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形自西至東呈階梯狀分布。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構成第一階梯。第二階梯由內蒙古高原、新疆、黃土高原、云貴高原和四川盆地組成，平均海拔1000至2000米。一組斜貫中國的東北-西南向山脈——大興安嶺、太行山、巫山、羅霄山、雪峰山——羅列在第二階梯東部邊緣，將它和第三階梯區隔開來，后者平均海拔從1000米一路下降，直到太平洋。沿海分布著巨大的沖積平原，自北至南，分別是東北平原、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平原邊緣鑲嵌著低山和丘陵。

在沒有Google Earth之類衛星地圖可查，也不知道地形圖為何物的時候，在地理課上把握中國地形地貌，需要巨大的想象力，對學生的形象思維能力形成了挑戰。我和周圍大多數人都無法通過考驗，原因很簡單：所謂想象，其實是經驗的組合，人因此無法想象從來沒有經驗過的事物。

在人格形成的關鍵時刻，地理環境提供的視覺參照會演化成心理傾向。生活在高原和平原地區的人需要忍受單調的景觀，但他們獲得了生活環境提供的大尺度的視覺經驗。這種視覺經驗，集中體現在地平線上，它不僅為太陽升落提供了基準，也向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展開了盡管空洞但同樣巨大的可能性。因為事物的密度太低，高原和平原對人類心理施加的壓力，是一種不斷彌散、暈染和幻化的前景，如同細節清晰的電子圖像在邊緣地帶突然變成粗糙的顆粒。這是人類的感覺、情感甚至知識都不能掌握的模模糊糊的存在，最終只能訴諸宗教。

對生活在山地和丘陵地區的人來說，同樣大小的地理空間中容納了更多樣的視覺形態，但多樣性的代價卻是局促。事物密度固然有所增加，卻被封閉在特寫式的視角中。日復一日，視覺細節累積成高度程式化的畫面。如果社會不能提供開放和多元的經驗，以平衡或彌補環境對身體和性格的塑造，人就會成為這種環境及其邊界的奴隸。

很多年前，在地理課的課堂上，無論如何都不能獲得學習中國地貌必需的具象的想象力，那種挫敗就類似于此。我們的想象力要么太具象，太例行化，要么太抽象，太符號化。

很多年后，我才理解，具象的想象力需要大量深淺不一的身體經驗，以及習慣對身體經驗進行歸納、綜合和概述的思維能力。

對熟練的旅行者來說，具象的想象力是很容易理解的東西。在陌生環境中，旅行者時刻都在歸納零碎的經驗，以便將其納入符合特定文化邏輯的框架中去。這需要打開他/她的感官，將新得到的經驗和已有的經驗進行比較，將其中一部分歸于確定，將另一部分歸于待定，并將某些歸于可能的例外（如禁忌）。在很短的時間里，旅行者就能建立起例行化的生活秩序，哪怕這種秩序只是圍繞著目的地的旅館、道路、車站或機場等很小的一塊區域運作。依托這種臨時和快速形成的秩序，他/她才會對這個世界抱著確定的信心，心智和情感由此獲得相對自由。

這種自由乃是想象力的源泉，而流動性欠缺導致的挫敗感是慢性的。我們中大多數人把自己在極其狹窄的生存空間中逐漸累積的、充滿細節的挫敗感，最終轉變成看待世界和自身的觀念。

這種挫敗感，以及挫敗感導致的淺薄和畫地為牢的傾向，一直困擾著我。每當想到赤土，想到一些顯然重要卻始終沒有進展的事，挫敗感就會襲來。這種感覺如此熟悉而沉重，令人不適。有時我也不能免俗，覺得其中埋伏了某些命運的線索。

命運是很玄妙的兩個字，也是終極退路，仿佛冠上這兩個字，個人便可以從負疚感中解脫出來。當然，即便如此，那也只是我個人的命運。頂多還有少數和我一樣在初中地理課上為中國地形三階梯說迷惑的少年，在他們人生某個階段，突然意識到，多年來困擾他們的揮之不去但又說不清具體緣由的感受，與另一個人生階段置身的地理環境有著密切的關聯。這時，他們也許會像此時的我一樣，恍然生出原來如此的宿命感受。

