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一代”

1992年，泡沫經濟之巔峰。這年，日本全國招聘人數達165萬。三年后，也就是1995年，這一數字降至60萬，2000年，只剩下23萬。這一斷崖式的下跌持續了約十年，日本人稱之“就業冰河時期”。

這一時期成年的日本人，在平成時代結束時，差不多是四十歲。他們被稱為日本“迷失的一代”（Lost Generation）。這個詞來自美國，指在一戰中迷失了理想，對傳統價值感到幻滅的那一代年輕人。據統計，2000年，日本有12萬的應屆畢業生找不到工作。而在日本的雇傭和薪酬體制下，一開始找不到正式工作，就意味著再也找不到了。

“就業冰河時期”以來，“飛特族”（Freeter）、“尼特族”（NEET，意即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宅人”（Social Withdrawal）三個詞相繼出現，并流行。

“飛特族”（フリーター），即散工。找不到正式工作的年輕人，為了生計，不得不去打散工，和正式雇傭的上班族相比，他們的待遇低，工作不穩定，缺乏提升的空間。官方數據顯示，2001年日本“飛特族”多達417萬人。近些年，安倍祭出改革的“三支箭”，失業率降至史上最低，但較之15年前，35-40歲這個年齡段的“飛特族”卻增加了60%。換句話說，安倍經濟學催生的工作機會多為散工，雖然足以讓統計數據變得漂亮，卻無從救贖“迷失的一代”。

這一時期，大量低學歷者放棄了就業努力，成為“尼特族”（ ニート）。他們不上學，不工作，也不打算找工作；既不從事家政，也不接受職業培訓。所以，也有中文譯者將“ニート”譯作“啃老族”。

2004年，玄田有史、曲沼美惠合著的《ニート》由幻冬舍出版，首次將這個龐大的群體曝露在公眾視野中。1997年，日本有“尼特族”44萬人，2002年，這個數字已增長至70萬。這些人年齡在15歲到34歲之間，多數是高中畢業生或“中退生”（即退學生），對人際關系缺乏信心，其中不少人也曾試圖踏入社會，但很快在“冰河時期”的嚴峻氣候下退縮。今天，他們大多早已過了受訓成為熟練工的年紀，只能被遺忘在時代大路的兩旁。

除了“飛特族”和“尼特族”，平成時代還出現了大量的“宅人”（ 引きこもり）。“宅人”顧名思義，就是宅在家里，躲避社會的年輕人。他們不但不上學，不工作，甚至無法離開自己的臥室，常常一宅就是幾個月，不與外人接觸，社會對他們而言，正如黑暗叢林之于孩童。而在家里呆的時間越長，他們越是無法跨出門外。

根據日本政府3月29日發布的數據，日本40歲以下的宅人約54萬人，40歲至64歲的約65萬。由于宅人與世隔絕的“隱居”狀態，這些數字很可能大大低于實際。宅人們多為男性，他們“感覺個人失敗”，不愿或無法走出家門，但又并非傳統醫學意義上的精神障礙患者。

失業者、飛特族、尼特族和宅人，并非日本所獨有，但在日本尤其突出。這些人拒斥社會也被社會所拒斥，一起帶來了日本的“2030問題”——到2030年，他們將年屆六旬，如果那時仍無法進入“正軌”，就不再有機會；為維系他們的生計，日本社會將新增20萬億日元（約1.2萬億人民幣）/年的負擔。

在當下克服貧窮

每個時代都有它的“青年問題”。昭和年間，社會學家往往從中產階級、城市化的角度進行解析，到了平成時代，“貧困化”則成為新視角。

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青年失業大幅增加，許多人加入非正式雇傭大軍，年收入低于200萬日元（人民幣約13萬元）。在大學，父母給子女的資助也每況愈下。以私立大學為例。1990年，每名學生每個月可以從父母那拿到12萬日元（人民幣約8000元）；2017年，這個數字只剩下8.6萬日元（人民幣不到6000元）。同一時期，學生的平均房租卻從4.83萬日元（人民幣約3200元）漲到6.16萬（人民幣約4100元），這樣一來，學生每天的伙食費就只剩下817日元（人民幣約54元）。其余開銷，學生要靠打工來補足。我有不少學生，每天步行來上學，只是為了節省巴士費用。

