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有關“李訓墓志”與遣唐史吉備真備的霧靄

一方墓志面世，一位“傳說”中的人物現身，2019年底有關“李訓墓志”與遣唐史吉備真備的話題，至2020年1月中好像終于告一段落，然而真相似乎仍然在迷霧中。

根據發布方的資料，李訓墓志的主人“為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主管外國留學生及外事接待等事務的官署鴻臚寺的從六品上官員‘丞’李訓，唐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6月卒于洛陽。墓志共328字，落款處‘秘書丞褚思光撰文 日本國朝臣備書’的字樣清晰可見”。據《中日關系史添新史料：遣唐使吉備真備真跡及其研究成果公布》一文，“‘李訓墓志’早年在古舊市場流散，后被書法愛好者留存，2013年冬由（深圳）望野博物館征集入藏。該館館長閻焰歷經6年的潛心考證、甄別、調查、研究，并與中日存世中古文本、墓志、史料比較對勘，確定‘日本國朝臣備’的‘朝臣備’為日本奈良時代的朝廷高官吉備真備（695-775）在唐朝留學期間使用的名字……吉備真備在日本是神話一樣的人物，但日本本土并沒有其只字片語的留存，朝臣備的筆跡應該是日本奈良時代的巔峰之作。這方墓志的出土，使得之前僅僅停留在文本概念上的‘日本’，第一次以日本人自己書寫的實物史料形式出現在今人眼前。”不僅找到了傳說中的遣唐史吉備真備的書跡、其人曾存在世間的證據，甚至還找到了日本人第一次自稱“日本”的實物線索。

四川大學講座教授、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王瑞來則對墓志中有關吉備真備的線索提出疑問，在《〈李訓墓志〉書寫者“朝臣備”是不是吉備真備？》一文中設問“至少有兩個疑問還難以解釋。吉備真備原名叫作‘下道朝臣’，有明確記載改名為‘吉備朝臣’是在日本的天平十八年，即公元746年。在十二年前書寫墓志之時，他不可能時空穿越，寫下十二年后才開始使用的名字。這是最大的疑問。此外，吉備真備親筆為自己的母親寫下有《楊貴氏墓志》。現存的《楊貴氏墓志》與《李訓墓志》的書法風格迥異，難以視為出自同一人之手筆。更為具體的是，《李訓墓志》中的‘朝臣備’的‘備’，寫作繁體異體字的‘偹’，而《楊貴氏墓志》則寫作繁體正字的‘備’。僅就這些疑點來看，《李訓墓志》的書寫者‘朝臣備’能不能斷定就是吉備真備，還需審慎。”

關于“吉備真備親筆為自己的母親寫下有《楊貴氏墓志》”，又有《日本史中的假文物：從吉備真備之母“楊貴氏墓志”說起》可作旁注。“所謂‘楊貴氏墓志’，現在原件不存僅保留拓本，據傳發現于享保十三年（公元1728年）大和國宇智郡大澤村（現奈良縣五條市大澤町），據說并非石制的墓志，而更接近于由黏土燒成的磚瓦。”文章認為楊貴氏墓志“有許多可疑之處，現在日本史學界對于這份材料的使用也十分謹慎，通常不會積極使用這份材料；首先，以當時的形制而言，墓志幾乎不見使用這種長方形的磚瓦材質……其次，‘楊貴’被視為‘八木’所使用的好字對音……不得不說這一讀音推測非常牽強，而且追根究底，吉備真備的父親是否能夠與八木氏通婚（吉備氏的故鄉在現在的岡山縣附近，而八木氏的故鄉據推斷在大阪府岸和田附近）也存疑。即使兩者能夠通婚，吉備真備之母又為何被安葬在現在奈良縣五條市地方，這些問題都有很大疑問未能解決，因此通常日本史學界不會主動使用這份材料，這一材料的主要使用者僅停留在地方史愛好者內部。”

王瑞來繼而作《“朝臣”解》對前作進行的補充，就爭議所在的“朝臣備”做詳細解釋：“‘朝臣’是入唐朝拜之臣，還是在朝之臣？看到這樣的疑問，我覺得有必要對‘朝臣’略作解惑，不然很容易以漢語的語意來望文生義。這里的‘朝臣’雖寫作漢字，但卻不是漢語，而是日語中的一個古老詞匯。‘朝臣’是日本古代的一個姓，日語舊讀Asomi。后來又讀作Ason。”而且，“吉備真備出身于下道豪族，原名叫‘下道真備’，在八色之姓制度確立后，便姓‘下道朝臣’。從唐朝回到日本十二年后，官居從四位的下道朝臣，又被賜姓為‘吉備朝臣’。后來通稱其為吉備真備，大概還是一部分用了他的原名”。另外，“‘朝臣’作為擁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姓，在古代日本并不鮮見。跟吉備真備一起入唐的阿倍仲麻呂的姓也是‘朝臣’”。

