆荃孫《琉璃廠書肆后記》，又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九“都門書肆之今昔”條）。

繆荃孫實前后相繼，兩次記錄了琉璃廠書肆的狀況，都寫在他的《琉璃廠書肆后記》當中，只是后一次的記述比較簡略。

第一次，是在辛亥之歲古老的中國由帝制走向共和的時候。在他的筆下，我們看到了王懿榮致族兄王守訓信函中提到的“寶森、翰文”二肆。

“寶森”正式的肆號是“寶森堂”，具體的位置在琉璃廠西街：

寶森堂，主人李雨亭，與徐蒼厓在廠肆為前輩。曾得姚文僖公、王文簡公、韓小亭、李芝齡各家之書，所謂宋槧元槧見而即識，蜀板閩板到眼不欺，是陶五柳、錢聽默一流。嘗一日手《國策》與予曰：“此宋板否？”余愛其古雅而微嫌紙不舊。渠笑曰：“此所謂捺印士禮居本也。黃刻每葉有鐫工名字，捺去之未印入以惑人。《通志堂》《經典釋文》《三禮圖》亦有如此者，裝潢索善價，以備配禮送大老。慎弗為所惑也。”（繆荃孫《琉璃廠書肆后記》）

不過這家書肆最初的主人，卻是一位來自江西的徐姓書商，孫殿起先生對其始設和易主的時間有如下記述：

寶森堂，徐姓，江西人，于咸豐間開設。光緒十?年，易李清和，字雨亭，衡水縣人。多板本書。凡經營三十余年歇。后易慎記書莊、清蘊齋裱畫鋪。（孫殿起《琉璃廠書肆三記》）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這家書肆從始至終的整個演變過程，因王懿榮瀏覽書肆重點關注的是古刻珍本，所以這通寫給王守訓的信函應當寫于光緒十幾年寶森堂書肆轉入李清和之后，談論的是李姓寶森堂的事情。還有，這家店鋪的牌匾系潘祖蔭所書（署“袁廟祝鮀”撰《琉璃廠坊肆匾額錄》，見孫殿起《琉璃廠小志》第一章《概述》）。

“翰文”正式的肆號是“翰文堂”，具體的位置在琉璃廠東街。繆荃孫述云：

翰文齋，主人韓心源，受徐蒼厓之傳，先得益都李南澗藏書，再得內城李勤伯藏書，琳瑯滿目。自擺攤至開鋪，自小鋪拓廣廈，不過數年，已與至大之書鋪鼎立。余之宋元本大半韓為搜得，即《宋會要》，亦得之此肆。不幸早逝，其子子源繼起，亦有能名。（繆荃孫《琉璃廠書肆后記》）

孫殿起先生對翰文齋書鋪也有補充敘述：

翰文齋，韓俊華，字星垣，衡水縣人，于光緒十二年開設。孫詒經、李文田匾額。二十一年，俊華子林蔚繼其業(yè)，已經營五十余年。（孫殿起《琉璃廠書肆三記》）

稍微可以再補充說明的一點是，韓俊華的字應是“星垣”，而不是繆荃孫所說的“心源”；又韓林蔚的字應為“自元”（孫殿起《琉璃廠小志》第四章《販書傳薪記》。附案王鐘翰《北京廠寺訪書記》謂韓俊華子為“元”，亦可證當以孫殿起說為確），而不是繆荃孫所說的“子源”。這些都應以坊肆中人孫殿起的記述為準。

上面這些關于寶森堂和翰文齋書肆的記述，概括起來，涉及內、外兩方面的問題，下面我就由外向內分別加以論說。

在琉璃廠書肆發(fā)展的外在表現(xiàn)方面，前面已經談到，在乾隆初年的最初發(fā)展階段，江浙書商起到了很強的先導作用，更大規(guī)模的江西人則緊隨其后，成批涌進，加入這一行列。按照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的記載，當時廠肆的書商，除了個別江浙人之外，絕大多數都是來自江西。

中國社會中像這樣的地域社會群體，即某一行業(yè)主要由來自同一地域的人群所組成，自古及今，連綿不絕。造成這種局面，道理很簡單，這塊土地上的人們，自古以來就是靠關系維持生存，也就是活著。

