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野生動物肇事頻上熱搜。例如，2021年4月，東北虎下山“驚嚇眾人”；5月四川一村支書被野豬“襲擊”身亡；8月云南西雙版納野生亞洲象長途“北遷”，沿途“突襲”農田和村莊；11月野豬“暢游”南京玄武湖走紅網絡、香港歌星李玟母親被野豬“攻擊”，等等。

在全球氣候變化等趨勢下，野生動物捕食家禽、毀物與傷人事件，在世界范圍內屢見不鮮。對中國來說，這同樣反映生態和諧與社會發展之間存在尖銳矛盾，是生態文明建設面臨的新挑戰。

由于中國自然地理條件和生物群落等方面的區域差異，各省、市、縣乃至鄉鎮發生野生動物肇事的類型和災害程度不盡相同。野豬由于繁衍力強，種群擴張快，活動空間與人類活動空間重疊度高，其分布空間也十分廣泛，全國所有動物地理區系中均有它的記錄。截至2022年底，中國多數省份已有野豬“肇事”報道，需要探究其格局、危害、原因以及調控策略。

沖突的時空格局

近期通過對1242件野豬“肇事”的調研發現，我國2000-2021年野豬“肇事”量呈現年際遞增趨勢，基本符合指數函數形態。大致經歷了3個發展階段，即：2003年以前，每年野豬“肇事”數量不超過10件；2004-2016年，野豬“肇事”量上升到20-40件；2017年以后，則超過40件，尤其2018年以后，增長速度明顯加快，有進一步演變為社會性風險的態勢。

2000-2021年中國野豬“肇事”量年際變化 圖源：筆者繪制

野豬“肇事”范圍也不斷擴展?；趨^（縣）行政單元的統計結果顯示，2000-2005年中國發生野豬“肇事”的區（縣）有67個，主要分布在重慶、湖北和吉林省的丘陵山區，以重慶市和湖北省中西部為中心，向四周擴張；2005-2010年，新增野豬“肇事”區（縣）又有42個，由重慶和湖北等地，向安徽、浙江的丘陵山區擴張；2010-2015年，新增野豬“肇事”區（縣）67個，在原來空間范圍基礎上，向東部、東南部和西北部擴張；2015-2021年，野豬“肇事”區（縣）猛增223個，集中分布在四川、貴州、甘肅東南和陜西省中南部等丘陵山區，形成當前的野豬“肇事”空間分布格局。當前在全國25個省份、147個地級市和399個區（縣）均存在野豬“肇事”現象，集中分布在四川盆地東部、黃土高原東南端、長江中下游以及長白山等丘陵山區的農林交錯區。

2000-2021年區（縣）尺度野豬“肇事”時空格局 圖源：筆者繪制

經濟與社會危害

據初步統計，野豬“肇事”的危害可分為破壞農作物（占比71%）、侵害家畜（11%）、致人受傷（10%）和致人死亡（8%）四種基本類型。而破壞農作物是其中最主要和空間分布最廣的類型。在發生野豬“肇事”的399個區縣中，204個區縣因此發生耕地撂荒現象，占比為51.13%，直接影響農業生產和農戶生計。侵害家禽事件多發生在長江沿線、貴州和湖南等地，人員傷亡事件易發生在長江沿線、陜西南部、黑龍江和吉林等地的丘陵山區，目前已有71個區（縣）發生過野豬致人傷亡事件，占比近18%。

以近年野豬“肇事”頻現的重慶市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為例。該區地處武陵山區腹地，集平壩、槽谷、丘陵地貌于一體，海拔200-1900米。在縣內的天倉村和雙龍村調研時得知，早在1990年，兩村莊就因野豬“肇事”導致耕地一定程度撂荒，之后撂荒面積持續增加，撂荒地塊數量由1990年的6塊增至2020年的371塊，撂荒面積由1.65畝增至515畝，直接或間接因野豬破壞造成的撂荒地塊數量和面積分別達到80%和75%。 

區（縣）域野豬“肇事”危害類型空間分布 圖源：筆者繪制

在全國丘陵山區的農林交錯區，野豬活動是耕地撂荒的主要因素，野豬“肇事”造成的耕地撂荒已十分嚴重。比如，2010年前后，浙江省縉云縣雙川鎮實有耕地3000畝，受野豬破壞的約為1700畝，其中1000畝顆粒無收，而淳安縣因野豬“泛濫”造成的撂荒水田和旱地更高達2700畝；另外，2017年寧夏涇源縣75%的行政村農作物遭到野豬破壞，受災面積超過總播種面積的30%，造成經濟損失近6000萬元；2020年底，湖北省通城縣某貧困戶養殖的80只羊被野豬一夜咬死47只，損失超過5萬元。

在動物保護的約束下，“人退豬進，豬進人退”，也在部分丘陵山區頻頻上演。以浙江省為例，2000年，該省野豬數量約2.9萬頭，而2010年已突破15萬頭，野豬毀田傷人事件不斷，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稱的永嘉縣北部山區，由于飽受野豬侵害，原來600多人口的村莊，如今所剩不足20人。

