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出生在山里。“山里”是一個詞，和“畈上”相對，依照類似構詞法構成的語詞還有“岡上”、“河邊”及“路下”等等。赤土方言在發出這些語詞讀音時，重音總是落在表示地形地貌的第一個字，將表示方位的第二個字輕讀，同時將“山”、“畈”、“岡”、“河”、“路”的發音拉長，導致方位名詞的發音有時短促到聽不見。

盡管如此，這個聽不見的方位名詞在口語中的時值仍然存在，特別是當這個詞落在句末，不會有人貿然打斷或搶走“里”、“上”、“邊”、“下”在空氣中傳播所需要的時間，不管這段時間多么短，或是沒人能聽見發音。 

山里意味著山的深處、內部，通常不涉及海拔，只是指出相對山外，兩者之間的距離遙遠難及。在我漸漸成年的那些年里，進山仍然不是容易的事，沿進山的盤山公路徒步，或沿著山谷里的河流逐漸向山里攀登，總能深刻感受到山帶給視野的限制。

走在盤山公路上，一側視角完全被山本身遮擋，另一側大多數時候是生長著次生林、灌木和藤蔓的陡峭斜坡，逐漸下降至谷底。行人目光所及，只能看到落葉松屬和櫟屬樹木之間的色塊。夏天是暗綠色的，而冬天是深棕色的，掉落的松針、樹葉和球果沐浴在白色的陽光下，似乎有看不見的火頭在底下什么地方燃燒，樹頂上像是飄著若隱若現的白煙，空氣中能聞到一絲煙味，以及一種文學性的緊張。

不管在什么季節，山里人總是少，村子擠在山凹小面積平地或半山坡上，低矮，光照不足。走在進山的道路上，稍微抬頭看看，對面多數時候是另一座山同樣陡峭的斜坡，偶爾展開一塊不大的山間盆谷，有精心耕種的田疇，幾乎毫無例外種著水稻，或留著大約10公分高干枯的稻茬。能得到灌溉的水田和無法灌溉的旱地有著嚴格區分。進入21世紀之前，這種區分甚至像宗教一樣，有著某種不能為人理解的超越性，山里也不例外。

旱地除了做菜園，大抵種著馬鈴薯/洋芋、紅薯/紅芋，以及少量玉米/芋榴和為數更少的高粱/榴稷。

芋，是塊莖或塊根的統稱，榴形容果實小而叢集（形如石榴），稷的原義可能是高粱。這些特指某種作物或泛指某種特性的名詞可以任意組合，形成更加復雜和精確的表達，直到它們變成專有名詞而失去大部分所指。

榴稷有兩個常見種，兩種種子在未成熟前都呈綠色，隨時間漸漸轉紅，一種成熟時作紅黑色，另一種呈純黑色。后者莖干汁水豐富，甜度高，被當作甘蔗種植，也像甘蔗一樣食用，是一種夏天的零食。我和朋友們走在這樣的山間，有時會趁著無人的時候掰一根甜榴稷，扯掉穗和葉子，撕開綠皮，一節一節地咬著咀嚼，咽下甜汁，吐出殘渣。那總是假期的時候，天氣炎熱，太陽只能照著山的一面，受光面的積溫能讓瀝青融化，塑料涼鞋或拖鞋的鞋底發燙，而在陰面能感到山的涼意。 

山的涼意是大規模的，有時涼得過分。我來自“畈上”，對“山里”總有些浪漫的想象，又帶有一絲敬畏，夏季的涼意與一整個冬天不化的積雪就是明證。同時，我也敏銳捕捉到雙方微妙的敵意。“山里”意味著主糧不足，不通信息，缺少靈活性以及固執己見。肌肉記憶控制著山里人，讓他們在平地行走時身體過度前傾，邁步時用力過猛，然后如夢方醒導致強烈的頓挫。

“畈上”，也即面積較大的山間盆谷，高度依賴那些從山間流出的河流灌溉。1949年后，沿著這些河流，修建了大量水庫。小型水庫通常位于河水將要出山的盆谷邊緣，灌溉面積有限，主要限于河流原先流經的較小地域，而大型水庫配合骨干渠道，能灌溉一縣甚至數縣之地。工程需要在兩座高山之間攔截大河，建設高壩蓄水。1958年，也即我父親出生后一年的“大躍進”期間，有許多這類大型水利工程動工。根據這一年的會計學，山里人口不密，淹沒成本也低，他出生的地方因此沉入水下。這種畈上收益而山里蒙受損失的事，恰好證明“畈上”意味著帶有油滑色彩和道德貶抑狀態的幸運。 

