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我在澎湃新聞的“城市映像”專欄發(fā)表文章《倫敦“過客”：用影像藝術觀察城市中產化》，其中探討了城市中產化、士紳化對倫敦、柏林等地的影響。

一年后的今天，我住在柏林的腓特烈斯海因—克羅伊茨貝格區(qū)（Friedrichshain-Kreuzberg，以下簡稱腓區(qū)），據(jù)柏林旅游局官方網(wǎng)站介紹，這里是“柏林甚至全宇宙最酷的。”腓區(qū)以長夜、多元文化及非主流生活的實驗場著稱，該區(qū)南部的RAW一帶聚集了全柏林知名的夜店，包括世界排名第一的“貝格海恩”（Berghain）。

腓特烈斯海因—克羅伊茨貝格區(qū) 圖片來源于網(wǎng)絡 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我怎會搬到這個“宇宙最酷區(qū)”？還真是誤打誤撞，剛來柏林時，我曾住在普倫茨勞貝格區(qū)（Prenzlauer Berg，以下簡稱普區(qū)），這里位于市中心米特區(qū)北邊，曾一度是工人階級和波蘭移民聚集的區(qū)域，柏林墻倒塌之后，不少來自斯圖加特的資產階級家庭涌向此處購買房產，而斯圖加特作為奔馳和保時捷的原產地，盛產汽車工程師與職業(yè)經(jīng)理人。

緣何這些家庭當時對東柏林的普區(qū)如此感興趣尚有待考證，不過從城市“士紳化”的角度來說，這里是全柏林最顯著的案例之一，也正因此，普區(qū)被柏林人戲稱為“最不柏林”的社區(qū)。如今，普區(qū)靜謐安寧，春秋時節(jié)，青石路上，郁郁蔥蔥的大樹遮天蔽日，高空中樹葉的婆娑聲猶如做成平面手工的紙片海浪，此起彼伏。我住在普區(qū)時，曾聽一位鄰居開玩笑說，住在這里，喝口自來水都能懷孕。的確，只要出門，就能看見青年或中年媽媽們悠哉悠哉地推著嬰兒車，而大街上嬰兒用品店與咖啡館的密集程度居然旗鼓相當。

普倫茨勞貝格區(qū)翻新后的老房子 圖片來源于網(wǎng)絡

我戲言，普區(qū)令我感到中年危機，于是半年后，我搬到了上文提到的“宇宙最酷區(qū)”——雖然和“派對動物”們比起來，最喜歡看書的我“宅”到不行。在腓區(qū)的街頭巷尾，說英語的人絕不少于說德語的人，甚至有不少咖啡館和飯店的服務生完全不會說德語，這點常常令來自德國其他地區(qū)的游客深感困惑，但對于近年來涌自四面八方的“新柏林人”來說，正是柏林文化的多元性令他們在此如魚得水。

過去4年中，世界各地的人們來到柏林安家落戶，柏林平均每年新增人口6萬，如今總人口達到370萬，預計在2035年將達400萬。柏林為何如此吸引新居民呢？作為德國首都，它在過去25年中迅速發(fā)展，正在迎頭趕上歐洲老牌中心倫敦的文化多樣性，這里公園和綠化占到城市面積的四分之一，周邊還有數(shù)以百計的濕地湖泊，但柏林的吸引力不止于此——它還代表著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據(jù)Norman Kietzmann為《MONOCLE》雜志撰文所言：

“這里滋養(yǎng)著適度的資本主義形態(tài)，業(yè)績和利潤不是衡量成功的單一標準。健康的居住環(huán)境、合理的工作時長、隨性的生活態(tài)度提升了舒適度與幸福感，也使人們得以從工作中抽身，或陪伴家人與朋友，或享受獨處時光。柏林是一個城市特例——這里的房租與房價遠低于巴黎、倫敦等首都的平均水平。一個人即便收入平平，照樣能在柏林過上舒適的生活；這也對大眾的人生目標產生了影響，很少有人終其一生追求社會地位，富人也未必借助奢侈品炫耀財富。這里的生活態(tài)度非常務實，雖然私有制存在已久，但從共享汽車、共享單車，到社區(qū)活動，樂于分享的城市精神隨處可見。”