“‘朝臣。日本國使臣朝臣真人，長安中拜司膳卿同正；朝臣大父，拜率更令同正。朝臣，姓也。’（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卷五·朝臣，中華書局，1994年，第559頁。）就日本史和遣唐使留學生在華的信息，‘朝臣備’最容易令人聯想的就是——吉備（朝臣）真備。”摘錄自望野博物館館長閻焰《日本國朝臣備書丹鴻臚寺丞李訓墓志考》的《我為什么認為《李訓墓志》中“朝臣備”就是吉備真備？》一文則對“朝臣備”與“吉備真備”的關聯做出了解釋，文章主張：“日本中古存世文書，尤其正倉院、各大寺廟之正式公文和重要文檔，多見有記錄署名簽押。基本格式為通篇成文統一書寫，包括后署人的官職、姓，皆謄清，僅余簽押位置留空……從檢索的這些部分古文書，可以確認當時公文簽名的格式和‘朝臣’封姓的使用。天武十三年（685）更改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時，應有直接用‘朝臣’為姓的狀況，后逐步加注‘朝臣’前的區別姓；且這類加注也有是通過再次封賞獲得的‘圣武天皇。天平十八年（746）冬十月丁卯，從四位下下道朝臣真備，賜姓吉備朝臣。’（《續日本紀》卷十六·圣武紀八·第五條：置齋宮寮。）由此可知，養老元年（717）出發入唐時的下道朝臣真備，有可能如粟田朝臣真人名‘朝臣真人’一樣，名‘朝臣真備’或‘朝臣備’。這種名姓結構，和下道朝臣真備一同抵唐的阿倍朝臣仲麻呂的名字變遷，由‘朝臣仲滿’至‘朝臣衡’再到‘朝衡（晁衡）’的變化，能看到同樣的痕跡。下道朝臣真備（朝臣備），離唐回國后至天平十八年（746）再次獲封，才有了‘吉備朝臣真備’的完整歷史記錄用名；此后這個名字不斷出現在日本的史料書籍中。”

日本姬路獨協大學教授石曉軍也專門就“朝臣”展開，在《也說《李訓墓志》中的“朝臣”》一文中指出“‘姓’日語發音做Kabane，乃是與‘氏（Uji）’相對的一個概念。這一點非常重要……涉及到日本古代的‘氏姓制度’，即‘氏（Uji）’與‘姓（Kabane）’的關系問題”。文章解釋道：“所謂‘氏（Uji）’是指古代日本的一種氏族共同體，其形成一般認為在5—6世紀前后。每個‘氏（Uji）’都有其名稱……而‘姓（Kabane）’則是朝廷根據各個‘氏（Uji）’的首長‘氏上（Ujinokami）’在朝政中的作用而給予其的一種政治地位，而且可以世襲……這就是所謂‘氏姓制度’，簡單說就是，當時的大和政權在‘氏（Uji）’這一共同體的基礎上，由‘姓（Kabane）’而構成的一種統治體制……到了七世紀后期，經過‘壬申之亂’（672年）以后執政的天武天皇，為了進一步強化皇權，在原有的‘姓（Kabane）’的基礎上，又制定了八種規格更高的新‘姓（Kabane）’來區別身份秩序……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前面四種，即：真人（Mahito）、朝臣（Asomi/Ason）、宿禰（Sukune） 、忌寸（Imiki）……天武天皇十三年（684）十一月，根據各‘氏（Uji）’對朝廷的忠誠度及貢獻，將‘朝臣（Asomi/Ason）’賜給52‘氏（Uji）’……所賜之‘姓（Kabane）’一定是在‘氏（Uji）’之后，即‘氏（Uji）’＋‘姓（Kabane）’，這一順序不能改變。凡是提到‘朝臣’，必定是跟在‘氏（Uji）’之后。在上引《日本書紀》記事的下面，隨手一翻就可以見到很多例子，諸如：高向朝臣麻呂、藤原朝臣不比等、粟田朝臣真人、石上朝臣麻呂、小野朝臣毛野、中臣朝臣麻呂、巨勢朝臣多益須、田中朝臣法麻呂、與穗積朝臣山守、下毛野朝臣子麻呂等等（參見《日本書紀》卷29、卷30）。”作者在文章中更進一步說明：“‘吉備朝臣’是其回日本以后的賜姓（據《續日本紀》記載，賜姓乃圣武天皇天平十八年，即746年之事）。當然這里所說的賜姓是廣義上的‘姓’。由此其全名由‘下道朝臣真備’變成了‘吉備朝臣真備’。因此倘若是由日本人來寫的話，則一定會依據氏姓制度，稱姓為‘吉備朝臣’，全稱‘吉備朝臣真備’，通稱‘吉備真備’，但卻不會稱作‘朝臣真備’或‘朝臣’。管見所及，從未在日本史籍中見到此類表述。”

