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今年暑假，筆者走訪了幾個村、鎮、縣。管窺蠡測，盲人摸象，分別形成了對山、村、鎮與縣的幾篇田野思考。這是系列調研第四篇，關于這次調研的思考。

一路走來，從大山到村里再到鎮里，我們對鄉村振興很焦慮，很困惑，也很迷茫。我們問陪同的縣政府同志：是不是因為有關規定使農民或山民沒有辦法在山里種植更加賺錢的經濟作物？如果讓他們自由改造林地，會不會收入更多一些？回答：不會。他們寧可到城里打工。在山里種植至少幾個月甚至幾年才能夠看到收入，還有技術、氣候、蟲災、市場等風險，不如到城里打一天工就實實在在地賺幾百元。那么，怎么才能做到鄉村振興呢？

我們需要討論這么幾個話題。

第一個話題：為什么要鄉村振興？

十九大報告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第一條明確：為了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促進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制定本法。

《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第一章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基礎，是建設美麗中國的關鍵舉措，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效途徑，是健全現代社會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選擇。

從這幾個關鍵文獻可以看出，鄉村振興戰略主要解決如下幾個問題：一是糧食安全，二是生態保護，三是文化傳承，四是社會治理，五是共同富裕。

第二個話題：“三農”問題中，最困難的是什么？

鄉村振興的背后是“三農”，即農業、農村和農民。縱觀世界的發展，一般發達的大國這“三農”都有。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與科學技術的進步，我們看到的一般規律是：因為技術的進步、規模化經營與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產出會增加；因為城鎮化后的相對集中居住使得種植面積沒有明顯地減少甚至可能得到節約，所以傳統農村的種植范圍并沒有受到實質性侵蝕；技術進步與規模化經營使農業從勞動密集型轉為資本密集型，既有土地需要的農業勞動者減少，原有的農民通過產業轉移到第二、三產業，在農業產出不減少的情況下完成產業結構升級。所以，這“三農”中，農業的產出是一個技術問題，農村的范圍是一個空間問題，都不難得到解決，真正困難的問題是農民，是人。

我們傳統的觀念中，農民是擁有生產資料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農民不存在失業的問題。中國的官方失業率從來就沒有考慮農民，所以我們的失業率準確的說法是城鎮失業率，包括城鎮調查失業率與城鎮登記失業率。農民因為擁有生產資料，所以不滿足經濟學所定義的“一定年齡范圍內一個人愿意并有能力為獲取報酬而工作，但尚未找到工作”的情況，因為農民自己擁有生產資料，所以隨時可以工作；如果不愿意工作，則失去了“愿意且有能力”的條件，屬于自愿失業，不包含在失業范圍。而在學術研究中，農村的（隱性）失業率從0%到70%都有，不同的結論基于不同的假設，前者是基于傳統經濟理論的嚴格定義，后者更多地是基于農村生產資料需要的正常工作時間的勞動力數量來判斷。

在討論“三農”問題時，我們不能停留在擁有土地等生產資料就一般不會挨餓的判斷上，農民應該能夠通過正常的勞動獲得正常的收入，過上體面的生活。然而，農村勞動力存在隱性失業的原因是人均生產資料偏低，在前面幾篇調研及日常觀察中可見農村的空心化與老齡化，其根本原因是現有的土地資源不需要這么多農村勞動力，換一種說法，現有的土地資源回報不足以使現有的農民獲得正常的社會收入。

所以，城鎮化的持續推進與農民進城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我們要正視這個趨勢，要在農民群體與農村人口不斷減少的情況下討論鄉村振興。

第三個話題：鄉村振興戰略最重要的是什么問題？

前面的討論說明鄉村振興戰略主要解決如下幾個問題：一是糧食安全，二是生態保護，三是文化傳承，四是社會治理，五是共同富裕。糧食安全是一個技術問題，中國人口稀少土地廣袤的新疆和黑龍江北大荒都采用了大型現代化的農業機械，在農村人口減少時完全可以通過機器替代人工，而產量不會減少；生態保護可以通過相關政策，這種生態保護與城鎮環境衛生、濕地保護、污染控制等有相同之處，目前的政策已經有了非常好的效果，不是鄉村振興特有的問題；文化傳承不需要通過農村人口維持原地或是保持原有村落的地理位置而實現，日本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只有5.2%（2018年），但閉幕不久的東京奧運會上，日本的傳統文化體現得淋漓盡致，所以鄉村振興中的文化傳承并不以鄉村的原地存在為必要條件。在這種意義上，糧食安全、生態保護、文化傳承并不是鄉村振興的重點。

重點是人。社會治理跟人走，有人的地方才有社會。中國的鄉鎮從1993年54863個，2001年的45303個減少到2020年的38741個，不到30年減少30%。村的數量未見公開統計資料，按國家民政部各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報告》《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1993年村委會101.3萬個，2001年下降到70萬個，2019年只有53.3萬個，不到30年減少近一半。鄉村振興是對這些留在農村且不斷減少的人與基層組織的管理，如何振興取決于后面一個關鍵要點，那就是共同富裕。

