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數據新聞，你可能會想到數據圖表、炫酷的可視化效果；可能會想到一些工具，比如Excel、Python、Tableau等等；也可能一頭霧水。數據新聞在中國還年輕，但行業從業者、學術研究者、個人創作者們，已經圍繞著它做了不少探索。

這一次，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白楊數新觀察”團隊和澎湃新聞“湃客·有數”共同推出系列訪談“數據新聞訪談錄”。

我們抱著觀察記錄、答疑解惑的想法，采訪了國內外十多位在數據新聞領域有創見、有思想的學者、媒體人及學子，闡釋數據新聞的新理念新發展，介紹數據新聞教育的經驗、方法和路徑，分享數據新聞作品的創作過程，在數據新聞的業務實踐前沿、行業發展前景、教學體系現狀等話題中進行思維碰撞。

 “趙鹿鳴致力于數據新聞與融媒體報道，希望通過智能化、數據化、視覺化的方式講述民生與時代故事，記錄數據背后的社會發展。”這是“范敬宜新聞教育獎”對他的評價。

2016 年，大學二年級的趙鹿鳴開始了數據新聞創作的歷程。2018 年，他開始在澎湃新聞湃客平臺主理數據內容賬號“照路明”，同時在科研工作中思考著數據新聞如何培養人才、如何實現社會動員等問題。趙鹿鳴喜歡觀察生活、記錄生活。尋找最佳的數據新聞創作方式，為生活作答，是他創作靈感的重要來源。

如今，趙鹿鳴同新聞機構及商業平臺合作，已發布超過 100 篇數據新聞內容。其中，在湃客·有數賬號“照路明”上發布了 22 篇作品，主題涉及多個領域，對社會、民生深切的人文關懷在他的作品中盡數體現。比起業務條線報道，趙鹿鳴側重講述普通人的數據故事，以小事件為切口，利用數據的優勢對問題進行放大、追溯和延展。“只有創作真正讓人們感到‘痛’的東西，才能免于‘隔靴搔癢’。”

在本篇專訪中，趙鹿鳴也針對數據新聞創作，分享了自己的觀點和“秘籍”。

趙鹿鳴，北京大學財經傳媒碩士，正在攻讀復旦大學博士，數據新聞記者。與葉韋明老師于國際傳播學知名期刊Convergence（《融合》）發表疫情數據可視化論文Visualization as Infrastructure: China's Data Visualization Politics during COVID-19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可視化作為基礎設施：中國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數據可視化政治及其對公共衛生事件的意義》）；與南京大學申琦老師合著《高能政務》（中信出版社）一書，為政務數據新聞創作提供理論和實操方法；并于2020年憑借作品《“癌癥村”的歷史切片》獲得中國數據內容大會最佳數據內容金獎。

生活：創作的靈感來源｜

Q1：您的作品在主題上橫跨了醫療、健康、教育、文娛、生活等多個領域，新聞性強，人文關懷顯著，問題意識也比較突出。您選擇作品主題的靈感來源是什么？

趙鹿鳴：我的來源其實是對于生活的好奇，我覺得這也算一種創作。我有一個備忘錄，里面設一個單獨的窗口來寫一些我想回答的問題，尤其是適合用數據回答的問題，我會加一個標注把它作為未來的選題，需要的時候就可以拿來做。用數據去解答生活中大家一直在好奇的一些東西，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在關注點方面，首先議題的公共性是新聞的一個標準，大家都希望看到跟自己生活有關的東西，所以更生活化的選題會更容易出現。其次，就我的個人興趣而言，我挺喜歡講一些真情實意的、跟人民生活真正相關的一些東西。比如在疫情那個艱難的時期，如果能多去記錄普通人的喜怒哀樂，不管是城市的還是鄉村的，我都覺得是動人的。雖然那些高屋建瓴的、很專業的新聞，以及報道一些高級的政治議題很重要，但我覺得交給其他人做就好，一些普通人的生活，我覺得也很有價值，我也相信它留得下來。

