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應該死得像一部電影，而不是由我在這里寫成文字。應做而未做之事實在太多。一開始，我將故事的線索深藏在心里，就像孩子把心愛的東西藏在房子角落、藏在草叢深處甚至是一棵樹最高的樹枝上，決心在未來某個時刻回來，賦予它們合適的形式。我極少與人分享它們，唯恐它們過于隨便地進入符號和再現(xiàn)的世界，會讓我失去返回過去重新審視它們的動力。我也這樣教學生，就像《臥虎藏龍》里俞秀蓮對李慕白說，守住這口氣！我們應該守住故事，不要隨便說出來，直到想清楚要怎么處理它?？上磥頍o窮盡。終于有一天，我知道，“合適的形式”不會出現(xiàn)了，故事藏身的地方物是人非，情節(jié)消失在時間里。我沒有說過這些故事，但也沒有守住這口氣。我失去了它們，再也找不回來，留下似曾相識和若有所失兩種感覺。每一種感覺，都不是非常真切。祖父的死也是如此。

祖父垂危之際，我和大伯、哥哥先到家，不久后妹妹和妹夫趕到，祖父已經(jīng)落氣了。祖父生前，本縣強制取消了土葬，他幾十年前為自己置下的棺木，被移風易俗的政府工作人員和村干部拉走后劈成碎片，所以大殮之類流程，也就免談了。

我對那具棺木印象很深，仿佛在一切都是臨時搭建和拼湊的世界里突然看到一件古風猶存的東西，首先被它的形制吸引。棺木是一個三面隆起的木頭盒子，棺蓋模仿房屋的人字形坡頂，通體由圓滑的弧線和直線構成，從頭至尾逐漸收窄，厚實，沒有茍且的痕跡。一層層漆得黑黝黝的，兩頭擋板上，細看可見棕紅色壽字紋——這個細節(jié)不是特別確定，因為我不敢盯著看細節(jié)。棺木放在糧倉頂上，先是一具，后來變成三具。我父親和母親為自己置下的棺木，從用料到做工，都明顯要比祖父的棺木粗糙很多。倒不是錢的問題，而是木工的手藝和心態(tài)，都不同于往日。棺木基本上是一種閑置家具，只是對孩子來說，稍微有些瘆人。但可怕的東西太多了，午后倉房深處那種陰冷，那種無人的安靜，糧食陳化后特有的氣息（暖烘烘淡淡的霉味），就算加上三具棺材，畢竟還排不上號。

對有些老人來說，不能土葬是很可怕的事。留給他們的時間不多。鼎故革新的政策出臺于2014年的愚人節(jié)，正式實施的時間是2014年兒童節(jié)，于是有些人選擇在兩個月的時間窗口里穿戴整齊（或不整齊）地一死了之。這種有傳染性的集體自殺從來沒有被認真對待過，因為對死者和他們的后人來說，抗拒一項令人恐懼的指令是不可能的。不能說早死晚死沒有區(qū)別。為了能土葬去自殺，也算一種選擇——人一生當中，真正能自己選擇的事情，又有多少呢？這些人選擇了自己的歸宿，可能出于恐懼，也可能出于憤怒，多數(shù)情況下當然二者都有。