就北方情況而言，根據甘肅省隴南市野生動物保護站的追蹤記錄，2016-2020年間，僅隴南市發生野豬致人傷亡事件達17起，傷亡19人（受傷7人，死亡12人），隴南市禮縣大樹村因野豬“泛濫”已舉村搬遷一次，但2015年起，遷入村莊的農田作物又遭野豬侵害，“豬進人退”的悲劇又要被迫上演。

野豬侵害的玉米地 圖源：紹興快報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L0VDT4N0525J0U2.html

沖突發生的原因

目前人豬沖突主要發生在四川盆地東部、黃土高原東南端、長江中下游以及長白山等丘陵山區的農林交錯區。雖然存在一定區域差異，但總體因素可歸結為：生態保護工程與禁獵政策共同作用促使的生態環境“好轉”、農地-生態用地界線不清，以及野豬生存能力強且缺少天敵等。

從生物特性看，野豬繁殖能力強，幼仔成活率高，能快速適應不同環境，而且不擇食，具有“春拱種、夏毀苗、秋啃果”的活動特點。野豬偏愛農作物，玉米、紅薯和花生均為野豬的優質食物，在農作物接近成熟的季節，野豬便進入農田取食。而野豬的天敵虎、豹、熊和狼等大型肉食性哺乳動物種群，恢復慢，數量少，使得野豬缺少天敵，生存壓力小，有利于快速繁衍。

中國1999年試點實施退耕還林還草工程以來，20多年間實施退耕還林還草達5.1億畝，生態環境得到顯著改善。更早些時候的收繳獵槍、禁獵也超過了20年。此后的2000年，《國家保護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國家林業局令第7號）出臺，將野豬列入國家“三有”保護動物名錄范圍，野豬可謂迎來繁衍的“春天”。

與此同時，隨著城鎮化推進，農業致富的機會成本持續上漲，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多選擇外出務工。城鎮每年新增人口約2000萬人，而鄉村人口持續減少，1995-2020年僅農業勞動力中國年均減少約1100萬人。如今，農村人口多以老人為主，對土地的依賴明顯減輕，隨著土地利用方式和強度發生變化，加之國家易地扶貧搬遷等政策落實，住在山區尤其是深山的村民，逐漸搬離大山。人類對山林的擾動減少，植被恢復和生態環境得到明顯改善，給野豬創造了適宜的生存環境。

此外，近年中國開展了大規模生態保護紅線劃定，并于2020年底完成。生態保護紅線的劃定面積大、范圍廣和管控嚴格，顯著改善了生態環境，提升了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但也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人豬沖突。

如何開展沖突調控

隨著國家對生態保護力度的加大和各地生態環境的“好轉”，以野豬為代表的野生動物對農村居民生產生活產生的負面影響擴散面增加，導致約1億畝耕地面臨棄耕，0.4億噸糧食產能受損，影響3000萬農戶生計。2021年，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發布的《我國推進野生動物危害防控綜合試點》指出“目前部分區域野豬等野生動物致害問題日趨嚴重，不少地方重視不夠，沒有依法采取預防措施和制定補償標準、辦法，甚至將保護野生動物與獵捕調控種群對立起來，沒有維護好群眾切身利益”。

為降低野豬造成的社會危害，目前采取的緩沖裝置、“聲-光”干擾技術和財產損失補償等措施的效果欠佳。一般來講，捕殺是控制野豬數量和降低野豬“肇事”頻率的有效途徑，但對捕殺數量、類型和范圍的確定缺乏科學依據。目前一些機構采用實地調研、紅外監測等方法，對保護區的野豬種群數量開展觀測，但時空局限性大，監測連續性差，難以及時與野生動物保護政策雙向協調。當前，為最大限度降低農業農村受損，當務之急在于，完善相應野豬“肇事”損失補償機制。

與此同時，還需從如下幾方面開展工作，以降低社會危害：

第一，對野豬進行科學適度地捕殺。2021年12月，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發布關于《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征求意見稿）》，擬將2000年被列入“三有”動物名錄的野豬剔除，這為野豬科學“捕殺”與階段性保護提供了法律支持。為科學適度“捕殺”野豬，各地就野豬的“捕殺”時間、數量、范圍和頻率等，均需要做詳細論證，并在實施過程中加強監管。

第二，區別對待保護區內外的野豬。截至2020年，中國自然保護地數量約為1.2萬個，約占陸地面積的18%，自然保護區內，野生動植物種群數量的調控應以保護野生動植物、保證生態系統的正常功能和生物物種進化潛力為準則。由于野豬破壞自然保護區的植被，與其他草食動物存在種群競爭，在嚴格科學論證的前提下，可在一些自然保護區適當引入野豬天敵或增加節育措施，恢復生態系統的食物鏈。在自然保護區之外82%的國土面積上，野生動植物種群數量的調控應以保障人類的生產生活和保護生命安全為準則，控制野豬數量過快增長即可。