面對石曉軍的文章，望野博物館館長閻焰于上周一再發表《就〈李訓墓志〉中“朝臣備”之名的思索》，在感謝“來自于海內外學界的批評和指教”之外，也提出“石文臚列的日本文獻講述的都是下道朝臣真備（吉備朝臣真備）名姓在日本的變化和賜姓問題，完全沒有考慮到日本人入華后名姓的問題。目前所見日本任何文獻都沒有關于日本人到中土后怎么使用名字的記載，而這一問題恰恰是筆者《李訓墓志考》特別留意的所在。”文章引用唐人林寶撰《元和姓纂》卷五·朝臣載：“日本國使臣，朝臣真人，長安中拜司膳卿同正；朝臣大父，拜率更令同正。朝臣，姓也。”主張：“這條史料確認了入華的日本使臣官員在華土時，有明確省略最前姓而直接使用‘朝臣’為姓者。‘朝臣真人’、‘朝臣大父’，以及《舊唐書》、《新唐書》中出現的‘朝臣仲滿’等皆為此例。且‘朝臣仲滿’最后的名字更簡化為‘朝衡’（晁衡），不能排除，在‘朝衡’前還曾經叫過‘朝臣衡’。就前揭三條日本和中土史料，已經可以明確判定，717年抵華時、735年返日時‘下道朝臣真備’的名姓信息。而734年一位精通漢字書法的日本國留學生為鴻臚寺中級官員‘丞’李訓書寫了墓志，這個落款自己的名字為‘朝臣備’的人，完全吻合唐代史料中出現的‘朝臣真人’、‘朝臣大父’、‘朝臣仲滿’的所謂日人漢名的結構和習慣。特別是‘朝（臣）衡’到‘晁衡’的再次簡化，可知李訓志尾出現的日人漢名，妥帖得體。”

閻焰在文章中更是提出關于“備”字繁簡體或者繁體異寫的問題，作為另一重要判斷依據：“‘朝臣俻’書丹所用是‘俻’，而不是‘備’。正倉院北倉存，天平勝寶八年（756）十月三日至延歷三年（784）三月二十九日《雙倉北雜物出用帳（東寺司）》，在近尾處，有‘天應二年（782）二月廿二日送納，大小王真跡書一卷。……造寺司長官吉俻朝臣·泉’的簽押，其所用也是‘俻’。‘吉俻朝臣·泉’，‘朝臣俻’（下道朝臣真備），所寫‘俻’字相同；而并非是‘備’字。”

而同樣是在上周，歷史學者辛德勇發表《由武松打虎看日本國朝臣備的真假》，其中談及：“我看到‘日本國朝臣備書’這一題名第一眼后就感到的強烈疑惑，是覺得在李唐朝中的官員，尤其是主管外夷的鴻臚寺中的高官，其后人是不大可能選擇一位像‘朝臣備’這樣的日本人來為他的父親執筆寫錄墓志銘的。蓋后人為生身父祖倩人書寫碑志，乃是為先人增光添彩的舉措，更是生人的社會榮耀……唐人的墓志，若非死者親人書寫上石，必盡可能邀請具有較高書法水平和社會聲譽、地位的人來執筆施行其事。其實這也是古今一貫的通例，或者說是必然的道理，用不著多做什么論證。”文章隨后也辨析了墓志的銘文內容，認為“通觀這篇銘文，其最明顯的罅漏，是偽撰者避實就虛，盡量往空了寫，盡量回避墓主的具體行事。這是因為實事不好寫，照著相關的東西鈔，是沒有其獨特價值的，也很容易被人查到襲用的來源；而若是胡亂編造，則更容易露出馬腳。不過即使這樣虛著寫，空著寫，今人想要做出古人的文章，也是一項幾乎無法完成的困難事兒，稍一不慎，就會顯現作偽的破綻。”最后談到“硬傷”，包括“避諱的方法”、“墓志敘述李訓故世和安葬地點”和“‘以疾終于河南圣善寺之別院’而沒有附加其他說明殊為可疑”。