祖父無動于衷。這種不縈于外物的態(tài)度，應該是他能長壽的原因之一。他當然不是氣量寬宏的人，只是很少執(zhí)著于自己無法左右的得失。在祖父漫長的一生中，這個性格特征非常突出。以至于處理他后事的時候，我也抱著無可無不可的態(tài)度。一個哪怕是毫無自覺的經(jīng)驗論者，或徹底的實用主義者，對幽冥鬼神、因果報應，大抵是持不置可否的態(tài)度。這和我父親那種注重儀式、注重過程、有時候勝過注重實際的人生態(tài)度，對比鮮明，不由得我不注意。但祖父也有一絲不茍的地方。雖然缺少必要的知識，并且是間接死于抽煙引發(fā)的慢性呼吸阻滯，但他的生活方式比我認識的絕大多數(shù)人更健康，不僅個人衛(wèi)生無可挑剔，住處也盡可能做到整潔——考慮到祖母1978年去世時，祖父還不到60歲，接下來他作為鰥夫生活了將近40年，這件事讓我印象深刻也就不足為奇。主要得益于生活習慣，當然也得益于我父母照顧，到90歲之后，祖父的牙齒仍然堅固，胃口很好，有時候不吃晚飯，只是防止腸胃消化負擔過重。他如此自我克制，因此對我父親糟蹋自己健康的行為非常不以為然。但在別的方面，事情就未必如此。祖父脾氣暴躁——雖然也不見得比其他人更暴躁，但他和我父親的關系，一直是緊張的。然而他們依然生活在一起，從未見分開過。對我祖父這樣的個人主義者而言，這可能是一種理性選擇。畢竟，和小兒子生活在一起，生活起居有人照料。但他是否會視之為自己對家庭所做的讓步甚至犧牲？也很有可能。祖父有一套自己的處世方式，用我父親的話說，就是自私自利。但在我看來，他不僅勤勞，也很講究效率，十分獨立。

祖父年輕的時候去過不少地方，一度跟著他姑父，以接種牛痘兼賣跌打損傷膏藥為生，換言之，他是江湖郎中的助手。他以這種居無定所的邊緣人特有的方式，經(jīng)歷了兩次戰(zhàn)爭。先是中日戰(zhàn)爭，接著是內(nèi)戰(zhàn)。我聽他“說古”，也就是以夸張的方式回憶往事，從小半信半疑，因為聽起來像吹牛大王歷險記，與教科書和《烈火金剛》之類的樣板民間藝術中的底層民眾形象完全不符。現(xiàn)在想來，那些細節(jié)如果沒有親身經(jīng)歷，幾乎不可能編造出來。問題是祖父回憶往事的著眼點，似乎戰(zhàn)爭與他完全無關，他只是個看客，年輕、胃口好、跑得快，所以對什么都興致勃勃。死亡不止一次與他擦肩而過，也改變不了這種置身事外的感覺。祖父其實是個左撇子，左右手非常協(xié)調(diào)。他做過各種職業(yè)，包括油坊工人、藥店伙計、食堂廚師，很明顯不安于種田。為了避免直接卷入戰(zhàn)爭，他和整個家族都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內(nèi)戰(zhàn)期間，為逃避當兵，他曾投奔親戚，在地方法院當過法警，還請人冒名頂替，結果失去了家中耕種的土地。順便說一句，后一種情況似乎很常見，因為有專門做這一行的人，說起來也是祖父的一個遠房親戚，數(shù)次頂替別人當兵，然后從部隊開小差回家，如此周而復始，據(jù)說也掙下了一份家業(yè)。按時間推算，這已經(jīng)是1940年代后期，這份家業(yè)固然不久就保不住，這段好兵帥克式的冒險結果，很可能還會讓這個膽大包天的家伙在1950年代初的土改中處境不利。至于我祖父，似乎再怎么天翻地覆，都與他無關。

祖父火化后，火葬場工人交給我們一盒碎骨頭，每一片都很干凈，潔白無瑕，兩頭斷口尖銳。我想利用空閑時間把這些骨頭敲敲碎，甚至磨成粉——這很符合祖父自己的作風，反正他的一生，經(jīng)常有這類出人意表的舉動，但于我而言，好像不是什么特別急迫的事。照風水先生的意見，祖父一時不能落葬，葬禮拖延了很長時間。要做這件事，時間是充足的，但這些時間后來都花在打牌或打麻將上了。哥哥、妹妹、妹夫和我平時很少見面，這時候無所事事，只好打牌消磨時間。牌桌就在祖父靈前，供有靈位的長案裝了落地帷幔，案上立有各種牌位，安了香爐祭品。那一盒碎骨頭，就藏在牌位背后，象征性地占據(jù)著本來應該安放棺木的大片空間。這個失去焦點的空間干凈、空虛，毫無死亡氣息。我們不擅打牌，也很少說話，每一手牌和下一手牌之間，時間總是會被切出一段沉默的空白。慢慢地，這些空白的時間碎片拼成一幅畫面，占據(jù)了全部記憶，似乎除了死者和打牌的四個人，那幾天里再沒有發(fā)生別的事。