大致從趙正血腥兼并天下土地時起，在相當層面上，地緣關系的社會就取代了血緣關系的社會；后者更準確地說，是在地緣關系的基礎上再迭加血緣關系的成分。了解這一點，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會出現(xiàn)諸多地域社會群體了。

從乾隆年間起就由江西籍書商占據絕大多數的琉璃廠書肆，至咸豐同治年間，依然沒有發(fā)生明顯變化，還是“以江西幫派為主”。然而“至光緒中葉，河北冀屬人業(yè)書者漸多，足與江西派抗衡”（孫殿起《琉璃廠小志》第五章《文昌館及火神廟》）。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雖然很長一段時間開書肆者系以“江西籍者居多數”，然而“彼時交通不便，其故鄉(xiāng)子弟，因路遠，來者甚少，故所收學徒，北直冀縣屬人為多”，或謂“其學徒則北省人”（孫殿起《琉璃廠小志》第四章《販書傳薪記》、第五章《文昌館及火神廟》），而所謂“北省人”除冀縣之外，還有與之臨近的河北衡水、南宮一帶缺少耕地的農民。

這里地近京師，當地土壤條件又不是很好，所以很容易進京學徒討生活。天長日久之后，人數日眾，業(yè)務也日漸精熟，其中一部分有能力的人自然就取代原來的東家，成為書肆的主人。至于從乾隆年間起一直占據主體地位的江西書商，何以至咸同年間以后才無法招來家鄉(xiāng)子弟入京從業(yè)，我想恐怕是因為洪楊亂后，社會動蕩，從而不愿遠離家鄉(xiāng)的緣故。

這是琉璃廠書肆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性變化。寶森堂主人李氏和翰文齋主人韓氏，都是河北衡水縣人，也都是在光緒十幾年始設肆售書，就是基于這樣的背景。寶森堂易主的事例，即由江西書商徐氏轉讓給衡水人李清和經營的過程和時間，尤其非常典型地體現(xiàn)了這一重大變化。

下面我們再從另一角度看，看看在琉璃廠書肆內在性質方面，王懿榮提到的寶森堂和翰文齋體現(xiàn)了怎樣的特點。

在書籍經銷領域，依據商品的制作時間，可以將其分為兩大領域：一類是賣剛印不久的新書，另一類是賣過去印制的古書，尤其是珍善本古籍。

前者經營起來同其他生活用品差異不大，書坊印出來什么書我就賣什么書，頂多是走某個專門化的經銷而已。如前述縉紳錄，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記琉璃廠西街的寶名堂周氏，“本賣仕籍及律例、路程記”，所說“仕籍”應當就是縉紳錄。

相對而言，后者的經營難度卻要大得很多，當然獲利的豐厚也是前者無法比擬的。乾隆初期入駐琉璃廠的那些江浙先鋒書賈，主要從事的業(yè)務，就是經營稀見善本。例如，對文粹堂“肆賈”蘇州人謝氏，李文藻在《琉璃廠書肆記》中記述說：

（謝氏）頗深于書，予所購鈔本，如《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蘆浦筆記》《麈史》《寓簡》《乾坤清氣》《滏水集》《呂敬夫詩集》《段氏二妙集》《禮學匯編》《建炎復辟記》《貢南湖集》《月屋漫稿》《王光庵集》《焦氏經籍志》之屬，刻本如《長安志》《雞肋集》《胡云峰集》《黃稼翁集》《江湖長翁集》《唐眉山集》之屬，皆于此肆。

不管是對鈔本，還是刻本，這些東西都不是書坊里新鮮出爐的印本，你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拿到書肆上就買，進貨時這些鈔本或刻本哪些該買哪些書不該買，特別是出多大價錢買，都是這一行里的大學問、大本領。

像刻本《長安志》，當時世間只有明成化四年陜西合陽書堂刻本和嘉靖十一年西安知府李經刻本這兩種版本，而不管是其中哪一個版本，都傳世極罕。這部書是研究漢唐長安城極其重要的著述，作者是北宋著名學者宋敏求，但外行冷眼看上去同普通明代方志差不多，不會給予它特別的重視。只有像文粹堂謝氏這樣“頗深于書”的“肆賈”，才會見到就及時收下，見到就敢出手豪放大膽地收。當然收下后還能賺到豐厚的利潤。

