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于李訓墓志的公開，墓志中的“日本國朝臣備”是否可以視為當時身處唐朝的遣唐使留學生吉備真備、假如可以的話這一墓志又該作何理解等等，一時間頗為受到學界的關注。而同樣作為疑似吉備真備親筆書寫的墓志，而被拿出來與李訓墓志作對比的，則是所謂的“楊貴氏墓志”。關于李訓墓志，筆者目前不僅未曾得見原件，隋唐時期的墓志研究也非筆者所長，故不加置喙，然而關于“楊貴氏墓志”卻有一些可以說的內容。以下，從“楊貴氏墓志”的詳細情報開始，簡單談一些日本史中關于假文物的問題。

所謂“楊貴氏墓志”

所謂“楊貴氏墓志”，現在原件不存僅保留拓本，據傳發現于享保13年（公元1728年）大和國宇智郡大澤村（現奈良縣五條市大澤町），據說并非石制的墓志，而更接近于由黏土燒成的磚瓦，文字如下：

從五位上守右衛

士督兼行中宮亮

下道朝臣真備葬

亡妣楊貴氏之墓

天平十一年八月十

二日記

歲次己卯

墓志的面積，據現存的拓本推斷大約在長25.2cm，寬19.4cm左右，各種近世記載里對發掘地與發掘經歷的記載也頗為復雜，經歷了多次的挖掘、重新埋藏、再度挖掘的流轉之后，最終下落不明，目前僅以拓本的形式殘存。

這份墓志的內容很簡單，只是記載了吉備真備在天平十一年時的官職與母親的氏名，假如只看官位，“從五位上、守右衛士督兼行中宮亮”確實與當時的官職相符，問題在于據此墓志，則吉備真備的母親為“楊貴氏”，中國人聽到這個名字的第一反應自然會聯想到楊貴妃，然而在天平十一年（公元739年）時不僅楊玉環尚未獲得貴妃稱號，日本更無由獲得這一信息；而如果認為這是若干年后吉備真備改葬母親時利用從中國獲得的最新知識使用的好字嘉名，又會出現不應該使用天平十一年時官職的問題，因此只能將“楊貴氏”這一氏族名與楊貴妃的關系解釋為巧合，因為“楊貴”可以讀作“やぎ”也就是八木，于是得出了吉備真備的母親是居住于大和國宇智郡一帶的八木氏的結論。如后文所述，這份墓志由于種種問題，通常日本史學界不太積極使用它，然而最近因為李訓墓志的書者是否是吉備真備的問題，這份墓志忽然被視為吉備真備傳世的唯一親筆而用來與李訓墓志作比較。然而，先從結論說起，這份“楊貴氏墓志”很可能是一個典型的假文物。

在解釋“楊貴氏墓志”的問題之前，先繞個遠路，以圣武天皇的敕書銅板為例，簡單談一下日本的文物造假。

日本的文物造假：以圣武天皇敕書銅板為例

如果說“楊貴氏墓志”是否為假還只是一個懸案（畢竟目前甚至連正品所在都下落不明），有一些文物則是明確知道它并非真品，甚至可以推斷出偽造時間、偽造手法與偽造目的。但是這些物品被斷定為偽造，并不意味著它就沒有價值，反而對于造假過程的推斷本身就具有研究的價值。在古代史研究中，這類偽物的代表就是東大寺收藏的圣武天皇敕書銅板。

這枚圣武天皇敕書銅板兩面刻有圣武天皇的敕書而得名，正面是天平勝寶五年（公元753年）的圣武天皇愿文，背面是同元年（公元748年）的水田封戶施入文，篇幅所限，在此不引全文，以下僅簡述其問題點。這份敕書銅板的內容早在《東大寺要錄》中已經可以得到確認，可知至少在《東大寺要錄》成文的12世紀初，這份銅板在東大寺內已經保有重要地位。據表面銘文所述，這是在天平五年正月十五日東大寺某塔莊嚴完畢時奉納入塔內的，從時間上推斷，這應當是東大寺的西塔；東大寺的西塔在承平四年（公元934年）因為落雷燒毀，此后在天德三年（公元959年）由東大寺別當光智重修，這份銅板出世的時間應當就是在西塔燒毀與重修之間；而這一期間，在東大寺史上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其寺領莊園的開拓，尤其是天德三年，這不僅是西塔重修之年，也是東大寺成功將北伊賀地方的玉瀧莊收為寺領的一年，在光智提交的關于將玉瀧莊寺領化的奏狀中也專門強調了西塔造營的重要性，可見寺領莊園的經營與西塔重修間的關聯性。而據文本比對考證，表面銘文應當是根據《延歷僧錄》所收愿文，參照《類聚三代格》與《續日本紀》有過一定修正，而表銘的主要內容正是在強調西塔造營是圣武天皇的敕愿與西塔作為東大寺中心的重要地位，這正為東大寺的寺領經營提供了法理上的正當性：因為西塔是圣武天皇的敕愿，在東大寺中有著不可動搖的地位，而將玉瀧莊收為寺領的主要目的正是為西塔的重修提供財源；所以這份敕書出現在這一時間點前后，或許不能排除機緣巧合的因素，卻不得不說它的出現正滿足了東大寺的需求。