死亡正失去它最后的意義。在我的記憶中，甚至是在不久之前，死亡還是重要的。死亡為村子里積累多年的心理壓力提供了釋放出口。充滿兄弟相爭、父子不和、婆媳沖突的日常生活中，矛盾大多數(shù)時候被壓抑在人倫的框架內(nèi)，葬禮起碼提供了公開釋放的機會?？奘请y免的，有一些發(fā)自內(nèi)心，有一些屬于儀式的組成部分，多數(shù)情況下，也是兼而有之。在女性中，哭有時候會演變成輕度瘋狂。外嫁的女兒回到娘家吊唁父母，哀哭生命中一段重要關系永遠成為過去。她們出生和成長的空間，早已經(jīng)不再屬于她們（大多數(shù)是變成了兄弟成年后的住所），隨著父母過世，原生家庭紐帶中最緊密的那部分已然失去，很難有人理解這種喪失感徹底的程度。大多數(shù)父母都對外嫁的女兒心懷歉疚，自知虧待她們甚多。她們出嫁之后，得以跳出原生家庭的利益糾葛，能以相對超脫的立場，盡力彌合父母與兄弟或兄弟之間的嫌隙，因此得到比原來更多信賴。這就是鄉(xiāng)人普遍畏懼姑母的原因。但出嫁女兒的痛苦中包含有道德批判的鋒芒，有時候會灼傷她們的兄弟，尤其是兄弟的配偶。

死亡導致的沖突是常見的，但主要發(fā)生在成年男性繼承人或舅甥之間。沖突是丑陋的，但也可以看成是凈化儀式的一部分。死亡帶走了沖突焦點，帶走了關于人性偏私的種種抱怨，帶走了善意但無聊的干涉，帶走了自以為是的尖刻評論，也帶走了兩代人之間一些真正殘酷的心態(tài)和行為模式，以及幾乎彌漫在村莊里的全部竊竊私語?？傊鞘莻€解脫的時刻：死亡終結了活著的痛苦，也解除了那些除了死亡無法解除的義務，同時緩和了村子里的道德危機。

久病床前無孝子，這話不是說說而已。到1990年代末，年輕男人紛紛離開村子到福建沿海打工，留下他們老病的父母和承受全部生活壓力的妻子。接下來的十幾年里，支撐鄉(xiāng)村社會的經(jīng)濟和道德支柱吱吱嘎嘎作響，這個小小的移民社區(qū)從行動到表征都走到了解體邊緣。如果不是死亡適時地帶走了很多東西，解體也許真的會發(fā)生，而那種殘酷是無法想象的。沒有死亡，家庭無法再生，村莊也一樣。至于再生的代價是什么，收益幾何，用蘇格拉底死前的話說，就只有神知道了。

人死后例行的儀式其實是調(diào)解的場合。儀式消解了死亡的身體屬性和過程屬性，幾乎將其轉(zhuǎn)化為純粹的精神事件。資源在儀式上流動，而流動本身構建了社會網(wǎng)絡。葬禮一方面將在生活的邏輯中四分五裂的村莊重新在死亡的邏輯中整合起來，另一方面再次確認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一個具體的人消失了，剩下他在血緣和婚姻網(wǎng)絡中的身份：祖父（赤土方言中稱“爹”）和父親（“大”），祖母（“奶”）和母親（“媽”），姑父（“姑爺”）與舅舅（“母舅”），姑母（“姑大”）、姨媽（“姨”）和舅媽（“舅娘”），伯伯（“伯”）與叔叔（“爺”），大媽（“嫲”）和嬸嬸（“娘”），兄長（“哥”）和弟弟（“老弟”），姐姐（“姐”）與妹妹（“妹”），表哥和表弟（“老表”），表姐（“姐”）和表妹（“妹”），這些身份大多數(shù)是從男性血緣中延伸出來，或依附在男性血緣之上，相比之下，妯娌、姑嫂、連襟甚至干親雖然在實際中可能很重要，但在葬禮上都是次要的。整合沿著男性血緣網(wǎng)絡主要是縱向的，也就是說主要涉及代際之間的關系，沿著婚姻網(wǎng)絡主要是橫向的，幾乎只有在同代人中才有意義。

