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運動發源于直隸（今河北）西南部和山東省西北部交界的菏澤曹縣、單縣一帶，這一帶是黃泛區，民風淳樸。1898年黃河泛濫，繼發旱災，許多農民衣食無著，紛紛加入當地“梅花拳”等拳社，結伙練拳、自衛和乞食。他們與當地天主教傳教士及其教徒關系緊張，漸漸地就有一些拳師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將矛頭指向外國列強，并率眾攻打教堂，殺死教民。

山東大學歷史系1950年代做過一次大規模的田野調查，在義和團運動一百周年之際出版了厚厚兩大卷調查資料。美國學者學者周錫瑞（Joseph Esherick）曾在山東大學參考過這批資料，1987年出版了《義和團運動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一書。該著作結合社會、地理、人文、政治等要素，討論了義和團的發生與發展，堪稱近代中國史研究的經典之作。

1900年美軍第6騎兵師在天津俘虜的部分義和團成員。這些人 基本上都是農民，為了生計加入義和團，并非清政府所謂的“暴民”或“拳匪”。

義和團“扶清滅洋”

清政府起初試圖壓制拳民，新任山東巡撫袁世凱到任第一件事就是取締拳會，但“義和拳”勢力的發展遠遠超出了官員們的預計和掌控。1900年6月初，大批拳民從山東和直隸兩省經天津進入北京城，他們圍紅頭巾，持大刀長矛，常常集會演練 “梅花拳”、“金鐘罩”或是“鐵布衫”，由于混合了道教神符、作法等儀式，在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一般民眾看來，真如同神兵天將一般。這一年是中國農歷的庚子年。

京城的義和團運動很快如火如荼。慈禧太后緊急調集董福祥的甘軍進京防衛，然而軍中竟也有士兵加入了義和團。城中許多達官貴人的家人和仆人也紛紛成了義和團員。以后來者的眼光觀之，這算得上一種時髦的革命運動，并不見得人人心中都有清楚明白與整齊劃一的革命目標，但北京城的很多民眾都被動員了起來，群情激蕩。

盡管掌權的慈禧太后對這種局面頗感緊張，但義和團的目標并不是推翻清政府，而是“扶清滅洋”，打洋人，排洋教。很快，他們聚集到東交民巷，圍困和攻擊那里的各國公使館，同時在城中攻打并焚燒教堂。在義和團看來，這些外來的“邪教”和“邪教徒”給中國人帶來了無窮的苦難。

這時候清廷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一些保守派官僚起來強力支持義和團，給義和團攻擊外國使館區提供了道義上的支持。清政府雖然沒有對列國宣戰，但對義和團圍攻使館區的行動卻也沒有阻止，甚至加以鼓動，這樣一來，就構成了嚴重的外交事件。

被圍困的美國公使館一角。圍困持續了將近兩個月，被圍困的人拿騾子當食物，睡在地上或椅子上。使館區守衛部隊總計7人陣亡，11人受傷。

各國公使館也沒有坐以待斃。他們組建了一支臨時防衛部隊，由英、美、俄、日、法、德、意、奧匈八國出兵，共計21名軍官、429名士兵，可謂初始版本的“八國聯軍”。這支隊伍在清政府的默許下，于1900年5月31日進入東交民巷，在各自的使館區布防。守衛美國公使館的是約翰·梅爾茲上尉（John T. Myers）帶領的48名海軍陸戰隊員和5名水兵。由于這支“公使館衛戍部隊”（Legation Guard）的存在，義和團以及一部分擁有新式火炮的清軍才一直沒有打下東交民巷。

當時被困在使館區的大約有5000人，包括前來尋求庇護的近2000名華人教徒。6月11日，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被董福祥部的甘軍所殺，手法殘忍，至此，中外沖突已不可調解。12日，美國公使康格攜帶妻子、仆人、傳教士以及其庇護的中國基督徒，一起遷到英國公使館，那里有更多的水和食物，也更靠使館區的里面。

與此同時，第二支“八國聯軍” 開始朝北京進發。這支隊伍約2000余人，包括美國陸戰隊士兵及水手112人，由英國人西摩爾（Seymour）統帥。戰事在京津一帶鋪開。6月14日，義和團對使館區發起了一次較大的攻勢，但由于武器落后，加上沒受過軍事訓練，很快就被使館區的守軍擊退了。

清廷隨即要求各公使館人員限期撤離，但后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根本無從脫身，更何況使館區內還有上千名尋求庇護的中國人。6月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前往總理衙門交涉，要求清廷延緩各國公使館人員撤離的日期；詎料在途經東單牌樓北大街西總布胡同的時候，被巡邏的清兵當街擊斃。由于克林德一行沒有攜帶武器，故而此事構成中方公然擊殺駐華外交官的惡性事件，局勢由此發生了重大變化。