而背面的銘文，其核心內容則是圣武天皇將封戶五千戶、水田一萬町施入東大寺，經過學界的考證，已經發現了這份愿文與國寶“平田寺敕書”、《山槐記》中所引敕書、以及《續日本紀》天平勝寶閏五月癸丑條之間的關聯，追根究底其實是東大寺方面為了其經濟利益，以天平感寶元年閏五月二十日的敕書為底本，篡改了其中的施入物品與數量后偽造的產物：原本敕書的內容大意是圣武天皇向諸寺施舍財物，奉請諸寺輪讀講說華嚴經以下一切經，并宣揚輪讀與講經的功德；而經過修改后的敕書不僅在強調圣武天皇向東大寺奉納水田與封戶一事，同時還強調了東大寺與國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亦即東大寺的興衰=天下興亡的論理，這也成了此后東大寺在維持與擴大其寺領時所依賴的權威來源，此后在多次寺領論爭時這一塊敕書銅板反復出現，成了東大寺方面主張其寺領的重要論據。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不展開介紹其偽造過程與此后對這一偽造敕書的利用史，關于這份敕書銅板的更多情況可以參見角田文衛與鈴木景二等人的研究，在此拿出這份敕書銅板的事例是為了說明，日本史中的一些史料雖然確實屬于偽物，但并不是說偽物就沒有研究價值，反而其偽造原因與手段、使用經歷以及后世影響等，都是絕好的研究對象，這次的楊貴氏墓志也是如此。

楊貴氏墓志的疑點與吉備真備之母

楊貴氏墓志如前所述，有許多可疑之處，現在日本史學界對于這份材料的使用也十分謹慎，通常不會積極使用這份材料；首先，以當時的形制而言，墓志幾乎不見使用這種長方形的磚瓦材質，例如太安萬侶、佐伯今毛人等人的墓志，使用的都是金屬制的長版；其次，“楊貴”被視為“八木”所使用的好字對音，確實“楊貴”理論上也可以讀作“やぎ”，也有楊胡（亦作陽胡，陽侯等，均讀為やこ）氏的事例，將“楊貴”讀為“やぎ”似乎也并非孤證，但是與楊胡史的用例散見于各類史料中不同，將“八木”寫作“楊貴”的事例除此之外別無其他，不得不說這一讀音推測非常牽強，而且追根究底，吉備真備的父親是否能夠與八木氏通婚（吉備氏的故鄉在現在的岡山縣附近，而八木氏的故鄉據推斷在大阪府岸和田附近）也存疑。即使兩者能夠通婚，吉備真備之母又為何被安葬在現在奈良縣五條市地方，這些問題都有很大疑問未能解決，因此通常日本史學界不會主動使用這份材料，這一材料的主要使用者僅停留在地方史愛好者內部。

關于這份墓志還有另外一個疑點，那就是這份墓志出現的時間也非常微妙：在這份墓志發現半年前，備中國庭瀨藩藩主板倉昌信剛剛撰述了《吉備公太夫人古冢記》，以紀念發現于元祿年間的、由吉備真備的父親下道圀勝與兄弟圀依二人書寫的、吉備真備祖母的藏骨器，在此之后半年不到的時間內迅速發現了吉備真備為母親書寫的墓志，這不知是否能夠單純用巧合來解釋；江戶時代出現了大量這種來歷未必清楚的材料，在使用時尤其需要小心。

這類材料中最著名的莫過于“漢委奴國王”金印，因此這些材料也不能一概歸于造假，但是“漢委奴國王”金印在發現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有人認為它是江戶時代的偽造品，此后是由于“滇王之印”等一系列其他漢印的出土，其真實性才得到了確認，而本次的“楊貴氏墓志”顯然不具備這種證明其真實性的外部證據，反而有多種疑惑不能自圓其說。當然，目前也沒有能夠明確證明這份材料系偽造的方法，因此目前來說，最合適的處理只能是暫時封存處理了。

余談：李訓墓志與“日本國朝臣備”

最后需要再次強調的是，關于李訓墓志的真偽筆者暫時無力置喙，但是就目前學界提出的質疑點中，認為“日本國朝臣備”這一署名不符合當時行文規范、包括“備”字使用的是相對少見的異體字，這些都不足以成為質疑這份墓志真偽的論據，而散見引用“楊貴氏墓志”的論述則更缺乏對于這一文本本身真偽、性質的考據，同樣不足以用于質疑李訓墓志的真偽。

以日本史從業者的直覺來說，“朝臣備”這一自稱似乎并非難以理解，而要檢證的方法也并不難，從目前存世的正倉院文書中尋找各類親筆簽名，應是可行的方法之一：通常而言，在一份文書中官位、氏名都是負責謄寫的官員代為書寫，廣檢官員親筆簽名的部分即可；例如，“正一位太師藤原惠美朝臣押勝”（藤原仲麻呂）中，“正一位太師藤原惠美”這些文字都是代筆，而假如有親筆署名，“朝臣押勝”中“押勝”二字通常為親筆自署，而“朝臣”二字似乎也有親筆自署之例，似也有只署“朝臣”而不署名之例，這部分筆者記憶不確且尚未翻檢，不敢下斷言。但是只要找到這類用例，應當可以成為“朝臣備”這一落款的旁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