簡單地說，共同富裕有兩種情形：一是從事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從事第二、三產業農村人口，或者城鎮化率不斷提高自然形成產業轉移，兩者不一定同步，但都將導致轉移的勞動力收入逐步跟上城鎮勞動力的步伐，從而實現共同富裕；二是在第一種情形不斷發展的同時，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不斷減少，人均農村土地資源與生產資料不斷增加，從而在資本回報率不變的情況下帶來總收入的增加，從而實現共同富裕。

第四個話題：如何實現鄉村振興？

《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第二條規定：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開展促進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等活動。我們先討論后面三個內容。

在如何實現文化振興方面，如前文“村”中花400萬元建設一個農民根本不用的“文化”場館，買一些農民根本用不上甚至拿不到的藝術類圖書顯然不是文化振興的途徑，我們需要的是一方面挖掘整理傳統文化的內涵，使傳統文化能夠以音像文字保留下來，另一方面從農村農民需要出發，培養農民掌握新的技術技能與溝通能力，在保留傳統文化的同時融入現代文化之中。比如農業部2015年11月印發通知《農業部關于開展農民手機應用技能培圳，提升信息化能力的通知》，計劃用3年左右的時間通過對農民開展手機應用技能和信息培訓就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途徑，手機對人們的通行、溝通、信息查詢、智能機械的控制都有很大的應用前景，這是一個提升農民實際能力的鄉村振興途徑。

在生態振興方面，目前各級政府對各類林地的保護政策已經初見成效，這是通過維護生態資源的自然屬性形成的，如果能夠在保護生態自然形態同時能夠量力而行開發旅游資源且能夠得到合理回報，這不是生態振興的內容，而應該歸于產業振興。顯然，前文“山”中的旅游資源開發存在一定誤判。

組織振興與社會治理相關，實時預判人口流動趨勢，處理好人口流動過程中與流動后的組織架構與社會治理模式顯得尤為重要。前文“鎮”中羅列了進城務工人員、城鎮化率與小學數量的變化，本文前面羅列了鄉鎮與村的數量變化，這是我們考慮組織振興與社會治理時需要正視的趨勢背景。進一步加快撤并鄉鎮，重塑組織架構勢在必行，這將進一步推動城鎮化，為產業振興和人才振興留出空間。

現在我們可以討論產業振興與人才振興。

產業振興取決于產業的盈利性，只有足夠的盈利才會支撐產業的發展，而足夠的盈利需要足夠的人均生產資料。一片大山中的鄉鎮在30年前可以很好地維持，因為大山的產出基本能夠維持人們的生存。但是今天的人們不再以生存為目標，而是要獲得社會平均收入，享受現代社會豐富的物質生活。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當生產資料相對勞動力短缺時，生產回報不能為勞動者提供足夠的回報，勞動力將會流向生產資料相對充裕的地方，這樣勞動力才可以更好地實現其價值。這正是勞動力的產業轉移、人口流動的內在原因，也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當人口轉移達到一定程度，余下的生產資料相對于留守的勞動力而言大致匹配，留守勞動力將會獲得更好的收益。當這一收益與流動勞動力的收益（扣除轉移成本）大致相當時，人口的流動基本上就停止了，這時每一種生產要素（包括勞動與生產資料）都獲得了合理的配置，產業振興達到了需要盈利支撐的前提，共同富裕也實現了。

此時，留守農村的勞動力將是農業種植與農產品初加工的專家，需要專業的農業、機械、運輸與必要的現代技術（如互聯網），市場的配置使產業振興的同時實現了人才振興。

最后一個話題：地方政府需要怎么做？

顯然，如前文（山、村、鎮）中政府部門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在調研過程中，我們聽到的基本上都是政府官員告訴我們打算建設森林旅游公園、申報鄉村文化專項、維持鄉鎮架構等，無論是縣領導還是鎮領導，每一位都信心滿滿地告訴我們政府還計劃投資什么項目，沒有聽到他們談到使用公共資金時是否考慮到它的回報、沒有聽到村民真正需要什么，他們也沒有告訴我們下一步農民再減少后怎么辦。

事實上，建設服務型政府，強化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是對政府的基本要求。政府應該以解決民生問題為重點，優化公共資源配置，形成惠及所轄區域民眾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而不是一味籌劃形象工程或是給居民設立建設新農村的規矩。政府改進公共服務方式主要是加強公共設施建設，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加快電子政務建設，及時發布公共信息，為群眾生活和參與經濟社會活動創造便利條件。一個服務型政府不是讓普通老百姓時時刻刻感受到政府要求促進與約束，而是在需要的時候得到政府的服務與幫助。

（作者龍文系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