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2月2日凌晨3時，“全球塑料條約”第五次政府間談判委員會會議（INC-5）在韓國釜山落下帷幕。此次談判未能如期達成關于塑料污染（包括海洋環境中塑料污染）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各方在資金支持、技術援助和技術轉讓等關鍵議題上仍然難以達成共識。大會最終決定休會，明年擇期召開續會（INC 5.2）。

INC-5談判中各方爭論的焦點有哪些？在宏大的減塑愿景之下，個體行動者又有哪些實踐？這些實踐的落地存在哪些問題？從國際合作到具體實踐，如何形成治理塑料污染的資金模式？澎湃研究所研究員就上述問題訪問了親歷INC-5的環保機構專業者、深圳零廢棄理事長毛達，以及兩位居住在上海的減塑倡議者和實踐者。

焦灼的塑料公約談判，資金機制成為一大分歧

截至本輪談判結束，“全球塑料公約”政府間談判委員會會議已舉行五輪，前后歷時兩年。但五次談判未能實現達成“全球限塑令”的承諾。

2022年聯合國環境大會UNEA-5.2 通過一項歷史性決議，旨在2024 年前結束塑料污染，并制定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協議，涉及塑料制品的整個生命周期，包括其生產、設計、回收和處理等。從2022到2024年，塑料污染（包括海洋環境中的塑料污染）政府間談判委員會全體會議的前四次會議分別在烏拉圭、法國、肯尼亞和加拿大舉行。

共有來自178個成員國的1400余名談判代表，以及來自政府間組織、聯合國機構、非政府組織以及媒體的2300余名代表參加INC-5。中國由生態環境部牽頭，外交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商務部等部門及有關研究機構和行業協會共同組成的代表團參加會議。

inc-5會議現場

塑料污染治理的資金機制是各方產生較大分歧的焦點之一。

毛達告訴澎湃研究所，在談判現場，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團在資金需求、資金機制等問題上存在較難彌合的分歧。加納在會議期間提議在條約中引入對初級聚合物生產商的費用機制，以彌補發展中國家在終結塑料污染過程中的融資缺口。但石油化工和塑料的生產大國則不認同此項提議，認為不應對塑料聚合物征收費用。

在代表團團長會議召開前夕，INC-5主席在整合各接觸組報告和各方代表書面建議的基礎上，出臺了新一版非正式文件提案。提案指出建立全面的資金機制，確保各締約方根據能力提供資源，以支持“全球塑料條約”的落實。資金來源包括各國政策和財政措施、雙邊和多邊資金以及私營投資和自愿捐款。提案優先考慮發展中國家、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需求，通過促進技術援助、能力建設、技術轉讓和國際合作，幫助其履行義務。

但經過持續到12月1日凌晨的非正式磋商，主席在12月1日中午發布的新版非正式文件中，有關資金機制的內容仍存在爭議。

從具體的實踐項目到宏觀的國際合作，如何形成可行的商業模式和資金機制，是減塑領域面對的一大關鍵問題。

“小而美”的循環利用模式能扛起減塑“大旗”嗎？

近年來，一些減塑倡議者者提出以重復使用模式作為替代方案，減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例如在餐飲、咖啡、茶飲等消費場景中，以自帶容器或可循環利用的容器代替一次性用具。

循環利用模式在中國臺灣地區已有所實踐和推廣。

從2024年9月起，中國臺灣地區22個縣市飲料店不再提供一次性塑料飲料杯。2022年4月起，臺灣地區正式施行《一次用飲料杯限制適用對象及實施方式》。其中規定了如下減塑節點：2022年7月1日起，全臺連鎖飲料店、連鎖便利商店、連鎖速食店及連鎖超市，都必須為自備容器的消費者提供至少 5 元優惠；2023年1月1日開始，連鎖便利商店及連鎖速食店必須提供循環杯租借服務；2024年12月31日前，各地方政府須提報飲料店限用一次性塑膠飲料杯的時間線。

2021年4月，一便利店品牌在桃園市府店推出循環餐盤和循環杯租借服務。顧客可通過手機程序進行餐盤和杯具的租借和歸還。基于首期試點99%的回收率和消費者的正向反饋，該便利店繼續擴大試點范圍，并于2022年3月起在全臺門店大范圍引入循環杯系統。

而在中國的其他城市，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的減塑倡導者加入循環利用模式的實踐中。

設計師咪咪（化名）是一位可持續生活方式的踐行者和倡導者。她曾對上海提供自帶杯優惠的咖啡店進行過調研和統計。“給予自帶杯的消費者或多或少的折扣幾乎已成為當下咖啡店的標配，但并不是所有商鋪都會有明確標識。可能對于商家來說，自帶杯折扣還是會帶來一部分營業額損失。”咪咪指出。

