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出席第23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視頻會議時表示，南海是地區國家的共同家園。當前南海局勢總體穩定，中國與東盟國家堅持從大局出發，努力深化合作，積極管控分歧，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以下簡稱《宣言》），穩步推進“南海行為準則”（COC，以下簡稱“準則”）磋商。

李克強曾于2018年提出爭取三年達成“準則”的愿景。據中新網11月12日報道，李克強表示，作為《宣言》升級版，“準則”將更富實質內容、更有效力、更具可操作性，為南海的和平穩定進一步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中方致力于早日達成“準則”的態度始終如一，決心堅定不移。中方呼吁各方克服疫情干擾，積極創新思路，以靈活務實的方式加快磋商進度，向國際社會表明我們有智慧、有能力管控好南海局勢、維護好南海的和平穩定。中方愿積極考慮在疫情條件允許后，盡早在華舉辦面對面磋商，推進“準則”二讀。

今年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了“準則”磋商的進展。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近日在“海洋合作與治理論壇”上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采訪指出：“今年本應該開始進行‘準則’的第二輪審讀，可惜由于疫情影響，計劃當中的工作組磋商和高端會議未能如期舉行。”

另外，隨著“準則”磋商內容的深入，會有更多分歧浮現。“究竟能否如期進行第二輪與第三輪審讀，我們不能過于樂觀。因為一旦進入第二輪審讀，就會涉及實質性問題。隨之而來的將是包括東盟內部的、其他聲索國之間的、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分歧。能否按照原來設想在三年內如期達成‘準則’，可能還會有變數。”吳士存說。

 推進“準則”磋商是共同意愿

“南海行為準則”是對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推進和落實。根據外交部網站，2002年11月4日，在金邊舉行的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會議期間，中國與東盟各國外長及外長代表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宣言》是中國同東盟國家共同簽署的一份重要的政治文件，體現了各方致力于維護南海穩定、增進互信和推進合作的政治意愿。

推進“南海行為準則”磋商是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同的意愿。2017年5月18日，在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共同努力下，“準則”框架文件得以出臺并于當年8月5日獲得第50屆東盟外長會議一致通過。

據外交部網站，11月8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北京會見東盟十國駐華使節。中國與東盟雙方都表達了致力推進“準則”磋商，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意愿。

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瑩在“海洋合作與治理論壇”上指出：“海洋的公共性和流動性決定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立、獨自地解決全球性或區域性海洋問題，唯有依靠合作才有出路。多邊主義是國際社會探尋應對新問題、新挑戰的必由之路。解決海洋問題有賴于各國本著共同安全、合作發展的理念去實踐。”

《外交官》雜志9月28日文章指出，美中兩國間關系加劇緊張讓東盟國家陷入困境。無論如何，中國都是東盟國家“搬不走”的鄰居，但美國卻“變化無常”。文章引用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話說：“（東盟國家）處于各大國利益的交匯處，必須避免被夾在中間，或被迫做出有失偏頗的決定。”

據新華社報道，5月24日，王毅在兩會記者會上表示，“準則”磋商目前已進入案文第二輪審讀階段。中國與東盟國家已就早日達成“準則”形成明確共識，我們實現這一目標的信心和決心是堅定的，不會受到外界的任何干擾。中方將繼續同東盟各國加強協作，盡早重啟因疫情而暫停的“準則”磋商，并且積極探討新的海上合作方式，切實維護好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繁榮。

“令人欣慰的是，雖然各方對一些細節還存在爭議，但‘南海行為準則’的磋商正不斷積累共識，取得進展。”傅瑩在“海洋合作與治理論壇”上說道。

“準則”生效不意味南海和平萬事大吉

近年來，美國等域外國家在南海活動頻繁。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奧布萊恩近日公開發表聲明稱，美國海岸警衛隊將在西太平洋部署加強版的快速反應巡邏艦，執行海事安全任務，以抗衡中國的活動。

吳士存還向澎湃新聞表示，美海岸警衛隊表面上說來南海是執法，其實是打著“執法”的幌子攪局南海，“美海岸警衛隊派艦頻繁前往南海的麻煩在于，（中美）兩國海警之間沒有安全管控機制，其頻繁進入南海，不利于南海和平穩定。”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9月28日也指出，美國頻頻拿“軍事化”說事，實際上是為其加強在南海軍事部署和活動、維護其海上霸權制造借口。美國軍艦戰機常年在南海開展頻繁密集活動，大搞各類軍事演習和抵近偵察，蓄意加劇南海緊張局勢，耀武揚威。美國才是南海“軍事化”的最大推手。

近年美國推動南海局勢升溫的種種行徑，可追溯到奧巴馬政府時期。2010年，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發表“河內聲明”，公開介入“南海行為準則”協商問題。2017年5月“準則”框架文件出臺后，美國特朗普政府又開始拉攏日、澳兩國，要求“準則”最終案文應“有法律拘束力、有意義、有效，同時與國際法保持一致”。

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國際法學專業2015級博士研究生陳慈航與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教授孔令杰在刊登于《東南亞研究》2018年第3期的《中美在“南海行為準則”問題上的認知差異與政策互動》中指出，美國政策目標包括兩個層面。第一，是希望通過在南海問題上支持東盟成員國的主張，利用南海問題離間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與東南亞國家一道在南海問題上制衡中國，進而鞏固其在包括南海在內的東南亞地區的主導優勢，減緩中國崛起的速度并增加其崛起成本。第二，是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規則全面適用于南海地區，將南海納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下的全球海洋秩序之中。

東盟聲索國與中國之間同樣存在分歧。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的名譽教授卡爾·塞耶（Carl Thayer）認為，“南海行為準則”有關談判的難點在四個方面：南海不確定的劃界、對爭端解決機制存在分歧、對沖突管理的方法不同、“準則”的法律地位難以確定。

吳士存則告訴澎湃新聞，“準則”一旦制定完成、簽署生效，肯定會對南海問題有積極作用。但是其作用多大，取決于其約束力和各方執行與遵守“準則”的意愿。而域外國家在南海也有利益訴求，它們對“準則”的認可和支持也會產生影響。因此“準則”生效不意味著南海和平穩定的問題就萬事大吉。

“要實現長治久安，需要中國和東盟國家之間互信。在爭議解決之前要通過共同開發來積累互信，營造良好環境，最終長治久安還是要完成南海最終的劃界問題。”吳士存說道，“目前，‘準則’的磋商還沒有畫句號，我們不能太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