八國聯軍攻占北京

6月21日，清廷表達了對外開戰的意向，同時派兵參與圍攻東交民巷，但并沒有正式的宣戰文件送到各駐華使館，因此不算正式對列國宣戰。反過來，列國也沒有對中國正式宣戰。

7月14日，西摩爾麾下的八國聯軍攻占了天津城。8月14日，聯軍部隊攻入北京，此時其人數已擴張至18000余人，當天東交民巷使館區解圍。次日，八國聯軍全面占領北京和紫禁城。

而在八國聯軍打進北京之前， 慈禧太后已攜光緒皇帝逃亡西安，亦即所謂的“兩宮西狩”。這是1644年清軍入關以來，清廷第二次倉皇出逃，上一次是慈禧太后的丈夫咸豐皇帝為了躲避英法聯軍避走熱河，由于驚嚇過度很快死在那里。

美軍從菲律賓調了2500人，參與攻占北京的行動。當時第14步兵師從東便門發起攻勢，但被城墻和箭樓上的清軍火力所壓制，美軍指揮官尋找愿意登上城墻的敢死隊員，西點軍校畢業的凱文·提圖斯（Calvin Pearl Titus）立即上前說：“我來試試，長官！” 提圖斯攀援墻洞很快登上城墻，并舉起了美國國旗，連隊緊隨其后也登上了城墻。提圖斯后來被授予國會榮譽勛章，他那句“我來試試，長官！”后來成為美軍第5步兵師的座右銘，至今仍是如此。

1900年美軍攻占北京城東便門。

1900年美軍打進紫禁城，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分水嶺。在這之前，從1784年雙方建立貿易關系，到1844年簽訂《望廈條約》，再到1861年蒲安臣抵達北京，乃至1899年海約翰推行“門戶開放”，美國對華交往的核心只有一個，就是商貿；而在這之后，“征服”也成了題中之義。對華政策的這種轉變，是與美國整體對外政策“帝國化”相適應的。1898年，美國從西班牙手里搶占了菲律賓，此后就再也沒有從征服者的馬背上下來過，而對外戰爭也一直伴隨著這個國家，直到今天。

列強來勢洶洶，中國情形大亂。東南幾個省份的督撫，包括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骙，以及山東巡撫袁世凱（山東只設巡撫，不設總督）等人，沒有按照朝廷的意思對外宣戰 ，反而于6月底在上海與各國領事簽訂了《東南互保條約》，史稱“東南互保”。這些省份準備在極端情況下脫離清廷自立，最后雖然沒有成為現實，但大清國實質上的政治分裂已經形成，這也為后來地方軍閥割據勢力的崛起埋下了伏筆。

亂局持續了一年多，1901年9月，李鴻章北上代表清朝與包括美國在內的總計11個國家簽署了《辛丑議和約條》。鑒于中外沒有正式宣戰，最后的條款文本稱“協議書”（protocol），而非“條約”（treaty），但國人一般都以“辛丑條約”稱之。至此，清朝大勢已去，后來縱有新一輪的改革也無力回天了。

“黃禍”與“白人的負擔”

至少在1870年代，歐美就出現了 “黃禍”論（the yellow peril），認為黃色人種，尤其是中國人，低智而危險，對文明的白人國家造成了嚴重威脅。 前面專欄談到的美國“排華法案”及系列排華案件，便是在這一大背景下產生的。

如果說“黃禍”論是在為西方內部的排華背書，那么之后的“白人的負擔”則是為對外的殖民主義“正名”了。1899年2月，在美西戰爭結束不久，英國詩人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發表了一首題為《白人的負擔：美國與菲律賓群島》的短詩：“挑起白人的負擔/把你們最優秀的人送出去/集結并放逐你們的兒子/去為你們的俘虜服務/套上沉重的挽具/去伺候那些狂暴而騷動的人/你們陰郁的獵物/半是孩童半是魔鬼……”

對這首詩的解讀有不同的角度，有人認為是對英美殖民主義的批評和嘲諷，也有人認為正如詩歌的字面所言，是號召文明的白人去開化蒙昧的非白人，鼓勵美國挑起拯救菲律賓群島的責任。在美國當時的輿論中，后一種讀解完全占了上風，而且很快，人們便不再關心這首詩寫了什么，因為它的標題已經代表了一切，成為帝國主義的代名詞。

這時候，義和團以“滅洋”為己任，圍攻使館，焚毀教堂，在列強看來，便是“黃禍”的佐證無疑，是野蠻的中國人以暴力血腥手段對抗進步和優秀的西方文明。而“白人的負擔”便是鏟除以義和團為代表的中國邪惡力量，撥亂反正。