柏林鳥瞰，圖片來源：Unsplash

柏林的“世界花園”中有古色古香的中國園林“得月園” 作者圖

對于諸多從事科技、房產、創(chuàng)意產業(yè)的“新柏林人”而言，這里生活成本相對低廉而文化娛樂活動豐富多彩，但對于大批曾經(jīng)歷東西德分裂、長期掙扎在貧困線邊緣（或談不上貧困，但收入只夠解決溫飽）的“老柏林”來說，他們既沒有能夠從柏林當前經(jīng)濟發(fā)展的良好形勢下獲利的資源或技能，又面臨著“柏林墻”倒塌30周年之際，大批廉價房屋租賃合同到期的危機。他們曾經(jīng)能夠支付低廉的房租，就算收入不高，照樣可以過相對舒坦的生活，然而這樣的日子一去不返，對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來說，這無疑意味著從心儀或習慣已久的住房中被迫搬遷，并且無法在原社區(qū)附近找到預算之內的房屋。在德國，約六成人口長期租房而不買房，而在柏林，租房者的比例高達85%。對于習慣了低廉租金的“老柏林”來說，近年來不斷上漲的房價和租金無疑是當頭一棒。

我在克羅伊茨貝格區(qū)的一間酒吧遇見了勞拉和約翰（化名），他們都是柏林自由大學的藝術史博士，兩人學業(yè)優(yōu)秀，獲得全額獎學金支持，且即將前往中國進行學術研究。過去七年來，他們都住在普區(qū)一套建于1910年代的老房子里，公寓面積很大，有110平米，層高近3米。這樣的住房在柏林被稱為Altbau，直譯就是“老房子”，但從柏林人口中說出，帶有一絲近乎浪漫的味道，因為這些房子具有20世紀初期資產階級的裝飾風格，雖然大多損毀于二戰(zhàn)中的炸彈，如今再次成為房地產開發(fā)商的寵兒，特別是那些里外全部整修、翻新過的Altbau，如同老樹開花，枯木逢春，光彩照人。

成為潮人聚集之地的藝術家園區(qū) 作者圖

不過，勞拉和約翰居住的老房子不僅從來沒被翻新過，甚至連暖氣都沒有（柏林的冬天異常寒冷），兩人一到冬天就要買煤球燒炭取暖，然而他們對此并無抱怨，因為租金實在太低廉了，每人每月才150歐元（折合人民幣1200元不到）。“如果不是這么便宜的租金，我們根本念不起博士。”約翰笑說。如今，房東要整修房子，而他們的租期也快到了。勞拉說：“我們很幸運，正好有機會可以去中國，不用立即在柏林找新房子，畢竟，按照當下的房租標準，我們可能只能租到50平米的房子。我希望柏林政府可以通過租金管制法，這樣等我們回來的時候，還有希望找到不錯的房子。”

勞拉口中的“租金管制法”是今年10月柏林政府剛剛通過的新法規(guī)，旨在通過中斷市場機制來緩解柏林住房市場的緊張狀況。根據(jù)該法規(guī)，自2019年6月18日起，柏林的房屋租金上漲將凍結五年，不僅如此，政府還明確規(guī)定了房租標準，根據(jù)房屋類型設定租金上限，此外，租戶還可以選擇檢查當前租金是否超額，如情況屬實，則有權要求將租金降低至政府允許的水準。

