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7月6日，肯尼亞總統烏胡魯·肯雅塔（Uhuru Kenyatta）宣布，解除自3月底開始的新冠限制令，首都內羅畢的進出禁令于7月7日凌晨4時解除，7月15日起，國內航班將逐步恢復。但接下來的三周仍是觀察期，如果疫情惡化，政府可能再次“封城”。

截至7月7日，肯尼亞累計確診新冠患者8250例，累計死亡167例?？涎潘Q肯尼亞身陷“兩難”，一面是疫情，一面經濟亟需重啟。

肯尼亞內羅畢生活著8萬多難民，他們面臨同樣危機。

疫情下的難民，營外的流離失所者

根據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UNHCR）的報告，肯尼亞共有494585名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其中首都內羅畢有81024名。內羅畢難民的主要來源國是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索馬里，人們為了躲避戰亂和暴力沖突涌入這里。

肯尼亞政府不允許難民離開難民營，只有獲得工作許可，難民才能合法打工。但實際頒發的工作許可極為有限，為尋求生計，許多難民選擇住在難民營之外。城區的難民大多生活在貧民窟，從事的是非正規經濟，擺攤或沿街叫賣，售賣商品包括衣物、茶葉、小吃、手機卡等。

難民及尋求庇護者在肯尼亞的分布及構成。圖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報告

受新冠影響，內羅畢大區于4月6日起封城。對于本地低收入者，肯尼亞政府提出了一些紓困措施，比如稅收減免，向老人、孤兒和社會弱勢群體及城市貧民撥款。

對于難民和尚未獲得難民資格的流離失所者，他們屬于“他者”，特別是面對疫情這種特殊事件，一些國家的資金和醫療資源本就嚴重緊缺，難民很難獲得及時援助。難民聚居區往往基礎設施薄弱，居住密度高，有的難以保證清潔水源、消毒和社交距離，這又會增加病毒感染和傳播的風險。

烏干達政府曾表示，疫情期間，“非國民無法獲得食物援助”，在受到多方抨擊后改口。聯合國難民署表示，烏干達首都坎帕拉（Kampala）的難民急需援助，但食品和醫療物資都很難保證供應。

生計危機

但更大的威脅是“次生災害”，受宵禁和封城令影響，難民的收入嚴重收縮。

國際救援委員會（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IRC）對新冠下的內羅畢難民進行了一次調查。在1331名受訪者中，36%表示完全失去了收入來源。

許多難民會在就業、創業時遭遇各種困難，這是長期問題。IRC的顧問Samer Saliba在世界銀行“疫情下的前線城市”論壇中發言表示，曾有剛果難民嘗試在肯尼亞貸款購買摩托車，希望“跑運輸”，但貸款機構表示，沒有渠道了解難民背景，無法評估其償貸能力，拒絕放貸。

牛津大學難民研究中心長期關注東非地區難民的經濟方式。通常，內羅畢政府并不允許小販沿街叫賣，他們會利用下午5點至晚上8點巡邏隊的“下班時間”做生意。但疫情期間，街道變空了。難民家庭少有存款，依靠日結工資過活，手停意味著口停。

該中心副教授小俁直彥（Naohiko Omata）撰文分析，僑匯的減少讓難民的生活更為糟糕。2017年，他們曾進行過調查，43%的索馬里難民依靠僑匯維持家用。疫情期間，他們在海外的親友也面臨收入縮水或失業。

內羅畢的剛果難民群體中，一些牧師組織籌款和分發免費食物。但小俁直彥表示，更多人擔心，這些基于善意的捐助還能持續多久。

難民自組織

疫情期間，難民所在國往往自顧不暇，一些由難民自發形成的自組織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負責防疫宣傳、科普辟謠，在居住區內進行日常消毒清潔，以及發起一些小型項目，讓難民獲得暫時性收入。

Wakati基金會位于烏干達，由剛果難民Alex Mango于2013年創辦，Wakati在斯瓦希里語中意為“時間的流逝”。疫情期間，他們組織人手，利用布料手工縫制了一批口罩，分配給有需要的難民。

在疫情前，Mango就關注一些更具“生產性”的項目，而非單純的物資援助。他們曾在剛果難民聚居區發起過一系列小型工程項目，如公共廁所、運動設施，或為一些障礙人士建造房屋。工人就在社群內招募，他們還會定期舉辦技能培訓課程。據統計，其每年的培訓和招聘預算約為7.5萬美元（約合52.5萬人民幣）。

Mango曾表示，最早看到很多年輕的剛果難民因為無法就業，沉溺于酒精和毒品，他們有技能，卻無處發揮。新冠疫情期間，他也組織了消毒清潔隊，負責分發食物、肥皂等。

Young African Refugees for Integral Development（YARID，編者譯：非洲青年難民綜合發展會）是2007年成立于烏干達坎帕拉的非政府組織，疫情期間他們向難民社群內部派發了免費的面粉、肥皂、豆類和食用油等。

而在內羅畢，長期關注青年難民的非營利機構Youth United for Social Mobilization（YUSOM，編者譯：社會動員青年聯合會）與其他機構合作，發起了一個新冠疫情公共信息平臺。

牛津大學難民研究中心前主任Alexander Betts教授表示，正是基于多年服務社區形成的社區網絡，相較于政府或國際援助機構，這些由難民發起、自我運營的機構更能精準觸達難民。近些年，他們在技能培訓、兒童教育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特別是在疫情期間，受全球航空停擺影響，國際人道主義救援機構的人力難以趕往一線。而絕大多數的人道主義救援往往集中于“合法”的難民營，比如通過籌款為難民營配備或改造升級基礎設施，分發肥皂、食物等基本物資。但他們很難觸及那些難民營以外的流民。

許多自組織的發起者已經成長為社群領袖，小俁直彥稱他們為牛津大學的“研究助理”，他們像是轉譯者，幫助研究者認識難民群體，也承接外部的資金和資源。

但面對疫情，難民自組織的能力仍然有限，他們可以獲得的資金和物資并不足夠，不少正在嘗試的生計項目也很難覆蓋大部分人群。

4月10日，內羅畢就發生了一起踩踏事件，在基貝拉貧民窟，大量貧民涌入食物分發點，爭搶中出現撕打和踩踏。

從資金來源上看，這些小型的難民自組織很難直接接收一些援助國政府的捐贈，因為后者往往設置了問責制和考核指標，其中一大原則是援助對象（難民）和第三方（人道主義救援機構）應有明確區分，捐贈方委托第三方接收資金或物資，對難民進行救援，以免有“自肥”之疑。

Betts教授表示，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難民仍被當成是一個單向度被救助的對象，很少鼓勵難民參與地方事務，提出多樣化的需求，或自行尋求解決方式。

2018年，IRC曾發布報告，希望能推動“更具包容性的社區”，Saliba表示，要實現這一點需要從三方面著手：

一、在城市規劃層面上考慮到服務人群，難民如何與本地人同處一城

二、公共政策及公共服務的具體對象需要擴展

三、需要承認并支持難民的多樣化需求

但近些年保守主義上升，疫情之后，“我們”和“他者”之間，界限被打破了嗎？還是更為森嚴了？

關于“后疫情社區”

2019年，“社區更新觀察團”走進上海5個社區，聽社區實踐者分享在地經驗，與關注社區議題的人，一起漫步、觀察和討論。2020年，社區成為了抗擊疫情的一線，后疫情社區將有哪些變化？社區治理會有哪些轉向？我們將在“融合”、“治理”和“數據”三個主題下，繼續觀察，探討社區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