這種感受也許包含了失落，但絕非任何意義上的懷舊，更沒有感傷之情。它們總是在完全沒有防備的時刻襲來，伴隨著在人生邊界浮現的震驚。比如，2019年秋天，在東京山手線日暮里站買車票時，一個站名突然從線路圖上跳到眼前。如果不是帶著孩子，如果不是他尚在隨時靠在我身上就會睡著的年齡，也許我會買一張都營地鐵日暮里-舍人線的地鐵票，從日暮里乘往東京北郊，兩站后在“赤土小學校前”下車，然后走到對面站臺，再乘坐進城的輕軌列車，回到日暮里。但那天我只是拍了地鐵路線圖和站名的照片，發給哥哥和妹妹。他們甚至不知道我是在東京。這無關緊要，我只是想讓他們知道，并非在平行世界里，還有一個地方叫赤土，甚至有一所學校，與我和妹妹讀過的小學同名。

我們讀過的學校還在，離我們現在的家不到100米距離。這段短短的路程，如今被一條新鋪裝的雙向四車道國道從中截斷。這條路挖斷山岡，改變了村子與學校的空間關系，將它們從一體分剖成兩邊。這幾年，不斷有掛著外省車牌的大貨車滿載或空車通過，眼看要將兩者從視覺和心理上永久區隔開。這段值得詛咒的路面，是全國性的國道升級計劃的一部分。按照這個計劃，這條穿越9個省的國道被分段拓寬，裁彎取直，舍坡就平。

位于校舍以西的老國道，兩車道，上坡連下坡，幾乎是一段字面意義上的彎路，于是被“裁”掉了——這個字讓我想起兩個做裁縫的舅舅。我見慣他們用三角形粉筆在一塊布上畫出線條，再操起大剪刀，沿著線將布匹裁開。剪刀開合時發出“嗞——”的一聲，輕微又密實，30年后還活龍活現地縈繞在我耳邊。

老國道的走勢是有原因的：它修建在一條有1000多年歷史的驛路上。驛路大體挨著連綿不斷的群山山腳，自東北向西南延伸，聯通江淮平原和鄱陽湖平原。群山的故事暫留待后面再說，這里只提我們就讀過的學校所在的小山岡。盡管山岡頂部寬不到15米（我一邊回憶一邊嘗試校準這段距離，把這個數字從50米改到20米，又改到目前這個，實際這座山岡的脊部可能更窄），只是群山向沖積河谷伸出的許多相連或不相連的臂狀小丘陵中毫不起眼的一座，僅因位于驛路旁邊，并下臨平野，位于山區與谷地轉換的小小節點上，竟也有了弱化版的樞紐之感。一條進山道路發端于岡頂，與驛路垂直，形成T字路口。圍繞著這個自然地理的小小瓶頸，有幾間不成規模的商店、茶館和肉鋪。驛路在20世紀中期變成國道、進山道路演變成省道之前，這個T字路口的情形，應與1000年中大多數時候無異。在那之后，當然有一些不同。

我能記事時，現代國家權力延伸到鄉村的觸角仍在：路口東側國道兩邊分列著道班和糧站的院子，正對路口、在國道南側是三位一體的政權空間：小學、供銷社和村委會。盡管T字路口及其所在山岡范圍極小，這個政權空間又被岡上連綿不斷的杉樹林包圍、擠壓在國道南側一小塊空地上，卻能居高臨下，控扼兩條可以通行汽車的公路，似乎僅此就無需額外再論證自身的權威。

有很多年，我們熟悉的鄉村道路，在最好的情況下，不過是砂石路面，大多數情況下僅是蜿蜒在坡地和水田之間狹窄的田埂。當地唯有這兩條路有硬化過的現代路基和路面，可通行汽車。我們已知其中一條道路的起點是在北京永定門橋——實際上，所有1字頭國道的起點，都必須在北京。這是中國的政治符號學，或說象征政治學。政治觀念的影子投射得很遠，甚至能在政治結構的神經末梢復制一個權力中心，交通肯定在其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道班是必須的，和糧站一樣，很大程度上疏離于當地的農業生活。對年幼時期的我們而言，道班里熬煮瀝青的池子及其散發的氣味，和糧站倉庫高聳的屋脊下層層疊疊堆碼在一起、鼓囊囊裝著曬干吹凈的水稻的麻袋一樣，都帶有強烈的異質感。當然，許多痛苦的回憶與糧站有關，但真正令我印象深刻的卻是這種異質感。被剝奪的屈辱會隨著時間推移逐漸退隱，但瀝青氣味和糧站的建筑樣式永遠停留在記憶之中。無法想象鄉村生活中養成的經驗能夠駕馭這種樣式的事物。