東柏林的社會主義時期建筑

這一法規(guī)的發(fā)布一石激起千層浪，目前還難下斷言，是否真會如政府預期的那樣，緩解柏林住房緊缺。批評意見主要在于，政府規(guī)定的租金上限低于目前的市場預期，意味著大量房東會有十分可觀的經(jīng)濟損失；另一方面，管制租金并不代表住房數(shù)量會增加，依然無法彌補市場缺口，相反，此舉會令投資者和開發(fā)商處于觀望狀態(tài)，例如近期柏林不少已建成的新房沒有被投入租房市場，正因為在“租金管制法”出臺以后，開發(fā)商情愿坐等房價在租金凍結五年之后上漲，而非以低價出租。

反對者還認為，政府這一舉措不僅向投資者表示不歡迎，也向“新柏林人”表示不歡迎，屬于短視的地方保護主義行徑。而支持者則認為，房價上漲過快有損柏林原住居民的利益，畢竟，他們的工資水平遠遠跟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而這里又有大量從事兼職和自由職業(yè)的收入不穩(wěn)定群體，他們中的很多人正是因為向往自由而來到柏林；自由主義是柏林文化的精髓，政府有責任維護柏林的自由文化，不向商業(yè)社會妥協(xié)，房價應該維持在低廉的水準，即便這意味著住在長久沒有翻新的老房子里燒煤取暖。也有支持者表示，受租金管制法的影響，開發(fā)商不愿意建房沒關系，柏林人可以自己建。對此，反對者譏諷道，柏林的國際機場建了十年都沒建成，這就是柏林人自己建設的速度和效率。雙方針鋒相對，各執(zhí)一詞，看來只有時間可以證明未來的走向了。

東柏林令人感到遠離塵囂的港口 作者圖

柏林郊區(qū)的運河有小威尼斯之稱 作者圖

在我居住的腓區(qū)，聚集了大量藝術家及過著藝術家生活的人。“藝術家生活”（the life of an artist）一詞我在美國加州的時候就已領略，這是形容一批夢想成為演員、詩人、作家、畫家的人，或許他們的創(chuàng)作還沒有獲得足夠認可，但他們的生活就跟人們想象中的藝術家一樣，日夜顛倒，目眩神迷。藝術家的生活不能缺少掙扎，因為據(jù)說沒有掙扎也就沒有藝術。藝術家和過藝術家生活的人在普通人眼中往往難以區(qū)分，而在柏林，這兩者之間的界限就愈加模糊。柏林是一座充滿實驗性的城市，它不僅允許犯錯，甚至歡迎犯錯——如果您同我一樣，周游過德國三十余座城市，或許會得出類似的結論，即柏林不僅是“最不德國”的城市，而且在德國甚至歐洲其他地方難以融入的人，都可以在柏林找到某種歸宿。

米拉是我偶然結識的一位非常“柏林”的藝術家，盡管她來自丹麥。大約一年前，我受邀參與一場藝術展覽，該展覽的舉辦地就位于克羅伊茨貝格區(qū)，該場地的前身是一處工業(yè)倉庫，在多年前廢棄后，吸引了很多藝術家入駐，分隔成大小不同的工作室，如今其中有六七十間藝術家工作室。這幢首字母為F的大樓位于柏林的母親河——施普雷河邊，周圍酒吧和夜店林立，照理說，這樣的場所是最容易被“士紳化”的，但這批藝術家很幸運，他們的房東支持文化藝術，且與政府達成共識，未來二十五年內不漲房租，而政府也承諾出資修繕建筑外觀。

作者曾經(jīng)使用過的藝術工作室 作者圖

米拉（化名）是此次展覽的發(fā)起人，她不僅是F大樓內的藝術家之一，也是該藝術協(xié)會的成員（由樓內部分藝術家自發(fā)形成的非盈利協(xié)會）。身材消瘦的她講起話來激情四溢，說到興奮處，動作已然不能更夸張，于是眼睛瞪得滾圓，恨不能掏出點什么東西來給你。