圖片來源：澎湃號·湃客“照路明” 《315丨關于“被騙”的100萬個故事》（2021）

實踐：數據的“臺前幕后”｜

Q2：您在創作數據新聞作品的過程中，是如何選取數據的？

趙鹿鳴：在嚴重缺乏優質二手數據時，自行獲取一手數據是值得的，比如通過問卷調查、現場走訪、非結構化數據整理等方法。我在上海外國語大學代課教學時，鼓勵大家竭盡所能，獲取一手數據，感覺成效不錯。畢竟，我們還在“數據新聞”這一專業化新聞的討論語境中，前往現場本來就是獲取經驗材料的最重要的一環。其次，我們在選取數據庫中的數據時，有一個比較重要的習慣就是交叉驗證。剛看見一個機構的數據時不要全信，要多檢查一些更權威的機構，看有沒有更多的數據細節披露。用多個信源交叉驗證，數據是不是在可靠范圍內，這至少可以保證在匯報數據時，可以說相關結論得到了多個機構的背書，這是提升可信度的良好方法。

但大家想要的數據永遠都是稀缺的，因為社會永遠生產不了那么多你真正想要的數據。我覺得數據的選取有三個指標：稀缺度、代表性跟時效性的權衡。首先，數據的稀缺度就是指只有一家有這個數據，其他家真的沒有。其次是數據的代表性，假如你有好幾個數據源可以選取，你一般要選擇最具有代表性的，質量最高的。再者就是時效性的權衡。例如，聯合國和政府數據固然很好，但如果它們來自十年前，比如已經是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的時候收集的數據，而有科研機構在 2020 年發布了一個相似的調研報告，我覺得還是先選時效性更好的（數據）。當然，有些時效性較差的數據，也許它是有長期解釋性的。比如文獻中的計量數據，經歷數年的社會變遷，仍舊具有較好的解釋效力的話，我可能還是會用它。所以我們在選擇用哪個數據來呈現、分析的時候，判斷標準就是稀缺性、代表性（質量）和時效性的權衡。它不是固定的，而是如何在這里面做出最好的數據選擇方案。

Q3：在您的作品中，有時會出現一些比較專業的圖表，您在選擇可視化形式的時候，會有自己的偏好嗎？

趙鹿鳴：我個人的宗旨是盡量選擇最簡單的圖表去呈現，反對那種晦澀的、“自嗨”型的設計。當然，如果用稍微復雜的圖表承載數據，會變得更高效的話，我會用它們來展現，同時會留意多加一些注釋跟標簽。在整個作品發布之前，為了避免個人決策的偏頗，我會先內測一下，發給自己周圍的人看看。我也經常會收到朋友說這張圖沒看懂的反饋。未來的制作中，我會做出調整。

我總是覺得，大家都看不懂，那這張圖的制作就缺乏意義。一張圖背后，數據規模是多少，什么時候收集的，看圖的方法應該是什么，照理都應該在一個圖里面去展現，告訴讀者，這個數據是否有局限性，而不是只給一個標題、一張圖，僅有這些是不可信的。

圖片來源：澎湃號·湃客“照路明” 《后疫情時代丨我們如何被新冠肺炎改變了生活》（2020）

Q4：您創作的大多數數據新聞作品都是自己獨立選題、收集數據以及制作完成的。您更喜歡一個人的創作方式嗎？

趙鹿鳴：更多獨立制作的原因，是我覺得這樣時間更自由、安排更彈性。如果兩三個人合作，就要不可避免地協商到流程、交付、時間線等問題。在選題和時間并不是很明確的時候，我不希望被選題本身和與他人合作的時間線捆綁住。其次，我覺得一個人創作還會更有創作感，如同自己拍一個紀錄片，自己畫一幅畫。但如果是大選題，我一定會找其他人，比如許多內容分析的東西很難獨立完成。而如果是一些小選題，我希望可以自己創作。