儀式調(diào)和當然以情緒疏解為前提，具體內(nèi)容前文已述，但禁忌和恐懼此時也開始發(fā)揮作用，因為贍養(yǎng)責任在家庭中以代際的形式傳遞，此時變得一目了然，而贍養(yǎng)模式看上去是習得的。有一句俗語（“屋檐下滴水，點點落地不差分”），警告中年人或年輕人要善待父母，就是著眼于贍養(yǎng)過程不但是對上一代的義務，也是對下一代的教育，因此關系到贍養(yǎng)人自己變老后可能得到的待遇。這種過分簡化的因果論，假設了家庭生活是在所有家庭成員甚至整個鄉(xiāng)村社會的注視下進行的。按照這個邏輯，輿論——特別是葬禮上的輿論，就很重要。因為葬禮是進行最后裁決的合適時機。不但死者生前的性格和作為將受到評議，子女們對死者的態(tài)度和行為，也逃不過人們的議論。輿論的壓力并不僅僅針對個體或當事人，而是施加于整個家庭之上。在社會中立足主要意味著鞏固并拓展血緣網(wǎng)絡與婚姻網(wǎng)絡，輿論不佳，意味著兩重網(wǎng)絡的鞏固和拓展都會遇到障礙。的確有些戲劇性的情節(jié)在葬禮期間發(fā)生，比如找不到足夠的人手為死者抬棺，甚至是葬禮的全部過程都遭到抵制。這些都令死者的后人緊張甚至感到恐慌。

然而，因果并不是因為命運的車輪真的會在無形中轉(zhuǎn)動，并根據(jù)每個人的道德表現(xiàn)來匹配他們應得的待遇。因果是在代際間進行的長時段經(jīng)濟分配，而這種代際分配受到經(jīng)濟條件嚴酷的約束，總是首先著眼于維系主要勞動力的生存和發(fā)展，其次是人口的再生產(chǎn)，再次才是贍養(yǎng)老人。贍養(yǎng)是一種社會義務，但在所有社會義務中，是彈性最大的，因為人可以選擇自己死亡、也可以間接地選擇別人死亡的方式。在決定要不要活下去或怎么活下去的關鍵時刻，真正為為鄉(xiāng)村道德表面上的完整性提供調(diào)節(jié)機制的不是儀式，而是疾病。2010年代之前，村子里幾乎很少有人死于疾病本身，而幾乎所有人都死于與疾病相關的衰竭。這就是疾病作為道德調(diào)節(jié)機制運作的結果。衰竭的進程當然可長可短，雖然地方醫(yī)生只能提供最起碼的醫(yī)療服務，但也不至于真的對所有疾病都無法干預。如今，鄉(xiāng)村里平均壽命變長了，主要是因為衰竭的速度變慢了。同樣是那些鄉(xiāng)村醫(yī)生，還是他們很少更新的知識結構，他們小心翼翼地把慢性病患者的生存期延長到了以前無法夢想的長度。這里面起最關鍵作用的不是道德觀念，而是醫(yī)療保險制度。像我祖父那樣高齡且相對健康（沒有進過醫(yī)院）的死者，放在20年前，本來要算作是奇跡，現(xiàn)在已經(jīng)降格到了不算很出格的日常經(jīng)驗。由于他死在農(nóng)歷正月，算是農(nóng)閑時間，很多青壯年還沒有出門打工，他漫長的葬禮本來應該吸引更多注意，但那時候已經(jīng)有了智能手機，盡管快手和抖音還沒有在鄉(xiāng)村風行，但葬禮的娛樂價值已經(jīng)大不如以往。根本而言，鄉(xiāng)村對儀式調(diào)節(jié)功能和整合功能的需求都在下降。

回望來路⑦｜赤土

回望來路④｜小村與地理經(jīng)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