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1年香港開埠起，中環一直是香港的政治、經濟、商貿、法律、宗教與文化中心，并伴隨著香港的發展，成為中西交匯的國際大都會核心區域，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香港的權力所在。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共同影響下，中環更是具備了鮮明的香港特色以及典型的在地全球化（glocalization）風格。

中環地鐵站月臺一角——“出·入·中·西”。本文圖片均為 龐溟 圖

早在占據香港島之初，港英殖民地政府就在現花園道、上亞厘畢道、雪廠街、炮臺里等環繞的地段建立了自己的政治、軍事與行政管理中心，即俗稱的“政府山”。時至今日，這里聚集了前港督府、前政府合署、前終審法院、三軍司令官邸以及鄰近的前立法會大樓等法定古跡與老建筑。這些密集的老建筑群，以及其間無障礙俯瞰維多利亞港的中軸線，展示了中環在過去170多年間掌控香港的強大力量與權威。

花園道建筑群：中銀大廈、中國工商銀行大廈與長江集團中心。

 因為“政府山”小丘陵的獨特地形，這條中軸線并非直線，而是略有折曲。在殖民地初期，中環海傍是重要的戰略據點與心臟地帶，“政府山”上的建筑物必須與之緊密呼應才能確保海港的有效控制，因此建筑物前多留有開闊的空間，從不同高度均可看到各幢建筑之間的視覺關聯。

如今，這條軸線依然貫穿匯豐總行大廈，連接皇后像廣場與對面的海岸。匯豐銀行在土地租賃契約上也特別承諾，其總行大廈前方土地將永遠免費向公眾開放，因此面向海濱的視線至今不受任何建筑物的遮擋。

值得一提的是，在“政府山”上，還有香港最古老的西式教會建筑物——香港圣公會主教的圣約翰座堂，擁有全香港唯一永久自有的土地。教堂里還保留著鑄有英國皇室徽號的會眾座椅，供港督或途經香港的英國皇室家族成員使用。

從太子大廈俯視皇后像廣場。

香港回歸后，特區政府將政治中心逐漸轉移至海濱。2012年，緊鄰解放軍駐港部隊大廈、曾是英國海軍基地及船塢所在地的添馬艦新政府總部正式啟用，政府行政分支與立法分支由“政府山”遷入，標志著政治中心的地理轉移的完成。

事實上，在中環這塊土地上，新與舊、中與西的界限是模糊的、雜糅的。它既是香港最早發展的“維多利亞城”核心區域，又是最新建筑物的集中地。

在高樓大廈的背后，永利街三四層高的唐樓群則展現著華人開埠聚居地的地道風貌。至于如今港島一側的維港海岸線，則見證了皇后大道中、德輔道中、干諾道中等海濱道路的漸次開拓與填海區地景的延展變遷。填海工程，既是香港解決可建土地面積狹小、對新商廈需求長期迫切等問題的主要方法，也是促進建筑誕生、新生與再生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這一地區的建筑物本身的用途也多有變遷，或者曾多次予以重建、改建或新建。終審法院現址曾先后供俄羅斯領事館、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臨時政府總部、教育署總部、維多利亞城地方法院、香港最高法院、香港政府新聞處辦公室等機構使用。而由諾曼·福斯特設計、落成時曾是全球造價最昂貴建筑的匯豐總行大廈，更是在同一地點上的第四代總行建筑。

在香港逐步成長為國際金融中心與航運中心后，中環理所當然地成為商業中心區，變為經濟高速發展的城市物化形態的絕佳代表。匯豐銀行、渣打銀行、中國銀行等香港三大發鈔銀行的總部建筑一字排開。出自全世界著名建筑師之手的現代主義風格的商業建筑，與高效、理性、實用的商業文化極為契合，為數目驚人的金融機構以及顧問、會計、法律等專業服務機構所承租。

從遮打花園遠眺霧中的國際金融中心

即使在這樣寸土寸金的商業中心區，政府在規劃之初便設立了多個公園和公共廣場供大眾休憩與聚集。在1873年的填海工程中，港英政府便特意建造皇后像廣場作為公共空間與節日慶典場所。現在，除了前身為域多利兵房的香港公園、原址為總督官邸的香港動植物公園、原用作板球場的遮打花園、愛丁堡廣場、大會堂等空間外，交易廣場平臺、IFC商場天臺花園、長江中心花園等隨商業發展而出現的補償性公共空間，為大眾提供了更多選擇。比如長江花園，在鬧市中拾級而上，頓覺別有洞天，是容易被游客忽略卻會被“中環人”珍視的世外桃源。

