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國家多多少少都要面對自然災害，但像日本這樣一個災害頻仍的國家，并不多見。觀其領土不足全球陸地面積0.3%，但卻承受了全球里氏6級以上地震的18.5%（2004年-2013年），另外全球7.1%的活火山在日本（2014年數據）。臺風、山洪、泥石流、海嘯這類災害，構成日本生活的“日常”。 所以日本也有“災害大國”之謂。

對日本人來說，有生之年遭逢大災害是大概率事件，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成為“防災民族”。在日本，上至公權部門下至普通家庭，都時刻“防備”著。 我家門口就有個“備災袋”，其實是一個舊雙肩背包，里面裝壓縮餅干、水袋、手電、換洗衣服袋、保暖袋、罐頭食品等，當然，還有少許現金，因為災害時信用卡銀行卡可能因停電而無法使用。

日本人常常不安，所以“三安”，亦即“安全”“安心”“安定”，成了全社會的訴求，在二戰后的選舉體制下，也成為政客官員們施政布局的主要考慮。各種機構團體均設有災害防治部門，專人負責，定期演練；各地方政府均指設避難場館——多為學校、廣場、體育館等，以便災害發生時民眾逃生有路。

法律

這一整套的防災體系，是由法律法規來保障的。早在1947年，日本便制定了《災害救助法》，相繼又推出了《水防法》、《建筑基準法》等。1961年的《災害對策基本法》是日本關于災害對策的根本性法律，對防災指揮系統、各級防災計劃、應急救援、以及財政應對等等都做出了規定。比如該法設定“中央防災會議”，由首相領銜，是政府應對災害的常設指揮機構。成員除了各部官員、銀行總裁、紅十字會長等政商名流，還必須包括至少4名有關災害防治的專家。

大災之后，日本政府均會對相關法律做出修訂和補充。目前，日本有關災害防治的法律法規共200多部，可謂細致周全。各級防災專員對相關法律也很熟悉，基本做到應答如流，很少看到“一問三不知”的官僚。

平成三十年，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兩次地震：一次是1995年1月17日的阪神淡路大地震，另一次是2011年3月11日的東日本大地震。前者造成的房屋倒塌、火災導致6434人死亡；后者引發大海嘯，更造成核電站泄漏的次生災害，最終導致15899人死亡、2529人失蹤、6157人受傷。

災害的傷害有多深，日本的“韌性”就有多強。“韌性” （resilience）這個詞，是相對脆弱性（vulnerability）而言，有自愈力、恢復力的意思。“韌性”與我們平常所說的“實力”有關，但卻不完全一致。一個社會乃至一種文明可以盛極一時，卻又十分脆弱，例如突然消失的龐貝文明，又或是傳說中的亞特蘭蒂斯城。韌性是一個社會乃至一種文明面對生存危機不斷迎戰的能力，其著眼點不在輝煌的高處，而在腳踏實地的生存。日本社會的特質之一，便在于“韌”。

地方自治

在中國，我們有大政府，哪里地震或是洪災了，政府救援很快會在中央的統一調度下，從四面八方涌來。日本雖然也是“單一制”國家，但實行地方自治制度，地方權力很大，當災害來臨，很多應對決策是第一時間在地方上做出的，人們并不會坐等“解放軍”。

日本有47個“廣域自治體”，也就是47個都、道、府、縣；此外，還有1718個“基礎自治體”，亦即市、町、村。兩類自治體分管不同的業務，“廣域自治體”負責道路基建，制訂廣域城市規劃，設置促進公共衛生的保健所，設立高中并任免公立中小學的教師，等等；“基礎自治體”則負責國民健康保險，扶貧救濟，垃圾分類及收集，城市消防、排污，設立中小學校，發放住民票，等等。可以說，與日本人生活密切相關的方方面面，都是由地方決策管理的。

地方自治體之內，又有“自治會”和“町內會”，會員對象是居住在該區域的所有家庭，但并不強制。這種居民自治組織的居民參與率很高，它們沒有西方語境下那種反政府的意味，跟我國的居委會也不同——自治會/町內會與政府是合作關系，獲得官方認可甚至資助，但并不聽命于官方；其會長由社區居民選舉產生，并非上級任命；在具體的社區治理中，自治會/町內會居于主導地位，政府只扮演輔助性角色。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日本的地方自治是通過居民自治來實現的，用時髦的話來說，讓“權力下沉”了。

有人對比美國的聯邦制度，認為日本的地方自治很“有限”，比如地方在財政收入上高度依賴中央，換言之，中央可以通過錢來“卡”地方。話是不錯，但日本的地方自治恰恰也體現在“錢”上，日本財力的大部分用于地方， 2016年日本中央財政支出22萬億日元，地方支出58.5萬億日元；地方是中央的2.5倍。

國民

基層夯實了，一個國家的韌性就上來了。好比一幅織錦，只有經緯交織編密實了，才會結實耐用。當然，織線的材質也很重要，在一個國家，便是其國民的素質。

明治時代的精神導師福澤諭吉說，“一人獨立一國才能獨立”，日本人亦是這樣被教育長大的，對他們來說，防災減災是每一個人的事情。面對災害，市民要有“自助能力”，先能自救，才能救人。所以日本許多辦公機構及公共場所都會在玄關放置消毒酒精。每年流感季節，市民也都會自覺戴上口罩，教育孩子勤洗手多漱口，做到自我保護。