“由于‘士紳化’，柏林的藝術家每天都在失去工作室。他們?yōu)榘亓重暙I了寶貴的文化，而柏林正是因其獨特的自由文化令世界矚目。現(xiàn)在，房地產商和外國投資者都在從柏林的發(fā)展中分一杯羹，藝術家卻是最先被上漲的租金趕走的人。可是，我們不能坐以待斃！有人問我，你不是有工作室嗎？而且你的房東已經(jīng)承諾未來二十五年內不漲房租，為什么你還如此關心‘士紳化’的問題呢？我的回答是，藝術家不能只在工作室里埋頭苦干，我們必須抬頭看看外面的世界，雖然我暫時沒有失去工作室，但我的公寓房租卻令人難以承受，我是一個單親媽媽，租著一套兩室一廳，80平米不到的公寓，一個月房租居然將近900歐，我覺得政府實在太無作為了，他們必須為身為單親媽媽的藝術家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幫助。”

“你的公寓在哪兒？”我不禁問道。

“就在工作室附近。”

“這里不是柏林房價上漲最快的社區(qū)嗎？你有沒有考慮過搬到價格漲幅沒有這么大的區(qū)域呢？”

“我在柏林生活了十八年，憑什么不能選擇自己最想居住的地區(qū)？應該是那些利欲熏心的房產商搬走才對。”

我想到，按照市場行情，兩室一廳的公寓在這個區(qū)租900歐一個月并不算貴，但也可以想見，公寓的設施恐怕比較落后。米拉為人天真爛漫，很快就向我講述起了她的個人經(jīng)歷。我了解到，她從柏林藝術大學畢業(yè)后，與同班同學結婚，但是婚姻沒有維持多久，兩個藝術家性格不合，分道揚鑣。此后，米拉獨自一人撫養(yǎng)孩子，她雖然在大學教授藝術課程，但并非全職的合同工，收入不多，也不穩(wěn)定。然而，這也是當前歐美高等藝術教育的一大趨勢，即越來越多的老師將會是合同工，而非終生教授，在一些學校，高達八九成的課程都由合同工教授，于是大學經(jīng)費主要花費在新建校舍，公關宣傳，以及行政人員的工資上，而非教學本身。米拉說，她也覺得不公平，但她暗暗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成為全職教授。

柏林藝術家自發(fā)的展覽與現(xiàn)場表演 Flutgraben圖

柏林藝術家自發(fā)的展覽與現(xiàn)場表演 Flutgraben圖

通過米拉的介紹，我了解到附近兩處很有特色的反“士紳化”藝術社會運動項目，一處位于勞希茨街（Lausitzerstra?e) 上，一幢L打頭的大樓內，該大樓是柏林一度盛行的“混合式居住”（Berliner Mischung）典范。大樓內部，居民的生活和工作有機結合，這里住著很多從事手工藝品制作、小型貿易、自由職業(yè)、音樂創(chuàng)作的居民，也有很多藝術家，他們大多無法負擔別處更高的租金，在L樓內已經(jīng)居住多年。

菲利普（化名）是這里的老租客，他的身份復雜，從事多種職業(yè)，同時也是一名藝術社會運動家（這個詞在柏林顯得特別“時髦”）。他向我介紹，伴隨1990年德國統(tǒng)一，這座城市到處都是無人問津的建筑物，為了刺激發(fā)展，市政官員向外國投資者出售了11萬余套公寓。2007年，L大樓以230萬歐元的價格由政府賣給了丹麥最大的房地產公司，而在2016年，這家公司準備以2千多萬歐元的價格出手。租客們不干了，因為他們知道，大多數(shù)人恐怕都要被迫離開這幢大樓，于是他們自發(fā)組織了各項抗議活動，聲勢浩大，持之以恒。終于在2019年，受各項壓力所迫，房地產公司考慮妥協(xié)，或將大樓以較低的價格賣回給柏林政府。