糧站和國道一樣，必須建構在另一種組織形態、行為模式甚至是觀念之上。它們是國家具體而微的存在，又展示了統治權力的抽象性質。這兩個小院子位于現代國家龐大汲取和流通網絡的末端，與其說是觸角，不如說是觸絲：規模更小、對周邊環境的變動更敏感，實際也十分脆弱，必須仰賴那種高度抽象的權力加以維系。關鍵就在這里：權力不是來自其他地方，而來自網絡本身，因為信息和暴力可以借助網絡流通，同時將國家中的大多數人排除在外。權力是排他性的，自上而下，這是生活經驗，也是規訓。

我和妹妹最熟悉的公共建筑，分布在小學操場周圍。那些人字形屋頂上覆蓋青灰色小瓦片的大開間平房，連帶它們向外伸出的廊檐，圍成一個凹字形的大院子，院子最靠后、最隱秘的地方是公共廁所，一座一分為二的永久性臨時建筑（臨時這個詞是指，它與主體建筑脫離的空間格局、搖搖欲墜的狀態，以及從道德上加以貶抑的氣氛），骯臟、潮濕，后墻緊靠突兀聳起的山坡。山坡中間有一座廢棄不用但仍有水的沼氣池。沼氣池口很小，里面卻寬廣，清澈的積水反射出天空倒影，顯得深不可測，丟一塊石頭進去，便發出響亮的回聲。老師們總擔心，我們會掉進去淹死在里面，于是用一塊大石板將沼氣池口罩起來。這種擔心倒不是空穴來風。如果有人真的掉進沼氣池，淹死在里面簡直是一定的。但人從環境中學到什么事，也有隨機性，危險反而增加了沼氣池的刺激程度，一代代學生在這里玩一種“搶梁山”游戲。那塊罩在井口的石板，在想象中變成了宋江那把排名第一的交椅。有些年齡大得異乎尋常的學生則輕蔑地挪開石板，對空蕩蕩幽暗的地下洞穴大叫一聲，然后吐一口口水進去，就為側耳聽聽地面的事物進入地下后輕微的落水聲。

從廁所和沼氣池的位置關系可知，學校所在山岡頂部地勢并不平整。建造公共建筑首先需要挖出地基，需要磚石、木材和瓦，需要勞動力，而山岡四周的鄉村負責提供一切所需，絕大多數情況下是無償的。即使是地處偏遠且如此狹小的公共建筑，也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方法建造起來，這強化了權力運行的象征性質，并將這個小山岡轉化成權力運行的舞臺。

起碼要到1980年代后期甚至更晚，這座山岡才最終失去控制周邊鄉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和象征性權力。在當代中國歷史上，這個漫長的過程，某種程度上被刻意忽視了，就像歷史經歷了一次沒有明確標志的滑坡。它留給我的唯一印象也是象征性的。事情發生在1980年代末或1990年代初。我完全記不起在哪個季節的某一天，國道兩側的鄉村突然躁動起來，男女老少沖到公路邊，將那些長滿樹瘤的行道樹（我記得是楓楊樹）放倒、鋸短，不由分說扛回家中。他們——說我們更合適，雖然我年紀尚小，也迫不及待想要參與進去并出一份力——甚至連樹根也沒有放過：挖開樹樁周圍的泥土，向下掘進，斬斷那些不知延伸到什么地方的巨大根系中最粗的幾根主根，便能將鋤頭伸進樹樁正下方，再墊上一塊石頭，利用杠桿原理，將整個樹根帶泥土從土里刨出來。這些樹根的形狀和尺寸，可以說令我終身難忘。從那之后，老國道這一段兩側，只留下一個個不規則的圓坑，頗像許多猜疑的表情。