東日本大地震發生的時候，我在東京。整個東日本地區的交通都癱瘓了，上下班時段，工薪族們排隊行走在街道上，如同一支沉默的軍隊。氛圍沉重，的確是；但沒有慌亂，更無混亂。許多外媒對此感到驚奇，但生活在日本的人都知道排隊是日本人的習慣，近乎“天性”。

說是天性，其實還是教育的結果。日本人從嬰兒時期開始，就接受遵守秩序的訓練。我的孩子一歲多上保育園，就開始接受老師的排隊指導，“排隊”是日本國民訓練的第一課。年歲稍長，防災教育的內容就更豐富了，不少學校還開設“防災道德”課，鼓勵學生們討論災害中人們的道德行為準則，如救災食品如何發放，避難場所是否可攜寵物入內，如何避免搶購以及購買量應控制在何種限度，是否應考慮罹難者家族心情而中止慶典，等等。

除了學校，居民社區也經常組織居民防災訓練。我居住的小區每年都舉辦防災演習，其間還會請消防隊員前來傳授防災知識和急救常識，并面對面實際操演。此外，文部省以及各級政府、市民團體編撰了大量防災書籍，如《學校防災手冊（地震海嘯篇）》、《培養生存下去的力量；防災教育的展開》等等。

東日本大地震后，海嘯沖擊巖手縣釜石市，造成1000多人死亡，而釜石小學184名小學生均幸免于難，被稱為“釜石奇跡”。該市此前連續八年請防災專家到中小學，對孩子們進行防災教育，全市3000多名中小學生的絕大多數都在災難中活了下來。

天皇

災害造成的傷害，并非都看得見摸得著；許多問題也不是“舉國之力”就能夠解決的。我讀過一本《母子防災手冊》，記錄了3·11地震后812位母親的避難體驗，每一位碰到的具體困難都不一樣，創痛感觸也各自不同。孤獨感在災難中油然而生，這時候人與人之間的分享和分擔就變得很重要。平成三十年，每逢災難，明仁天皇總會出現在災區，身著便裝，往往跪坐在臨時的避難所，與災民平視，聽他們訴說，與他們交談。

作為世上傳承最久遠的皇室，日本天皇曾“統治權總覽”，根據戰后日本憲法，天皇是“國民的象征”。如何理解這個規定，是見仁見智的問題，明仁在位三十年，表現出前所未有的低姿態——不僅僅是行事低調，更是放低身段，關切國民的苦難。每年元旦，天皇發表新年講話，都會提及上年發生的災禍并對受難者表示哀悼，這三十年，很少聽到他贊嘆盛世，似乎總是在撫恤傷痛。有人評論說，昭和天皇與日本國民是家長與子民的關系，而平成天皇與國民則是“人與人”的關系。天皇的姿態越低，他對日本社會的治愈能力就越強。

在前面的專欄里，我們也提到過日本社會的高“共感力”，這種共感力建立在對每一個個體體驗的尊重之上，而孩子們從小就被教導要“急人之所急”。“3·11”地震后，我家熱水器跳閘了，我在走廊上查看設備，也許樣子頗為慌張，引起一對年輕夫婦的注意，他們停下腳步，主動上前幫我復原了電閘。這實在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但在那時，卻給我莫大的慰藉，覺得自己并非孤立于災難之中。

志愿者

當災害降臨，日本國民會自動形成一個“抗災共同體”，支撐這個共同體的思考核心是“共生”，人們自發地分享食物和水電。這一切不用政府來號召，也無需輿論做引導。事實上，日本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災禍中的表現，往往不盡人意，但整個社會卻顯示出非常驚人的耐受力和復原力。而這又是與志愿者們分不開的。

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的時候，我兼任國內多家媒體的駐日記者，寫了很多報道，印象最深的就是志愿者。當時地震造成大量房屋倒塌，道路損壞，成千上萬的市民被埋在廢墟下，政府救援卻遲疑不至，迅速填補這個空白的是來自各地的志愿者，前后多達130萬人。根據2010年的一份報告，廢墟下的幸存者有八成是為市民及志愿者所救。后來，那一年也被稱作日本的“志愿者元年”，而地震發生的1月17日則被確認為“防災與志愿者日”。

日本的志愿者組織1960年代就有，但成為一種社會力量則要到1990年代，也就是平成時代的開端。隨著繁榮幻象的破滅，日本人重新思考個人存在的價值，志愿者漸漸成為一種身份認同。日本人做志愿者，很少大張旗鼓，都是悄悄在做，除了在幫助他人中自我實現，他們別無所求。

阪神地震之后，志愿者精神呈燎原之勢，各種非政府、非營利性組織不斷涌現，涉及災害救助、環境保護、社會福利等方方面面，被媒體稱為“志愿者革命”。對于這場革命，日本官方采取了包容的態度，也可以說是樂見其成的。1998年日本頒布《特定非贏利活動促進法》（即“NPO法”），做強做大民間公益組織；在東日本大地震兩年后的2013年又修改了《災害對策基本法》，要求各級政府在尊重志愿者組織自主性的同時，盡量與其合作，配合其行動。至此，日本政府徹底退出了全能政府的模式，畢竟面對災害，僅僅依靠政府是不夠的。

韌實力

在高密度、全球化的城市空間里，如何防災抗災？一個社會怎樣保持不斷應對挑戰的持久力？這不光需要政治學，也需要社會學、人類學的考察。

對于生活在火山口上的國家（如日本）來說，重要的或許不是堅船利炮的“硬實力”，而是建立在個人獨立、基層自治基礎之上的“韌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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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迪，系日本杏林大學綜合政策學部及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