咪咪也在香港理工大學的校園內看見循環容器租借設備。但她也發現，這一設備的投放范圍只局限于高校和大型企業內，街面上很少見到。“現階段這一設備還像是項目實踐成果，沒有大規模使用。也許機器的研發和營運成本比較高，對消費者也存在一定使用門檻。”她談到。

香港理工大學內的循環容器租借和回收機器。 受訪者 供圖

生態餐飲品牌“馬哥買汰燒”的主理人馬宏偉也是循環利用模式的實踐者。他在2015年創立自己的餐飲品牌，從2020年起開展便當訂制和配送服務。他的顧客大多是在上海市區工作的白領，崇尚環保理念和生態飲食。每天他都會從位于松江的廚房將五菜一主食的便當送到顧客手中。與普通外賣不同，他的便當采取預約制，4份起送。便當盒可循環利用。顧客在用餐完畢后需自行清洗飯盒，第二天送餐時再交還，由他帶回廚房后統一消毒。

馬宏偉估算，現在他平均每天送20份餐，有四五家公司固定從他這里為員工訂餐。他的口碑也在熟客之間傳播。但他也坦言，目前的便當營運模式很難擴大規模。“大規模的餐飲服務需要有企業投資。需要有專門的清洗消毒中心并對餐具衛生進行檢測，以打消顧客對安全衛生的顧慮；還需要自建配送隊伍以確保餐盒能順利回收。”前期部署需要投入大量成本。

“小而美”的循環利用模式能成為一次性塑料的替代方案嗎？

毛達指出，循環利用要形成行業共識和規模化的實踐，僅僅依靠個人的情懷是不夠的，需要有相應的資金模式來覆蓋增加的成本。綠色金融工具，如綠色貸款、專項債券和稅收減免等可用于激勵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對環境友好的項目進行投資。此外，還需要政策法規和一些城市的試點推動循環利用模式落地。

從消費者的角度而言，循環利用模式需要形成規模化的網絡。城市中循環容器的租借和回收站點要便捷可達，才能創造良性的消費體驗，進而改變消費習慣。這是一個宏觀與微觀交織的系統工程。

消費者通過應用程序使用循環杯。 綠色和平 圖

綠色金融工具如何為塑料污染治理籌措多元資金

支持減塑的錢該從哪里來？除了公共財政，還需要私人資金和其他社會力量的注入。

毛達談到，緊缺的公共資金難以覆蓋當下塑料污染治理的巨大資金需求，撬動私人資金和其他更多元的資金來源是必要的。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采用綠色金融工具緩解塑料污染治理的資金壓力。

例如在具體項目的扶持層面，浙江安吉農商銀行以每年單列不低于3億元專項信貸資金支持“以竹代塑”企業技術創新和產品迭代升級。根據企業參與情況開通綠色信貸通道、給予利率優惠，鼓勵企業擴大“以竹代塑”產能。

世界銀行在2024年發行的全球首個與減少塑料廢棄物掛鉤的債券，旨在引導私人資本助力解決塑料污染問題。本次債券募集的資金將投入加納社區塑料垃圾回收項目和印尼沿海社區塑料垃圾回收項目。債券投資者的部分利息支付與塑料信用掛鉤，而塑料信用體現的是兩個項目中已收集或回收的塑料廢棄物情況。

而在國際合作層面，一些多邊和雙邊基金也在發揮作用。

例如由世界銀行發起的ProBLUE。這是世界銀行管理的多方捐助信托基金（MDTF），旨在幫助各國建立藍色經濟發展模式，治理海洋污染和塑料污染。挪威是該項目最早的參與者，在2018年即宣布捐款。隨后瑞典、冰島、法國和德國也加入。至今，澳大利亞、丹麥、英國、美國等國也都為ProBLUE提供支持。各成員國的累計捐款已超過2億美元。

由全球環境基金支持的《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也致力于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協助其遵守公約治理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具體舉措包括支持減少POPs的生產和使用、提供開發POPs替代品的技術援助、提供POPs管理和安全處置支持等。

將塑料材料納入生產者責任延伸制（EPR）并建立專項政府基金，亦是治理塑料污染的可行路徑。即塑料產品生產企業繳納一定比例的資金，補貼塑料廢棄物回收企業。但劉華也談到，塑料材料的EPR制度需要精細化的制度設計。“中國塑料制品的廠商數量多，規模大，很多小型企業難以被納入EPR的監管范圍。”補貼金額的設置，也需要經過調研和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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