在常識中，“貧困化”往往伴隨著沖突和憤怒，社會矛盾不斷膨脹，直到火山噴發的一天。但常識有時不適用于日本。日益窘迫的平成青年并不憤怒，也不反抗，和老一輩不同，他們對“當下”感到滿意。

根據2013年的一項調查，日本青少年的的生活滿意度高達78.4%。九成的高中生認為他們是“幸福的”。在今年7月的選舉中，多數“20代”（20-29歲）的年輕人投票支持執政黨。

這讓許多觀察者大惑不解，紐約時報駐東京記者站的站長就曾問道：日本年輕人所處環境如此不幸，他們為什么不反抗呢？又或者，他們是怎樣克服貧窮的呢？

社會學家古市憲壽認為，這與1990年代以來日本青年的“自足化”（consummatory mindset）有關——“活在當下，享受現在”成為一種時尚。在社會學中，這個概念強調“以自體為目的”，享受此刻的自由；與consummatory相對的是instrumental，即以當下的勞作/自律去換取明日的舒適/自在。

平成初年，日本經濟熄火，世界格局陡變。隨著20世紀那些偉大革命及其英雄的遠去，歷史的大敘事陷于崩潰，所有的參照物都消失了，存留下來的唯有赤裸裸的資本主義。就日本而言，資本主義已經走到它的巔峰，泡沫破滅，向上的空間已經關閉。日本社會隨之趨于收縮，《清貧的思想》開始流行，年輕人與偉大的愿景和理想訣別，轉而專注于“小確幸” 。

“小確幸”，亦即微小而確實的幸福，是作家村上春樹的造詞。村上這樣描述他的小確幸：清晨，一個人跳入寂靜泳池的剎那；等餐的時候，一邊喝啤酒一邊看雜志； 秋日的午后，看陽光在紙糊的窗上描摹樹的影子；把新買內褲洗干凈摺好放到抽屜里……這種“頓悟”式的滿足感，幾乎不要求經濟的成本，甚至是安貧樂道的。

在這種狀態下，古市憲壽發現，日本青年不再期待未來，他們不相信“明天會比今天好”。或者說，他們擺脫了明天的束縛，“為了買車要節儉”、“為了買房現在必須忍耐”這一套不再適用于他們。對于物質，他們壓低了欲望——衣服不需要什么名牌，優衣庫、H&M就好；吃飯也不必紅酒鵝肝，麥當勞足矣；至于家居，宜得利、IKEA這樣牌子就很不錯。

日本政府有項青年意識調查，1970年有38%的受訪者在諸多興趣愛好的選項中選擇“與朋友聚會”，到了1998年，這個比例上升到74%。與此同時，依戀家鄉、不愿遠離的年輕人比例也在上升。

在平成青年看來，與其出于某種功利的目的去艱苦奮斗，還不如現在約個朋友出來閑聊小聚。如果是住在東京，他們可能會跑到附近的千葉縣，在朋友家借宿一晚，一起烤肉喝啤酒，隱遁在一種“私密的空間”里。他們無意重復父輩們大學畢業即進入企業刻苦工作直到退休的生活模式，拋棄了公司這個“世間”，進入到密友的世界里。

值得一提的是，在“小確幸”的另一面，是對未來的擔憂。2009年，近七成的日本青年對未來感到擔憂，在泡沫經濟年代，這個比例只占四成。而比起失業，他們更擔心退休以后，能否老有所養。

物質逆反與“76世代”價值觀

日本青年變了，有人認為分水嶺在于“76世代”。“76世代”，顧名思義生于1976年，他們中不少人在學生時代就開始創業，組樂隊、開面包店、創辦IT公司等等。生活軌跡與父輩——戰后不久出生的“團塊世代”大相徑庭，價值觀也迥然不同。