我一直認為，這些行道樹長期遭受蟲害不得不更新，道班沒有興趣也沒有足夠人手處理此事，因此樂得讓周圍村民自行其是。但如果是一個自東向西路過此地的時間旅人，有一件事是無法向他解釋的：砍伐瓜分行道樹的事情，只發生在國道東側的上坡路段，稍遠處的平路和一嶺之隔的西側下坡路段氣氛均平靜如常，沒有人刀斧相加，同樣長滿樹瘤的行道樹依然歪歪扭扭把它們的樹枝伸向天空。

這是我少年時代的一樁謎案。當天遺留在我心目中的氣氛無異于一場暴動。一場沉默的暴動，現場彌漫著心照不宣的歡樂，不僅因為占了些許便宜，也是因為這是占國家的便宜，而且是公開的。如今想起來，尋常農具突然變成武器，至少當它們砍向一些極為普通卻不可動搖的樹干時，有那么一瞬間，我可能有些后知后覺，同時過度著迷于這種象征性的襲擊。

這與我后來思考的問題有關。在沖突的結構性成因和社會后果之間，橫亙著一片廣闊而無聲無息的隨機性領域，鮮少看到有像樣的學者在其中跋涉。暴力的隨機性釋放，是維克多·特納這樣的人類學家、勒華拉杜里這樣的歷史學家都意識到卻沒有真正涉足的地方，并且在很大程度被克利福德·吉爾茲庸俗化成了一種沒有所指的空洞的能指集合。直到詹姆斯·C.斯科特出版了他關于東南亞農民的經典研究之后，隨機性暴力作為社會事實和社會過程，才得到相對恰當的描述。

在國家權力含含糊糊退出鄉村的過程中，最早走下那座舞臺的是供銷社，后來學校改建，村委會搬去其他地方，只留下幾間空房和門前一塊空地。緊接著，茂密的人工杉樹林被清除一空，山岡南側豎起一根巨大的煙囪，北側——也就是我所生活的這一邊，搭建起簡易廠房。那是1990年代初的事。我從沒見過的大型推土機搭載在平板拖車上，被運送到岡頂，沒多久就推平了一大片區域。這種機器的工作效率和發動機極其喧鬧的噪音吸引很多人專程前來圍觀。鄉政府在新推平的土地上投資建造了磚窯廠，啟動資金毫無疑問是來自信用合作社的貸款。由于占用山岡南北兩側的耕地，磚窯廠必須優先從山岡兩側村莊招工。很多人（如果他們沒有兼做木匠、磚匠、篾匠、裁縫和理發師，也不是赤腳醫生或民辦教師），特別是女性，平生第一次持續獲得了現金收入。

長遠看這自然不是特別驚人的事，而在當時帶來的震動，卻是今天人們無法理解的。30年前，鄉村生活的主要特征是現金絕對匱乏。一個完全務農的家庭，現金收入來源屈指可數，能夠拿到市場上銷售的東西不外四種：稻谷、豬肉、雞蛋和他們自己的勞動力，問題是市場匱乏。稻谷收購由國家壟斷，并要在完成國家地租（也就是交公糧）之后，才能以規定價格賣給國有糧站。有一段時間，豬肉的收購渠道和價格也被壟斷。就這樣，每個農戶每年需要繳納的各種稅費提留中，有一小筆錢實際是政府向他們收取的養豬執照費——當然，不會真有執照，而且不養豬的農戶也必須繳納這筆費用。類似名目和實際都很荒唐的收費項目到1990年代后期多如牛毛，這些錢實際是用來維系鄉村政權日常運行的。

每到過年，特別是大年三十這一天中午，家里堆滿村人送來的紅紙，我父親就從柜子里拿出一本陳舊且卷角的對聯選集，為他們挑選一些比較通俗吉祥的句子，寫成春聯。這個對聯選本的作者，搜羅了許多聯句，有一些明顯不適合張貼，比如我印象最深刻的兩句：