對此，菲利普表示，柏林時尚地區(qū)的房價飛漲，過去十年來很多地方的租金上漲了80％以上，但是柏林的收入仍然相對較低，超過一半的人口有資格獲得公共住房，這意味著許多長住的居民和其他低收入者正在受高價驅逐。談及他的藝術項目，他頗為自豪地介紹道：“我曾經(jīng)組織其他居民一起，在深更半夜給不同的房東打電話騷擾他們，就是要讓他們嘗嘗被騷擾和驅趕的滋味。” 柏林是極左翼分子的聚集地，在他們看來，這個世界非左即黑，因此菲利普這個借藝術之名的惡作劇也好，社會干預（social intervention）也罷，絕非開開玩笑，而是一場真正的戰(zhàn)役。

抗議士紳化的藝術家們 Lause圖

米拉介紹的另一處藝術社會運動項目，是位于王子街（Prinzenstra?e) 和公主街（Prinzessinnenstra?e）交界處的公主園圃（Prinzessinnengarten）。可別誤以為此處和皇家園林有任何瓜葛，恰恰相反，這是一個由上千名位志愿者共同努力打造而成的社區(qū)花園。這片6000平米的土地自1960年代開始一直空置，2009年左右，由數(shù)位藝術家起頭，想把這里變?yōu)檗r業(yè)園圃，但是政府不同意在建筑廢墟上建設農田，可這難不倒柏林的藝術家，他們運來裝著土壤的塑料盒子，把盒子一個個疊起來，在土壤中播下種子，就是一片不接觸土地的綠色園圃了。（多么富有創(chuàng)意！）

至今，這片集社會生態(tài)一體的城區(qū)土地上已有500余種菜蔬花草生根成長。天氣好的時候，青草地上的室外咖啡館總是坐滿了人，這里所有的家具器皿都帶有顯著的DIY痕跡，而園圃本身也不斷由志愿者的雙手進一步建設、改進。

公主園圃 圖片來源于網(wǎng)絡

公主園圃 圖片來源于網(wǎng)絡

拜訪過這些極具代表性的柏林藝術發(fā)生地之后，我直觀地感受到柏林人面對城市“士紳化”是如何一致對外的。或許一些社區(qū)已經(jīng)在此戰(zhàn)役中敗北，因為不可否認的是，柏林日益干凈整潔，也日益商業(yè)化了（對很多“老柏林”來說，“干凈整潔”與“商業(yè)化”是絕對的貶義詞），但團結一致的社區(qū)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延緩資本入侵，或至少為租客獲得較為優(yōu)厚的談判條件。

在日常生活中，我也不時聽說誰誰獲得一筆豐厚的搬家費，興高采烈地搬走買房了，或者誰誰在多年前以極低廉的價格買下市中心多處公寓，現(xiàn)在提前退休了。但在柏林，這些運氣好，或是經(jīng)濟頭腦靈活的人，都懂得明哲保身，他們嘗到甜頭之后而絕不廣而告之。所以，在大聲疾呼的，永遠都是那些反商業(yè)、崇尚自由的人士。

真正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呢？這當然是一個哲學問題。通過與若干藝術社會運動家的交流，我發(fā)現(xiàn)，這些歐洲人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旁征博引，比我這個中國人還駕輕就熟，然而在他們的言談間，卻很難找到其獨立思考的痕跡，不像是他們擁有這些想法，反倒是這些想法擁有了他們，哪怕將他們的身份互換，不同的人講出來的話都幾乎沒有分別。我想，生活中的危機是各種因果關系交織的反饋，柏林人當然有權爭取自己的利益，但從另一方面來說，獨立的思辨能力有助于解開生活枷鎖中自己能夠掌控的那一部分，但這會要求他們對自己有所改變，而改變自己，畢竟比抗議別人要困難得多。

至于柏林和自由主義的關系，我也還在進一步的思考中。

腓特烈斯海因—克羅伊茨貝格區(qū) 圖片來源于網(wǎng)絡

（作者系居住在柏林的藝術家、寫作者。作者個人網(wǎng)站：zhuxiaowen.com；微信公眾號：Salvia_B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