Q5：目前正是數據新聞在中國的發展時期，作為這個領域的個體實踐者，您怎么看待數據新聞中應用技術的更新迭代？

趙鹿鳴：在應用技術方面，H5 內容好像很少了，目前主要是靠 SVG 的編寫驅動交互視覺內容。畢竟公眾號平臺很重要，大家更想把偏交互的東西用 SVG 來呈現。相比于海外，中國用戶尤為偏愛移動閱讀，電腦閱讀新聞的比例較低，導致很多大型的數據融媒體作品沒有辦法得到很好推行，這也是一個局限性。

其次，人工智能技術的興起，包括對文本的自動化爬取與識別，一方面提升數據收集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幫助拓展此前的數據報道方式。比如此前有些選題，需要手動內容分析 1000 篇新聞報道來獲得結論，耗時耗力。但現在，我們可以通過豐富的短文本機器學習算法來取得比較理想的自動分類精度，制作效率就大幅提升了。

發展：換個角度觀察數據新聞｜

Q6：您在本科階段和研究生階段有很豐富的數據新聞的實踐經歷，攻讀博士后您有什么新的收獲？

趙鹿鳴：我覺得科研工作跟新聞報道有著共通邏輯——關注一個具體的問題，然后抽絲剝繭地回答它，數據新聞的專業規范尤其如此。當然，科研具有一種更嚴謹、更長遠的解釋效力。比如，我們可以把大家一直在聊的新聞議題，理論化成一種可以長期留存，并且具有預測能力的概念，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創作。

歸根結底，我的初衷是沒變的，我喜歡一切好的創作形式，這跟電影創作、繪畫創作也是相似的。這些創作果實，如果可以在未來幫助有相關需求的人，當他們發現這些經驗材料很好用的時候，我會感到非常驕傲。所以我覺得科研工作，并不會讓我離這些實務領域更遠，我們一直在相伴而行。

Q7：您認為當下如何才能成為一名優秀的數據新聞人呢？

趙鹿鳴：對于初學數據新聞的人而言，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關鍵詞是“勇敢”——永遠不要降低自己的心理預期，千萬不要覺得自己的專業能力與選題視野比不上專業新聞機構的報道。我們可以以這些機構的作品為目標，接近甚至超越他們。比如在上海外國語大學的《數據可視化》課堂上，這些同學并沒有持續性的數據新聞課程教育背景，你會擔心最后的成果是不是會差點意思。但結果顯示，大家的視野寬度與完成度都有非常好的保障。所以我覺得，你只要給予學生們足夠的空間、時間與創意啟發，他們可以帶來質量非常好的作品，年輕人是最容易做到真誠、熱愛與勇敢的。

另一個比較推崇初學者去做的一件事情是，在選題方面，關注那些真的讓我們感到疼痛的東西，而不是高流行度，但浮于表面的詞匯與議題。勞動、物價、性別、情緒健康、彼此關愛、疾病、委屈......它們具有長久的生命力，能讓社會各階層共情，會比一些隔靴搔癢的故事要好得多。

Q8：您覺得數據新聞的發展對于傳統的新聞業來說意義是什么？它目前有什么局限性嗎？

趙鹿鳴：我希望將數據新聞描述為一顆正在融化的方糖，這個方糖為新聞業帶來了一些新的思想，新的創作理念，包括敘事方法、技術的啟發。它慢慢地融化到了原有的新聞生產當中，演變成了關于我們怎么處理數據，怎么去優化視覺呈現的集體知識。進一步，它融入了新聞業在危機中轉型的過程中，讓一個原始的初衷——“到底怎樣講好一個新聞故事”——得到一定程度的回答。它成為了融媒體內容生產的一個工具箱，同時幫助其他新聞實踐形式，例如建設性新聞、沉浸式新聞繼續向前發展。

