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大選臨近，政治議題進一步激化，反種族歧視和反警察濫暴的抗議示威活動此起彼伏，美國內戰時南方蓄奴邦政治人物的雕像被紛紛推倒，以示對美國奴隸制歷史遺產的極大不滿。且這股風潮還持續延燒到美國開國一代諸人，六月間即已有抗議者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推倒了美國第三任總統、《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托馬斯·杰弗遜（Thomas Jefferson ）的雕像。杰弗遜雕像之被推倒，一大核心理由是他曾蓄奴，這一點是鐵板釘釘、無可辯駁的，而杰弗遜作為一個以提倡“人人皆享有生命、自由及追求快樂的權利”而知名的政治家，卻一生在其莊園中大量蓄奴，也確實不能不說是其人生重大污點，難以洗刷干凈。不過事情總是復雜的，把杰弗遜直接等同于美國內戰時南方蓄奴邦的政治人物，可能會導致對另一部分歷史事實的視而不見。

被推倒的杰斐遜像。美國弗吉尼亞州里士滿市。

事實上，杰弗遜不僅對奴隸制本身多有批評，說其是道德上的墮落 （moral depravity ） ， 并且從長線上講，杰弗遜其實是贊成逐步廢除奴隸制（gradual emancipation ）的。杰弗遜曾明確譴責奴隸制給他所認為和所珍視的所謂“美國特殊性”帶來了巨大的包袱，他曾明確說奴隸制會帶來一種類似于傳統世襲的貴族體制，而且這種“貴族制”毫無高尚的一面可言，在這種扭曲的貴族體制下，權利得不到尊重，道德感崩壞，對國家的熱愛被侵蝕，而生產力也被削弱，甚至埋藏下通往暴政的種子（參閱Brian Steele: Thomas Jefferson and American Nationho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11-112）。甚至有學者認為，在杰弗遜眼中，奴隸制與共和體制的政治是完全兩不相容的（參閱Dustin Gish等人相關研究）。更有學者指出，在杰弗遜《獨立宣言》第一稿中確曾明確承認奴隸也是人，并攻擊英皇，說是英皇侵犯了黑奴作為人本應享有的所謂天然的自由權利，只是后來這些話并未出現在《獨立宣言》最終定稿里（參閱Jean M. Yarbrough相關研究 ）。按照美國政治學者Lee Ward的看法，杰弗遜一生在擔任公職執行公務時若碰到奴隸制相關議題，他對奴隸制度往往是給予反對的。

正如筆者在之前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樣，美國早期政治思想史的一個吊詭之處是：從自由-保守政治光譜而言，杰弗遜偏于自由派和進步主義一側，漢密爾頓政治思想偏于保守派一側，但是當來到奴隸制議題，則杰弗遜明顯處于保守和實際蓄奴一方，漢密爾頓則相對較為開明。其中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漢密爾頓所代表的北方商業及金融勢力并不特別依賴于奴隸制，但杰弗遜背后的南方種植莊園主勢力則大量使用和依靠奴隸經濟。不過，從總體層面而言，如果要以左、右來粗略界分，則漢密爾頓可說是美國右派思想早期的一個源流始點，而杰弗遜曾逐漸成為自由派的淵藪之一 （盡管當代保守派有時偶爾也會引用杰弗遜）。

約翰·特魯姆布爾的畫作《獨立宣言》

那么，杰弗遜對奴隸制的看法全貌究竟是怎樣的呢？ 首先是他對黑人群體并非特別友善，評價也不高，他對于印第安人更看得起些，認為其孔武驍勇，基本可以說達到平視的態度，但是他對于黑人群體則是明顯輕視和看低，他給出的理由之一是認為黑奴經常在白人主人旁邊生活，卻沒能充分學習到白人的所謂“儀態”和“風度”，因此是難以被教化與啟迪的一群人（參閱Gordon Wood相關研究）。不過，杰弗遜也曾很坦率地承認，若黑奴在美國得到的境遇和被對待的態度都更好一些的話，也許黑人在他的看法中的形象也會得到一些“進化”，亦即，他也承認，對于黑人在他眼中不佳的形象，白人奴隸主對黑人奴隸的凌虐態度可能要負一部分的責任（參閱Max Lerner 的研究）。筆者在參加研究生層級的杰弗遜政治文獻讀書班，和為本科生講解杰弗遜思想時，發現很多當代美國學生讀了杰弗遜對黑人狀況的描述后，都會認為杰弗遜的措辭在今日視角下，確有一些種族主義的傾向色彩。杰弗遜的確贊成在長時段上設置廢奴為目標，但卻一再地強調不能由聯邦政府單方面出面宣布廢除奴隸制，而是應由廣大奴隸主們自發地同意去主動廢除奴隸制度。因此，在現實立法層面杰弗遜為廢奴做的工作非常的少，其中最主要的是在1778年，他曾經為弗吉尼亞州撰寫了一部法律，希望能禁絕從非洲進口奴隸。