自古未聞屎有稅

而今只剩屁無捐

這聯句粗俗刺目，但有一種真正辛辣的諷刺意味和生命力，即使是孩子也會忍不住笑起來，因此才能流傳下來。身體，或者說活著本身，就構成了國家征稅的理由。但為征稅設立的人力和行政網絡本身需要資源維系。有時候，征稅行為在經濟上變得不可持續，因為征收到手的稅費，尚不足以維系征稅網絡的運轉。這就是2000年左右中國政府在農村地區面臨的“稅收陷阱”，也是很多政策人士希望放棄征收農業稅的理論基礎。但誰都知道，征稅并不是征稅網絡存在的目的或說唯一目標。即使完成工業化之后，農業稅源枯竭甚至反而需要補貼，國家也不能從鄉村退出。權力必須在場，哪怕代價大些——在某些時代、某些地方，對某些人來說，這種代價可能大到無法承受。在來自制造業、商業和各種財產稅的稅源能夠支持國家有效控制鄉村之前，那個緩慢的、歷史性的滑坡必然導致各種亂象。

我和妹妹在這個混亂的滑坡時期長大成人。有趣的是，我們對這段時間的身體感受很不相同。我母親說，我比較挑食。這似乎難以想象，但的確是事實。而我妹妹不愛吃肉，這更難想象，不過也是事實。

和現金收入絕對匱乏相似，吃肉機會也很少，因為農戶養豬的能力有限。豬和人一樣，吃的東西都來自土地，就算豬不吃主糧，在土地有限的情況下，大多數人家一年只能養兩頭豬，一頭留到過年宰殺，另一頭在8月底賣掉給孩子繳學費。有些年份過年時無豬可殺，有些年頭孩子繳不上學費，原因很簡單。人有旦夕禍福，錢和需要用錢的場合，哪個先到，是無法預測的。私人之間賒欠和借錢都很尋常，但也有些錢不能賒欠，重病住院就是如此。醫院是公立機構，不接受欠賬。2005年建立“新農合”（農村合作醫療保險）之前，醫院通常只在確保病人家屬有意愿且有能力支付費用的前提下才提供包括急救在內的醫療服務。重病的老人——很多也并不真的很老，大多沉默地接受那個終極的退路。

我并不是在比喻的意義上使用沉默這個詞，盡管死者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確默默無聞，但在我印象中，當命運揭曉它平淡無奇的答案時，幾乎所有人都提前陷入衰竭。他們睜著眼或閉著眼，臉朝上，對著蚊帳頂上某個看不見的地方，總是無聲無息，幾乎沒有例外。子女、親戚、村人從里到外圍成三圈，而我父親有僅次于醫生的特權，可以坐在床沿上。大多數人都由他宣布死亡。履行這個職責之前，需要確認死者頸部、手腕和腳踝上確實都沒有脈動。接下來，我父親為他們/她們清洗、更衣、裝殮，直到埋葬，全程參與，毫無偏私和保留。這就是為什么他可以坐在死者床邊，因為死亡是嚴格意義上的公共事務。

鄉村地區的交通狀況一直到2008年才發生根本改觀。那時我已經是經驗豐富的記者，一年中很多時間在中國各地出差，親眼目睹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政府推行的經濟刺激計劃如何改變交通網絡。過剩的基礎設施建造能力涌向2000年來從無硬化道路的鄉村地區，很短時間里構造了一張不會顯示在1:50萬地圖上的道路網絡。大多數道路需要重整路基，然后鋪設單車道的鋼筋混凝土路面。道路網絡的質量如何還有待時間檢驗，但毫無疑問刺激了隨后幾年鄉村地區的汽車消費。

國家權力隨著這些道路重新回到鄉村生活的中心。這些毛細血管般的鄉村水泥路面不斷匯入新國道，使得后者拓寬成為一種必然。拓寬之后的國道不再顧全地勢，直接將我和妹妹就讀的小學所在山岡推開一個15米寬的缺口，露出兩側山坡上鮮紅的土壤。這種土壤富含氧化鐵和氧化鋁，酸性強，滲水性差，貧瘠，不適合種植水稻，倒是適合竹子和茶樹生長。

我還記得，我父親為了改善那些灌溉不方便的山坡梯田的土質，將石灰運到田里，然后把石灰和紅土細心拌勻。某種程度上，他是一個新式農民，相信農業方面的新知遠甚于相信經驗，就像他相信副業和現金收入遠甚于相信稻獲，然而，在他的一生中，運氣可能一次也沒有站在他這一邊。不幸從我父親的生年就可見一斑。他出生于1957年，如果不是有一個極度溺愛他的母親，根本不可能活下來。就像生在其他受詛咒的年份里的人一樣，我父親也沒有同齡人。赤土也不是他的家鄉，因為我父親是一個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