長江花園，高樓中的一隅綠茵

 高租金、高地積比率、高發展密度的中環，高度集中的零售業、服務業、商業大廈、娛樂場所、酒店等建筑，帶來極高的交通流量，與之相適應的是精心規劃的交通網絡。地鐵、輪渡、巴士、電車、小巴、機場快線等市內交通工具均拾步可及。而聯系這些區內交通節點的，則是半山自動扶梯系統與中區行人天橋系統。

中環至半山的自動扶梯系統是全球最長的戶外有蓋行人扶手電梯，全長800米，垂直差距135米，由20條單向自動扶手電梯和3條自動行人道組成，串起了中環商務區、中環美食區與半山干德道居住區，并連接直通太平山山頂的香雪道和舊山頂道。

而從上環到中環，有一個主線連廊超過1000米、各種支線整體長度超過3公里的人行天橋步行網絡，與中環地區主要建筑物、多個街區和交通節點相連，極為壯觀。這個步行系統還與金鐘系統（從港鐵金鐘站到中環香港大會堂）和灣仔系統（從港鐵灣仔站到灣仔碼頭）連接，成為貫通整個中西區的空中、地面、地下三維人行交通網絡。在人多路窄的交通條件下，既實現了人車分離，又節省了行人的時間，還避免了日曬雨淋，提升了沿線商廈的人流量。

這一令人嘆為觀止的立體步行網絡，其實是政府通過科學的規劃和制度的力量，與地產商互動的產物。從1970年代起，中環的頭號地產商置地時以廊道連接旗下的物業。其后，政府將天橋體系擴展到連接更多樓宇乃至半山自動扶梯系統。政府還通過額外建筑面積補償、降低建筑層高限制等方式，鼓勵更多的建筑物商業裙房提供臨天橋面的公共空間、與整個天橋系統相連接、成為空中步道節點。

這個看似由各私人建筑物獨立發展而成的中環行人天橋系統，正是私營業主在利益驅動下對城市公共環境采取的合作姿態，倒比由政府牽頭的廣州珠江新城人行天橋系統更為人性化、實用化、日常化。

雨霧中的交易廣場與中區行人天橋系統。

 必須承認的是，由于香港島南山北海的地理條件限制，中環的商務中心區只能沿海以東西帶狀形態發展，東西向交通的壓力是成就中環行人天橋系統的重要原因。

但是，這一系統消解了建筑、城市與街道的對立，模糊了私人與公共領地的界限，融合了室內活動與室外活動、商業活動與游覽休憩，增加了商業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延伸，使人工規劃與自然地貌相結合，堪稱中環地區的代表性“名片”。

于是，“中環人”們可以從辦公室出來，穿行于半空，去中環街市改西裝，到威靈頓街和九如坊尋覓美食，往藝穗會看展覽，在國際金融中心商場或者太古廣場購物休閑，約朋友在蘭桂坊相聚，或吹著海風眺望維港，甚至乘船直達珠三角其他城市，這就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國際化大都會的生活場域。

不過，中環也不是全無缺陷。資本主義商業文化處處體現著排他性的霸權宰制，以及出于經濟效益的精明算計。每天下班后，純寫字樓商務區死城般的清冷。徹底的人車分離消滅了行人優先的原意、割裂了鄰里生活、遮礙了街道原貌、架空了鮮活地氣，剩下在天橋上匆忙奔走、神色疲憊、目的地明確的“中環人”，只顧低頭趕路，難以抬頭看天。

中區行人天橋系統

 中環恰恰體現了這座城市的文化特質與城中人的生命態度、生活習慣——講究利益、追求實用、注重效率、偏愛便捷、不尚空談。也有人將其總結為“中環價值”并加以批判：“外面的人走在中環的大道上，仰著脖子欣賞高樓線條的炫麗，不會看見深水埗街上那些面容憔悴、神情困頓的失業工人，或是多年住在觀塘和元朗卻從沒去過中環的新移民婦女。”

不過，每到星期日，香港的外籍家庭傭工都會占據公共場所，三五成群，席地而坐，就地而餐，載歌載舞。尤其是中環，成為菲律賓籍外傭們每周一天、周而復始的游樂園。

這個時候，這一最完美地代表了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高高在上的、鮮明奪目的金融心臟地帶，卻給予了包容與寬待。中環的這一番樣貌，也正是香港氣質的另一面。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證券分析師，現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