顯而易見，這是只有深諳此道的高手才能涉足的行當，不是誰都做得來的。繆荃孫“所謂宋槧元槧見而即識，蜀板閩板到眼不欺”云云，實際上是借用洪亮吉《北江詩話》的說法。蓋洪亮吉把藏書家分作數等，乃謂“又次則于舊家中落者，賤售其所藏；富室嗜書者，要求其善價。眼別真贗，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是謂掠販家”（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三）。賤買貴賣，本是所有商業(yè)經營的正道，經銷古刻舊本更是如此，而蔑稱古舊書業(yè)經營者為“掠販家”，乃是士大夫迂腐觀念作怪，不足重也。

從事這一行，練就“眼別真贗，心知古今”的本領，是很不容易的。繆荃孫說寶森堂主人李清和“是陶五柳、錢聽默一流”，“陶五柳”即前述五柳居主人陶氏；“錢聽默”為乾嘉間蘇州著名書賈錢時霽（錢氏本湖州人），被黃丕烈敬稱為“書友中巨擘”（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七）。這兩個人都是舊書行中響當當的大名家。據云就是這位寶森堂主人李清和，“言及各朝書版、書式、著者、刻者，歷歷如數家珍，士大夫萬不能及焉”（孫殿起《琉璃廠小志》第一章《概述》之“海王村人物”）。

繆荃孫還談到當時另有徐蒼厓者，亦精于此道，當時已六十多歲（繆荃孫《琉璃廠書肆后記》），與李清和被并尊為廠肆前輩，而翰文齋主人韓俊華“受徐蒼厓之傳”的說法，則很清晰地向我們展現(xiàn)了這一行內術業(yè)傳承的軌跡。

后來張涵銳記述1938年以前北京書肆情況，謂“琉璃廠書肆，老輩商賈，多已凋零，現(xiàn)存者，以翰文齋之韓芝圃，年八十余，行輩為最尊云”（張涵銳《北京琉璃廠書肆逸乘》）。張氏所說翰文齋店主韓芝圃，結合前面引述的孫殿起《琉璃廠書肆三記》，似應為韓俊華子林蔚，芝圃或為林蔚別號。由徐蒼厓傳至韓俊華，韓俊華再傳至乃子韓林蔚，勾勒出一條經營古刻舊本這專門之學的傳承脈絡。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王鐘翰先生撰著的《北京廠寺訪書記》，謂繆荃孫《琉璃廠書肆后記》載錄的諸家書肆，“及今猶存者，翰文一家而已”。翰文齋能夠巋然獨存，同其深得此行真?zhèn)鳎蚨f書業(yè)務水平高于同儕較多，應當不無關系，王鐘翰先生即謂在當時廠肆諸坊當中，知曉版本目錄之學者殊罕，而翰文齋韓氏父子在這方面則堪稱通人。

了解到寶森堂和翰文齋在清末琉璃廠書肆中的經營特色和它們的地位，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偏偏是這兩家書肆會紛來沓至，邁入王懿榮的家門。原因，就是這兩家書肆經營古刻舊本的聲名在當時琉璃廠中最為著名，店里好書也會比較豐富。王懿榮重點買的是古刻善本古籍，所以才會同這兩家書肆往來最多。

附帶說明一下，精于古書經營的翰文齋書肆還刻印過很多書籍，主要是搜求舊版，加以重印。像我上一次在《潘祖蔭的秘籍、錢大昕的秘本與王懿榮的密信》那篇文稿中談到的潘祖蔭刻印的《竹汀先生日記鈔》，由于罕見難求，也由于它對尋訪珍稀善本有重大幫助，翰文齋就在光緒二十九年以潘氏舊板重新印行于世（孫殿起《琉璃廠小志》第三章《書肆變遷記》之“記廠肆坊刊本書籍”）。

至于王懿榮在信札中說寶森堂和翰文齋的來人，目的是“索買書債也”，這涉及當時人們買書的付款方式。蓋當時像王懿榮這樣常來常往的老顧客，在購書時通常都是賒賬的，即選好書后，抱著就走，以后再另行結賬。