計劃中的水庫規模有多大，我想很多主事之人也缺少全盤了解。和1958年的很多事一樣，大壩建造過程倉促、草率，收益被夸大，而代價沉重，極少被人提及。隨著饑荒接踵而來，工程進行四年后中止，1970年一次大洪水后才又重新開工建設。不可逆的巨型工程帶來大量衍生工程和維護風險，半個世紀后還沒有完全消除。移民只是這些未盡事宜中的一種。建設周期拖延太久，移民進程也很長。我父親是在這個進程中長大的。他的童年時代充滿饑餓、恐懼和離散的記憶，

移民造成的特殊困境中，最明顯的是生活失去了宗族支持。我父親從“山里”移民到“畈上”，周圍幾乎都是合族而居的同村莊，唯獨移民們組成雜姓村。所有土地——宅基地、水田、旱地、菜園和伐薪林，都是這些同姓村在行政命令下讓出來的。直到半個世紀后，周邊村莊仍沿用歷史上的名詞來稱呼這些地方，根本不理會移民們為他們擁有的土地帶來了新的命名。

在村莊極小的范圍內，我父親更換過三處宅址，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叫“祠堂”——歷史上的確有一座方姓祠堂坐落在這里，曾是以宗族為單位的同姓村莊的根本所在。諷刺的是，在我祖父和父親被水庫淹沒的老家，也有一座祠堂，移民之前，我祖父這一支一直以耕種附屬于祠堂的共有土地為生。這些土地及其產出相當于宗族的慈善基金。

移民到來導致祠堂移位，如果不是國家強有力的干預，原居民在情感上和利益上都無法接受這種遷移，以及由此帶來的土地和文化空間再分配。半個世紀后，原來的地名已經失去了法律和行政意義上的所指，但周邊村莊仍然恪守著這些地名，相當于反復申述一段歷史。他們的固執里帶有無聲的抵制和敵意。

在如此敵視的陰影中，移民身份在需要消除村莊內部分歧和爭取共同利益時，往往發揮不可替代的功能。危機感一天不消除，移民這個事實總會轉變成強固的心理偏向。那是弱者在感知環境時特有的警覺，也是人們在需要做出犧牲進行自我說服的主要理由。

有太多次，在光線昏暗的議事會議上，我看到人們以憤然的口吻說出“移民”這個詞。無論修一條通往國道的小路，還是清理山塘的淤泥，或在干旱的年份與位于灌溉渠上游和下游的村莊分水，凡是需要與鄰村協調、爭吵甚至打斗的公共事務，都會喚起人們身為移民的生存意識。他們不無悲哀地意識到，在需要原始暴力的場合，作為一個被宗族村莊包圍著的雜姓移民村，自己處在何等弱勢的地位。也是在這樣的時刻，移民被轉化成與生俱來的恥辱，人們的責任是記住并強化這種恥辱，而不是淡化甚至消除它。

動員或總結的時刻總是在夜晚，劣質香煙和自制葉子煙充滿臭味的煙霧充斥著議事空間——很多年里也就是我家的堂屋。男人坐在內圈，被他們的妻子松散地包圍著，分享彼此的不幸，以及挑戰這種不幸的決心。女性之所以出現在這個場合，不是因為別的，只是因為她們嫁給了移民。由于缺乏發展宗族支持網絡的可能性，婚姻在移民的本地化和其他方面發揮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移民時間越長，婚姻網絡越本地化，姻親和妻族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宗族的社會功能。在情感和社會經濟方面，這個村莊因此比周圍村莊更依賴嫁入村子的當地女性。

要講清移民對我父親意味著什么，幾乎不可能。特別是，當他開始回憶的時候，我們已經漸漸大了，不幸有時會被微妙地轉換成某種道德訓誡，以樹立或鞏固講述者的權威。在他的回憶中，生理和精神上的痛苦并不是生活中的例外或隨機狀態，而是命中注定之物，無法逃避，也不能解決，只有忍耐一途。他的講述策略圍繞著痛苦本身進行，所有饑餓痛餒的細節一再重復，很難說里面沒有潛在的恐嚇和情感訛詐，但主要目標仍是論述我和妹妹正在和將要經歷的困難與其相比不值一提。事實也的確如此。在1990年代，我們幾乎做好了忍耐不幸的心理準備，后來發現事情逐漸往好的方向發展，不由得長舒了一口氣。 