年關將至，這場有關吉備真備的史料線索的微型爭論似乎也告一段落，并看不到了下文。或許恰如傳奇的日本國遣唐史吉備真備在歷史的煙波中雁過不留痕，這場爭議至少在目前看來也僅留在了2020新春之前短暫的冬日。

【國際】卡洛斯·戈恩事件與企業愷撒主義的權力失控

日產汽車前董事長卡洛斯·戈恩作為成功融入日本社會的罕見外籍企業高管之一，從被過度吹捧到身陷囹圄繼而成功逃亡，其傳奇經歷一波三折。《日本經濟新聞》（Nikkei）1月14日的文章中，記者卡特琳娜·柯瑞爾（Katherine Creel）、杉浦繪里（Eri Sugiura）評價戈恩事件不僅暴露出日本商業規則的諸多黑幕，也映射出日本經濟艱難走向國際化的趨勢。

文章評價戈恩的經歷“就像給近年來外籍高管們在日本大型企業中好壞參半的境遇做了一個大總結”。文中回顧了過去的一些典型案例：2015年法國人克里斯托夫·韋伯（Christophe Weber）出任武田制藥（Takeda）總裁，在2018年斥資約600億美元并購愛爾蘭Shire實驗室，讓武田在營業額上位列全球十大實驗室之一，盡管因此留下巨額債務，卻獲得了九成股東的支持和信任；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英國企業家邁克爾·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這位醫療器械巨頭奧林巴斯（Olympus）的前執行長，在2011年被免職后揭露了該企業篡改賬目金額高達17億美元的會計丑聞；更早的例子有索尼公司的美籍前總裁霍華德·斯金格（Howard Stringer），他曾在1998年至2005年間為索尼帶來了一個動蕩而繁榮的時代，力圖在這家以“孤島”著稱的巨型企業中引入一種合作文化，然而在2012年的一次采訪中，當被問及他個人對日本企業文化的看法時，他回避了問題，只是委婉地提到一份福島核災難報告中強調的日本國民性缺陷：本能服從、不愿質疑權威、死板效忠既定計劃以及等級觀念嚴格。在去年11月《日經新聞》的采訪中，日本首富、優衣庫創始人柳井正（Tadashi Yanai）直言不諱：日本再不作出改變，經濟上不變通，大老板們繼續抵抗全球化，將會面臨“滅亡”危險。

過去十幾年間，日本企業與外企并購的數量急劇增加，戈恩案例中日產與雷諾的合并只是其中一例，這些似乎是日本經濟走向國際化無可辯駁的證據。除前文提到的制藥企業大并購外，2019年雅虎日本宣布與韓國搜索引擎巨鱷Naver旗下的 Lines合并，交易額達270億美元；朝日證券向澳大利亞卡爾頓啤酒廠聯合體（Carlton & United）注資110億美元；軟銀集團（SoftBank）以360億美元的巨資收購了美國電信公司Sprint；日本煙草以190億美元收購了加萊赫煙草（Gallaher），以80億美元收購了雷諾煙草。相比之下，類似雷諾—日產合并，或富士康2016年以38億美元收購夏普這類外國企業注資日本的情況則要少得多。根據Recof調查公司的數據，2019年日資并購的總價值達到10萬億日元，而反向并購則達到近年來的峰值1.5萬億日元。文章認為：“外企在日投資很少，而日本人向海外投資陡增，都是出于同樣的原因，即日本國內經濟增長幾乎為零，且其人口仍在持續減少。日本企業是在國際化，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能消化這樣大規模的國際擴張。”

與此同時，一些激進的外來資本持有者正在日企中努力激勵和推動企業重組，越來越多地利用其持有的資本份額影響管理層，對董事及審計師的任免提出建議。日本近年來也在相應法規上更加鼓勵投資者參與，外籍大股東們很大程度上參與到多家巨型日企的改革中，除日產—雷諾汽車外，還有東芝公司的領導層都經歷了類似的重組。鼓勵大型企業重組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改革雄心的重要部分。然而這樣的政策優勢在未來很難繼續維系：隨著國會加強外國投資嚴格審查的新法規出臺，許多領域的外資控股超過1%的變動都需要通知上游（此前的閾值為10%），此外政府可以監管董事會的任命。