記得很多年前我在西安讀學位課程的時候，常去西安古舊書店買書。窮學生，想要的書很多，可口袋里的錢太少。混熟了之后，書店當班的經理看我窘迫，往往會一揮手說：“拿走吧，下次來把錢帶來。”我當然會及時把欠款送去，可下一回挑選的書又會超出支付能力。于是就這樣循環(huán)往復，一年到頭始終處于前回欠款、下次還錢的狀態(tài)。有一天，我忍不住和業(yè)師黃永年先生講：“我每次拿走書的時候，書店也不記賬，那么，他們怎么知道我下次是不是如數繳還了欠款呢？”黃永年先生聽了嘿嘿一笑：“你一轉身走出店門，人家就記賬了——因為當面記賬顯得對你不尊重。這都是舊書店的老規(guī)矩了。”

不過舊時書肆并不是這樣下一次去就要清還上一次的賬，通常是一年“三節(jié)”——即端午、中秋和過大年的時候為結賬時間。對于喜好古書的書呆子來說，不管有多少錢，買書總會不夠用；況且王懿榮確實沒什么閑錢，所以難免在該結賬時給不了錢，店家也只能不停地上門催促。可沒錢就是沒錢，只能徒喚奈何。

王懿榮與王守訓談躲避書債的信函

由于拖欠書肆舊賬還不上，為躲債，還常常弄得王懿榮不能再去書肆看書。下面這通信函就反映出這方面的情況：

居然大雪，日內  清恙何如？少輕減否？寶三今日同其家老姨太太回保定矣。弟書室又重清理一陣。弟婦仍未愈，而舌光如鏡，兩日內中邊俱澈矣。漢卿忙甚，幾半月未診。弟一貧如洗，徒欠清卿存銀百兩，廠帳既未能暫還些須，以為再賒地步，因亦不欲游矣，然所欲未已也。川信總不來。

松兄大人                      日光室再行

落款“日光室”是王懿榮的齋號，這樣的署名方式，在寫給族兄王守訓的信函中顯得有些特別。其余心中談的多是家庭瑣事，多無須多講。

稍加說明的是“寶三”是他的大舅哥黃寶三，“漢卿”應是幫助王氏黃夫人診病的醫(yī)者。時黃夫人病情已經很重，故此信或寫在光緒初年黃夫人病情漸重之時。末尾“川信總不來”云云是惦念在四川做官的老父。

和買書、書債相關的是信中“弟一貧如洗，徒欠清卿存銀百兩，廠帳既未能暫還些須，以為再賒地步，因亦不欲游矣，然所欲未已也”。他說自己一貧如洗，以至虧欠著友人吳大澄（案吳大澄字清卿）存在他那里代買古物的錢款。在這種情況下，由于拖欠琉璃廠書肆的書款還不上，也就沒辦法再賒新賬，所以也沒法再去廠肆看書。然而，即使如此，他還是心癮難除，“所欲未已也”。看這心態(tài)，西方人講的“嗜書癮君子”這句話，對王懿榮是很合適的。

與王守訓詈罵琉璃廠書賈的信函

由于買書錢少，令王懿榮徒喚奈何的事兒。不止店家催賬一端。在《王文敏公手札》中，我們看到其第九通信札也談到了相關情況：

缺唇壞人，匪伊朝夕，此撝叔之所以痛罵不止也。扛價不要，尚是后事，乃廠賈刁風自此長矣。奈何，奈何！總而言之，都是窮措大，使吾輩一擲百萬，何畏乎缺唇耶？復上

松兄大人                     弟榮頓首

“缺唇壞人”云云顯然是一句罵人話，大概同我東北老家罵人“生孩子沒屁眼子的”差不了多少，不知這樣理解對不對。

這通信函的具體背景雖然不得而知，但大致可以看出，王懿榮在琉璃廠書肆上想買某書，廠賈卻安排人做“托兒”，故意抬高書價，而最終并不真買。王懿榮思書心切，于是詈詬此等小人為“缺唇壞人”，并說他們玩弄這套把戲不止一日了，因而以前趙之謙（德勇案：趙之謙字“撝叔”）才會對他們痛罵不已。王懿榮對王守訓說，單純做托兒抬價后又棄置不要還是小事兒，可廠賈此等刁風從此日盛一日，真讓我等徒喚奈何、奈何。當然這都怪你我都是窮措大，要是吾輩能夠一擲百萬，還在乎這些缺唇壞人什么？

可悲的是，這樣的奸商行為，至今依然大行其道。這也是購買古書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煩惱，不是冤家不聚頭么。

2023年1月7日凌晨草記

2023年1月7日上午改定

2023年1月16日上午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