此外，這還關切到人口統計上的問題。美國初建時代里，憲法所定統計人口的規則是將奴隸的實際人口乘以五分之三來計算（直到內戰后才被廢除），這樣的措施安排自然是對蓄奴的南方比較有利。有當代學者曾認為若刨去蓄奴州多出來的票，杰弗遜將根本無法贏得1800年美國總統選舉（不過，學界對此亦有不同意見）。其實，早在杰弗遜當總統時，他的政敵們就已一再地批評杰弗遜是一個虛偽的人，宣稱人人平等、皆有權利的人又怎么會去蓄奴呢？杰弗遜在此點上無法自洽；而且杰弗遜的政敵們還指出，杰弗遜之贏得1800年大選，完全是基于五分之三條款上的，否則他根本贏不了，也就是說，是奴隸制把杰弗遜抬進了白宮 （參閱Robert M. S. McDonald 研究）。因此，當代學者對杰弗遜的批評其實并不新穎，而是早已有之，且是否真的完全成立，亦存有疑問。不過，有一點應是可以確信的，即由于五分之三條款的存在，杰弗遜和南方政治勢力作為潛在受益方，確實并無馬上迅速廢除奴隸制的動力。

杰弗遜亦曾有為黑人主持公道的時候。在他擔任弗吉尼亞州長的時候，一次有一名黑人被定罪為叛國，杰弗遜認為判決不公道，于是動用州長權力給予該名黑人緩刑，待到議會結束休假重開時再行審理。杰弗遜做出這個決定是需要一定政治勇氣的，因為當時他的州長任期很快就要屆滿了，而且他也沒有一個咨詢委員會能幫他的決定背書，但杰弗遜還是堅持這樣做了 （參閱Jeremy D. Bailey: Thomas Jefferson and Executive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42-43）。此外，杰弗遜提倡在弗吉尼亞州內減少需要大量奴隸進行勞作的作物產業，特別是煙草業，轉而提倡推行種植需要奴隸數量較少的小麥、稻米、葡萄和橄欖樹等，希望能借此減少弗吉尼亞對奴隸的需求。

法國大革命期間發生的海地革命，黑人奴隸暴動，白人奴隸主遭殃，這一事件極大地觸動了杰弗遜，與其說他是因為同情法國大革命進而同情到海地的黑奴（其實他并沒有太多同情，反而是對逃難到美國的海地白人奴隸主階層頗有慰問），不如說杰弗遜是被黑人群起反抗時所釋放的巨大能量，及與此相伴隨的流血事件所深深震懾到了。他深刻意識到大量使用黑人奴隸本身所帶來的巨大隱憂。

從基本面上說，作為奴隸主的杰弗遜是贊成廢奴的。在杰弗遜看來，奴隸制最大的惡是其限制了被奴役人群的自然能力（natural capacities）的增長(參閱Ari Helo的研究)。但是他的贊成廢奴有著至少三重的附帶性條件，第一，他只同意漸進式的廢奴，而不同意一刀切的直接廢除，他強調奴隸主在廢奴時遭受的財務損失應由公共財政撥款（主要來自出售聯邦土地的相關利潤）來彌補；第二，他認為獲得自由的奴隸，應被送回非洲，或者被送到加勒比海島國上去；第三，在他看來，黑奴獲得解放之后造成的勞動力缺口應由引入歐洲自由勞動力移民（最主要的是德國新教徒階層移民）來填補。 杰弗遜本質上認為黑人不如白人，因此二者之間的通婚混血應被禁絕。杰弗遜又認為鑒于白人奴隸主對黑人的虐待和壓榨，一旦黑人獲得解放，必將極端仇恨白人，若不將其移出美國，黑白共存下勢將有無數針對白人的黑人暴動發生，因此這兩種人群不能被放在一處生活，被解放的黑人必須到美國以外的世界自尋其生活之所。杰弗遜另有一種非常奇怪，甚至可說是詭異的想法，他認為他自己對黑人問題的看法是有真知灼見的，因為他親身蓄奴過，和奴隸打過很多交道，而奴隸制在美國主要行于南方，很多美國人對奴隸制并無切身經驗，因此他們也就大概率地不會支持杰弗遜在奴隸制問題上的三點主張，那么為了獲得他們的支持，就有必要把奴隸制普及開來，特別是在當時美國新拓展的西部疆域普及開來。于是，杰弗遜認為，使奴隸制在美國南方以外地區散布開來，然后人們皆切身體驗到其日常實施的狀況，然后人們應該就會普遍會同意采納杰弗遜提出的看法和解決方案。（關于此，參閱John P. Kaminski 及 William W. Freehling 相關研究和總結）杰弗遜對奴隸制在西部新拓疆域里的傳播不設限制的態度立場，一直以來都引起很多人的質疑和批評（參閱Garrett Sheldon研究）。

《獨立宣言》

最后，應該說明的一點是，盡管美國是近代人類歷史上最有名的蓄奴制國家，并因此受禍綿延不絕，不得不在廢奴和平權的道路上求索不止，但奴隸制和奴隸貿易重要肇始者之一乃是英國（這也就是為什么在開篇時我們看到杰弗遜曾攻擊英皇）。縱觀大英帝國史，其雖于內部發展出高度成熟的政治文明和自由主義理念，1688年光榮革命后政局基本保持長期穩定，卻同時向美洲搞奴隸貿易，向中國搞鴉片貿易，在全球廣占殖民地并以挑唆不同人群間矛盾為其治法，這種高擎的理念之旗和齷齪的現實手法之間巨大的落差，雖已隨帝國殘陽成為陳跡，的確仍值得吾人今日回顧時再三反思、檢視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