數據新聞目前的局限性有一點像定量研究的局限性，它在講故事方面的能力存在短板。盡管一些受眾會被數據驅動的手段，尤其是可視化的圖表所吸引，但總體來說，數據新聞更擅長刻畫一些總體的社會現狀，在結論的呈現上高度依賴于數據收集的視角選擇與質量——換言之，如果數據本身很主觀、很不可靠，那么數據新聞提供的結論也可能是失效的。所以你會發現，在講述個體境遇與社會變遷等故事時，人們更青睞閱讀非虛構寫作，因為它們如同質性研究一樣刻畫了一些更細致的故事維度。

所以我覺得，未來的某種趨勢也許是兩種范式的結合，既通過數據可視化提供精致的總體視覺體驗，在可交互的界面中揭示個體變遷，同時搭配詳實的調查與采訪資料，講述一些更溫暖、更具細節表現的故事，我期待這樣的數字新聞實踐出現。

Q9：您為什么會在研究生期間關注并編寫了《高能政務》這本政務類新聞創作的工具書呢？

趙鹿鳴：原因在于，政務傳播是一個非常值得跟數據結合的實務領域。比如，一直有政府開放數據（OGD）這種倡議，它倡導政府將城市數據開放到公共領域，供企業、個人進行二次利用。而目前的問題在于，地方政府的數據開放規范不一，數據顆粒度不夠詳細，導致那些非常有價值的數據集未能福祉于社會發展。因此，我們認為政務傳播有必要與數據治理結合，促進更完善的政府開放數據工作。復旦 DMG 等機構，一直在做這樣的測評工作。這也是我們完成這本書的初衷。

具體來看，數據新聞作用于政務傳播的第一點價值是說服。把相同的政務信息用數據可視化的形式展現出來，通常會得到更好的說服效果。第二點是政府數據開放之后，它可以起到質詢的作用。比如當數據愛好者分析某市的環境治理數據時，發現某區域的環境數據無法對齊、存在沖突，或者長期被忽視的情況，作為證據的數據質詢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借此，我們可以有更好的媒體監督與個體監督。第三點在于政治參與，政府公布了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用數據可視化的方式更好地吸引大家參與這一議題，看看有沒有能夠建言獻策的地方。

總的來說，政務新媒體很多時候都不是專業記者在參與運營，但他們也希望參與到數據新聞與融媒體內容創作中，但苦于質量提升的問題。所以我們覺得需要一本工具書來講述怎樣去提升政務內容與政務服務能力。我在跟申老師寫作時，盡可能在里面融入了一些，在我們看來有利于整個社會治理的東西，包括地方政府數據怎樣公開發布、如何更好地通過社交媒體完成政民互動。如果這本書能起到指導作用，會很有價值，能幫助我們彌合社會的一些矛盾沖突。

《高能政務》 作者：申琦、趙鹿鳴

Q10：我們現在看到的政務信息也公開了很多數據，但是也有聲音出現說要求政府要公布更多數據，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趙鹿鳴：開放政府數據當然也涉及到一些數據較為敏感的問題。在那些可以被公布的數據中，大家呼吁的是提升數據的規范性和顆粒度。比如，同一個議題，每年公布的數據維度如果都不一樣，大家就不能建立歷年比較，更無法使用到科研工作中，會顯得非常遺憾。其次，在政府可以公布的數據中，如果能獲得較為原始的數據集是最好的。否則這些數據只能看作是政務通報，用來新聞引述，但缺乏二次研究的價值。所以更多時候，大家是在呼吁能不能提升數據顆粒度，提升可讀性，最好與其他數據集互聯互通，才可以充分發揮城市數據價值。

采寫 / 彭睿 辜季秋 羅雪麗 肖宇軒 朱卓琦

編輯 / 賈司瑒 徐心遠

統籌 / 詹新惠 汪惠怡 湃客·有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