20年前走進日產汽車的卡洛斯·戈恩一度被視為救星，做出了一系列本國經營者不可能做出的艱難決定，然而今天的日本更需要的不是這樣的精英，“而是更多平凡的外籍雇員”。文章認為，人口嚴重老齡化問題對日本打開國門、吸納更多外籍雇員提出了大量需求：“出生率穩步下降造成了長期勞動力短缺，在建筑業、工業和酒店餐館業表現尤為顯著。”從人口比例上來看，“國外出生的人僅占日本人口的2％，而美國為14％，法國為11％。”通過2019年4月頒布的新移民法改革，政府首次宣布放開工人簽證的許可，但唯恐公眾抵觸，仍然表示該法案尚不構成“移民政策”，猶豫不決的法令在執行上也收效甚微。“政府原本希望從2019年4月起，在一年內簽發40000份‘半熟練工’簽證，但截至11月底，僅發放了1019個此類許可。 缺乏競爭力的工資，日企的繁文縟節和語言障礙都對日企引入外來勞動力構成了阻礙。”

戈恩逃亡事件發生后，法國總統馬克龍1月15日在巴黎接受日本媒體采訪時對逃亡事件本身“不予置評”，而被問及具有法國、巴西、黎巴嫩三國國籍的戈恩在日本被拘禁時，他表示自己“已多次向安倍首相表示，希望日方能尊重法國公民的基本權利，并維護其尊嚴”。法國《世界報》“企業”專欄15日發表巴黎文理研究大學（PSL université）國立巴黎礦業學校（Mines Paris Tech）教授阿曼·哈切特（Armand Hatchuel）的評論文章，評價“卡洛斯·戈恩是企業愷撒主義的化身”，認為該事件“應該讓企業警醒賦予天賦異稟者無限權力所帶來的危險”。

哈切特認為戈恩事件與傳統意義上的偉大企業家傳奇不同，更像一個企業內的刺殺愷撒陰謀：“領導者被奉為英雄，權力個人化，出人意料而又令人眼花繚亂地崩潰”，就像這位日產汽車前總裁所說的，“要罷免他必須要有司法界與工業界合作策劃一場陰謀，而對一個普通老板只要解雇他就足夠了。”但雷諾—日產汽車并不是唯一正經歷此種愷撒式崩盤的企業，它的悲劇也正不可思議地發生在不少工業巨頭身上：大眾汽車的“柴油門”、法國電信的“精神騷擾”自殺潮、波音737MAX的空難危機……

“在這些事件的調查中，總是浮現出相似的劇本。首先是高管通過超乎尋常的巨大成就達到職業巔峰。隨后他們便忙不迭地宣告發現企業運營現狀亟需一場強烈而迅速的振興。然后便以緊迫性和英雄的能力水平為依據，遵循一套金字塔式的垂直管理，追求盲目膨脹的目標。漂亮的短期業績和財務報表帶來無止境的壓力。所有反對派、所有內部批評機制都逐漸噤聲，董事會態度消極，股東大會只會鼓掌同意一位受信任的領導者。然而幕后的重要業務運作機制都在不斷腐化（社交對話、職業技能、質量控制、內部協調等）。追求成功的指標變成了萬惡之源，因為它掩蓋了效率和凝聚力的損失。這樣一來企業失去了對錯誤和累積的危險做出自省和警告的反應機制。最終，現實只會通過災難或丑聞來回報，從而導致經理人倒臺甚至企業的崩潰。”

文章指出，盡管仍有諸多企業家沒有屈服于這種愷撒主義的權力失控，“但自從2001年的安然事件以來，股東資本主義的規則似乎更傾向于擴大愷撒主義，因為被塑造成英雄的領導者更適合金融市場。即使對于一家復雜的企業、一個專業技術規范苛刻的行業來說，財務至上的原則仍然更愿意信任那些能夠迅速帶來‘振興’奇跡，擁有令人滿意的盈利能力的神奇老板”。近20年中高管薪資的爆炸式增長，“也在助長這類杰出領導者的神話，同時為他們享有高薪酬辯護”。而另一方面，長期目標在企業發展指標中的萎縮，也使得愷撒主義的破壞力變得模糊不可見。“荒謬的是，這位英雄領導也因此成為了對企業存亡至關重要的，企業所擁有的唯一的長期資產。”

哈切特認為：“要對抗企業愷撒主義，必須首先擺脫股東制管理，將契約所確立的存在理由和使命視為企業最重要的資產。此外，還必須教會管理者一項管理學研究的主要成果：領導者的偉大不僅取決于良好的結果，而且還取決于創造這些結果的集體職能的質量。只要做到這一點就能保證潛在的災難不會被掩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