回頭想想，我父親對往事的回憶，明顯出自幸存者的視角。這些記憶雖然痛苦，但痛苦一旦變成常態，其成因和變量也就不值一提。換句話說，痛苦就這樣變成了命運。除了被動無為，幸存沒有什么訣竅可言。這種視角自然也帶來一些主張，比如，最壞的時期雖然可能會過去，但前提是要活下去，才可能看到形勢轉好的那一天。又比如，凡事先考慮最壞的情況，在確保幸存的情況下，才能尋求收益增長。以及，超額收益是冒險的產物，成功純屬僥幸，而失敗在情理之中。如此等等。

當然，由我來總結他的人生并不公平，因為我已習慣陳述，而我父親的回憶盡是細節。在敘事學中，陳述是一種有目標和有策略的解釋，而對細節的玩味雖然也基于選擇性記憶，但歸根結底是不自覺的。陳述是自覺而為的技巧，需要高度概括，通常會將歷時性的經驗壓縮，再展開成結構性表達。陳述讓陳述者獲得一種心理優勢，來平衡他們為迎接可能到來的暴擊而提前積蓄精神能量的過程中遭受到的心理創傷。畢竟我們的心理創傷不能跟我父親所經歷的一切相比。不幸的時間差就成了兩代人和解的前提。 

我父親的不幸，一部分是移民造成的，但大多數恐怕和移民無關，而是更為普遍的境遇，不因他在“山里”還是“畈上”而例外。 他的回憶中有兩個小故事，因為重復太多，在我的記憶中尤其深刻。兩個故事都與吃有關——一點都不稀奇，吃實在是我父親一切回憶中最突出的主題。

故事之一的場景持續時間很短。據說當時他正和母親、姐姐一起吃飯，飯桌上只有一道炒莧菜。我祖母本著對小兒子一貫的溺愛，讓我父親先夾菜，但他極不喜愛莧菜，便跟祖母賭氣說“我不吃”，不料姑母聽見這話，一次性將所有莧菜夾走。像所有寓言一樣，我父親見狀放聲大哭，但祖母堅持這個結果是不可改變的。故事的要點有好幾個，不同場景下講起來，側重都不相同，比如： 

1）炒過的莧菜莖葉糾纏成一團，即使是孩子，也可以輕易夾起整盤莧菜。 

2）有些地方無人問津的事物，換個地方人們就趨之若鶩。 

3）意氣之爭往往沒有收益，卻會導致實際的損失。 

4）父母對子女的溺愛必須以不妨礙更重要的道德戒律為前提。 

這種家庭生活中的小喜劇帶有溫暖和親昵的色彩。有時我懷疑是不是每個人家都有類似的故事，不然那些人家的孩子如何了解主題（2）和主題（3）這樣顯然重要但又很抽象的結論呢？直到我上中學之前，鄉村地方的道德氣氛幾乎都是被這類小故事塑造、維系并傳遞下去的。它們反映了一種變動較少的村居生活中，傳統價值觀念與時代因素之間的調和，后者很少能夠真正撼動前者的根基。 

故事之二發生在夏天傍晚。據說我父親放牛回來，祖母已做好晚飯。因為很餓，父親顯然期待能吃點“抵肚子”的東西，結果發現鍋里一如既往，只有非常稀的稀飯。在失望和憤怒中，他將放在鍋蓋上的鐵鏟丟進鍋里，打破了鍋底。父親在驚恐中逃出家門——他將藏匿在哪里？南方鄉村的夏天，實在有太多地方可供一個孩子容身而不被人發現。但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就立刻知道他躲在離家不遠的地方，因為接下來他講到，祖母邁著小腳，在茫茫暮色中疲倦哀傷地喊著他的名字，我父親內心糾結，不知要不要應聲回答。 

莧菜的故事主題與偏好有關，而稀飯的故事主題不光是饑餓與貧窮。故事結尾處，祖母將父親帶回家，像往常那樣為他準備好洗澡水，然后趁著父親脫光衣服，反手閂上房門，將他痛打了一頓。痛苦終身難忘，不僅因為其中有慈母的欺騙，也因為暴力的正當性來自道德教條，即使是故事指向真正的絕望時，也是如此。

我父親關于幼年時代的回憶中，祖父全然缺席，而祖母郁郁寡歡。但這個在照片上也愁眉不展的女人，在伴隨遷徙而來的動蕩與饑餓中，養活了出生在1957年的兒子。

如果不是極度忍耐，并且緊緊抓住某些古老的教條，我不知道她怎樣才能捱過那些漫長的不幸時光。不幸從肉體觸達靈魂深處，按照今天的標準，甚至超出了人所能承受的極限。

祖母有四個子女，伯父們和姑母的生活都十分坎坷，我父親是她最后一個孩子。1976年祖母去世時，我父親剛剛成年。而祖父活到93歲高齡，在他2014年去世之前，一直與我父親住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