紐約Puck雜志1900年8月8日的封面漫畫《第一大任》，具體呈現了這一帝國邏輯（如上圖）。圖中義和團被描繪成一條丑陋的巨龍，盤踞在北京城墻上，身后是充滿“無序”（anarchy）、“謀殺”（murder）和“暴亂”（riot）的滾滾煙塵。那么，何謂“第一大任”？幻化為頭戴盔甲、手持長矛的哥倫比亞女神形象的西方文明（Civilization），指著惡龍對弱不禁風的中國皇帝義正辭嚴，“ 在我們被卷入更多麻煩之前，必須殺死那條龍；如果你不愿意，那么我就不得不動手了”。此時八國聯軍正在由天津進攻北京的路上，六天之后打進了紫禁城。

當時以及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在西方的語境里，義和團都是中國邪惡力量的化身。當然，也有不同的看法。 1900年7月，京津烽火連天的時候，英國愛爾蘭裔遠東學學者和前駐孟加拉領事查理斯·莊詩頓（Charles Johnston）在《北美評論》（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上發文說，西方自詡的文明其實并沒有多久，當“西方最文明的土地”還在茹毛飲血的時候，中國早已是禮儀之邦，所以“任何一種認為西方一直都是優越的看法，不過是令人愉悅的虛構罷了；得反過來說道一下才好”。莊詩頓反思道：“西方在戰斗和破壞力上是更高一籌，但這恰恰是西方宗教兩千年來一直想去除的；因此，即便從西方的角度去看，歐洲在物質上的勝利也恰是其道義之敗北。” 然而，在帝國的輿情喧囂中，并沒有多少人真正聽到莊詩頓的聲音。

義和團與傅滿洲

義和團事件以后，“黃禍”論與“白人的負擔”在西方輿論中流行，成為貶低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東方人”的主要話術。這一套話語后來演繹出一個戲劇形象“傅滿洲博士”（Dr. Fu Manchu），最早出現在英國作家羅默（Sax Rohmer）1912年的一個短篇里，集高智商、奸詐、惡毒和犯罪于一身。

當時義和團事件過去僅十來年，羅默也說其創作靈感來自媒體對“義和團動亂”（Boxer uprising，后來成為西方對中國大眾排外仇外的一種經典化描述）的報道，以及關于倫敦唐人街的犯罪故事。傅滿洲的形象貼合了許多西方民眾對中國的排斥心理，很快流行起來，羅默以他為主角接著寫了一系列小說。

1920年代初，傅滿洲博士被搬上大銀幕。當時的美國總統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就曾表示喜歡看傅滿洲的故事，也正是這位總統于1924年簽署《移民法案》，限制亞洲移民進入美國。值得一提的是，被稱為“黃禍化身”的傅滿洲與初始版的“黃禍”有一個顯著的差別——傅滿洲并非愚昧無知的，相反他是高智商的，甚至掌握了高科技，這讓他對西方的威脅顯著升級。

美國帕拉蒙公司1929年上映的電影《神秘的傅滿洲博士》的海報，展示了懷特·奧蘭德（Warner Oland）扮演的邪惡的傅滿洲形象。因為排華的緣故，當時美國電影的華人角色幾乎都由美國白人裝扮而成，包括1937年上映的以賽珍珠的著名小說《大地》為藍本的同名電影。

義和團運動至今已經整整120年，中國早已不復晚清時期的樣子，不過，傅滿洲博士及其變種依然存活于歐美的大眾文化之中，這些角色以華人面孔出現，雖然不再有“傅滿洲胡須”和長指甲等凸顯邪惡的體貌特征，而搖身一變為科學家之類的，但其內里仍舊充滿了傅滿洲式的邪惡與陰險，可謂傅滿洲的進化版。

以當今的現實言之，歐美國家的絕大部分人沒有到過中國，甚至未曾踏足東亞，其國內教育關于近代中國歷史的內容是極少的，很多人甚至從來沒有接觸過，他們對中國和中國人的印象（如果有的話）多少與十八世紀晚期和十九世紀初期形成的思維定式有關。這也是為什么今年1月份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后，加拿大一些報紙把這個新病毒叫做“中國病毒”（China virus），澳大利亞的一些媒體在報道疫情時稱當地的華人孩子為“中國孩子”（China kids），美國某些報紙專欄標題以“亞洲病夫”（sick man of Asia）指稱中國，甚至于美國總統也公然幾次三番地使用“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

這些明顯帶有種族歧視甚至侮辱性質的字眼，反映了一種近代以來西方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由來已久的偏見，而瘟疫和疾病又是西方一直以來妖魔化中國乃至整個東方慣用渠道。這些報道雖然不能代表整個西方對中國的認知，但卻清晰地暴露了一些人的差序文明觀念甚至種族主義觀念是根深蒂固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外之間的文化交流依然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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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系美國特拉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