第三，完善野豬“肇事”損失補償機制。對野豬造成的損害進行賠償，是減輕野豬“肇事”的經濟手段。經濟補償可提高當地居民對野生動物的容忍度，減少報復性獵殺，有利于野生動物保護，同時平衡保護野生動物的成本和效益?！兑吧鷦游锉Ｗo法》第19條規定：“因保護法規定保護的野生動物，造成人員傷亡、農作物或者其他財產損失的，由當地人民政府給予補償。有關地方人民政府采取預防、控制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造成危害的措施以及實行補償所需經費，由中央財政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予以補助”。然而，當前僅有北京、陜西、安徽和甘肅等省份，實施了關于重點保護陸生野生動物造成的人身財產損失補償辦法，且存在補償標準偏低、受損程度難以評估等問題。因此，政府應制定詳細的損失評估標準、理賠制度，選擇一些地區做試點后，盡快全面推廣。

嚇唬野豬的假人 圖源：韶關百米生活公眾號
https://mp.weixin.qq.com/s/lj25lfd6BtLQnnZTWQrmhQ

國際同類事件

人與野豬的沖突問題，也是當前全球性問題，美洲、澳洲、非洲、亞洲和歐洲等國局部地區均存在野豬“泛濫”現象。近20年來，美國的野豬數量增長較快。據統計，當前美國有600多萬頭野豬，且數量還在快速上漲。以得克薩斯州為例，2014年約有250萬頭野豬，野豬數量以每年20%的增量發展，其中254個縣中，有253個發生過野豬“肇事”。地理區位上，早期野豬“泛濫”集中在美國南部沿海和太平洋沿岸，后逐漸擴散到西部大西洋沿岸和內陸地區。2015年，全美國因野豬泛濫造成的農業損失高達15億美元，每個農場主年均損失幾千美元。

無獨有偶，截至2018年，2500萬頭野豬在澳洲非常活躍，數量已逼近澳洲人口總數。數量龐大的野豬給澳洲本地脆弱的生態系統帶來極大壓力，每年野豬給澳洲農民帶來的損失多達1億美元。

在亞洲其他國家，如印尼蘇門答臘和克尼西士巴拉國家公園附近，每月野豬肇事數量約為206次。日韓等國同樣受到野豬困擾。

在歐洲，意大利野豬每年損毀農作物造成的經濟損失達1億歐元；1997-2006年間，盧森堡被野豬破壞的莊稼面積接近60000畝，損失賠償達600萬歐元；2011-2013年間，波蘭野豬破壞農田總面積超過15000畝，對農民的補償金額近50萬歐元。

在非洲，野豬數量更是接近“失控”，加速了原本貧瘠的土地的進一步退化，農民的生活生產可謂雪上加霜。

走向和諧共生

處理好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關系，需要從生態系統服務視角審視。一般而言，生態環境具有對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服務”與“反服務”的功能。中國野豬“肇事”集中發生在丘陵山區的農林交錯帶，開發程度往往較低，通常是耕地撂荒、脫貧攻堅和生態脆弱的“空間重疊區”，野豬“肇事”出現可謂是生態系統的一種典型“反服務”現象，嚴重影響農戶生計改善和區域生態安全。

從廣義的“自然生態—社會經濟系統”均衡角度看，特定區域氣候變好，加之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天然林保護、禁獵等措施后，野生動物由于生存環境“好轉”刺激，種群數量一般快速增長。很多農戶將不可避免地棄耕乃至被迫外遷，而這又進一步助長野生動物種群增長，表現出典型的生態系統“反服務”現象。

相反，當特定區域的人類開展如過度放牧或開墾等活動時，區域生態環境惡化，導致該區域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物鏈失衡，如田鼠數量過多（天敵缺失）導致農作物歉收，農戶生計可持續性下降，表現出典型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水平下降。

以上兩種均為生態與社會的失衡狀態。只有當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處于一定平衡區間，生態系統才能充分發揮潛在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否則，各類沖突將此消彼長，政府和百姓也將疲于應對。

這反映在土地利用上，是以人為主體要素的生產空間和以野豬為主體要素的生態空間的沖突，本質是人與野豬對特定區域土地資源的爭奪。要進一步明確該問題的嚴重程度和破壞性，還需全面、持續開展沖突區受損耕地資源底數調查，評估野豬“肇事”對耕地撂荒、農戶生計影響，逐步形成長效監測與調控機制。

參考文獻：

王亞輝, 楊遨郗, 楊慶媛, 孔祥斌, 樊輝. 中國人—野豬沖突時空特征及對生態系統“反服務”的啟示. 地理學報, 2023, 78(1): 163-176. doi:10.11821/dlxb202301011.

WANG Yahui, YANG Aoxi, YANG Qingyuan, KONG Xiangbin, FAN Hui.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boar conflicts in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cosystem "anti-servi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78(1): 163-176. doi:10.11821/dlxb2023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