在泡沫經濟時代，物質是壓倒性的，一切“成功”都可以通過物質來認證。“理想人生”的線條清晰——用功讀書，名牌大學畢業后成為“企業戰士”，結婚生子，擁有一套3LDK（三間臥室+客廳+餐廳+廚房）住房或別墅。至于具體從事什么職業和工種，那一代人并不挑剔，能掙錢就可以。

這樣的理想，“76世代”并不憧憬，他們完全不想重復父輩的人生——在那個機器喧囂的年代，人只是物質的動物，大家都面目模糊。對他們而言，“內在的自我滿足”而非外在的物質享受，才是第一位的。工作的話，他們不再執著于名校、名企業，不想做別人的“企業戰士”，而是要追逐“個人的夢想”。

社會學家巖間夏樹在《青年勞動意識為何發生變化》中講了一個故事：朋友東大畢業，卻苦于兒子的功課不甚良好。他規勸兒子用功讀書，但遭到反駁。兒子說：爸爸，你（名校畢業，但）好像并不幸福啊，功課嘛，我差不多就行了。朋友竟無法反駁。巖間認為，平成時代的價值重心發生了轉移，從“重量”轉向了“質量”，這個時代的青年強調個性與自我（individualism）。

與此同時，媒體也在炮制個性張揚的氛圍，“無論如何，也要追求自己的夢想”——類似的話語隨處可見。2003年，男子天團SMAP推出單曲《世界上唯一的花》，成為現象級的作品。歌中唱道：“我們一起種世界上/這唯一的花/我們全部/都是唯/only one ……回想起我們從兒語牙牙/就怕輸掉明天/付出代價/所有的人/所有人/都想要第一個到達/你不會落后不要害怕/用清脆步伐/你是這世界上/最特別的花/每個人/每個人都是種子在發芽……我們全都是唯一/only one”。截止今年，這首歌的累計銷量達到313.2萬張。

當然，一切個性化都需要經濟的基礎，所有的非物質化也都有著物質的背景。“76世代”的價值觀恰恰萌芽于經濟發達的土壤之中。即便告別了增長，日本也還是一個富裕的國家，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人們受教育程度較高、犯罪率低，社會生活基礎設施完備，絕對生活水準較高——這是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年輕一代得以“放飛自我”的大背景。

“76世代”大多出身于3LDK家庭，未經柴米之憂，得天獨厚。許多人婚前跟父母住在一起，生活支出很少，即便不工作，也不覺得窘迫。“全家”或是“7-Eleven”這樣的便利店街角就有，從食物到雜志到日用的基本需求都能解決。至于社交娛樂消磨時光，一個手機就夠了。

此外，20多年的通縮，讓日本物價始終處于較低的水平。加上日本富人盡量低調，窮人又盡量體面，社會貧富差距并不會令人難堪地表露出來，多數日本人堅信自己屬于中產階級，并非窮人。拋卻對跑車豪牌的念想，生活就還是云淡風輕的，年輕人們就不差錢，就還可以和小伙伴組成樂隊，在街頭唱歌。

真的“想扇丸山真男”嗎

對于平成時代的年輕人，人們的評價不一。有人認為，他們擺脫了物欲的糾纏，是“開悟的一代” (さとり世代)，藉由他們，日本社會才可能克服消費主義，進入“后現代”。

但更多的人認為，平成青年弱化了。他們看似無欲無求，實則缺乏自立的精神，心智怯懦。2010年有一本叫做《年輕人為什么在廁所里吃“個人午餐”》的書，作者和田秀樹調查了400個年輕人，其中9人曾有在廁所里吃飯的經歷。為什么要躲到廁所里？理由有些匪夷所思——一個人在外面吃飯，如果被人看見的話，會被認為是沒朋友，很沒面子。

飛特族”、“尼特族”、“宅人”不是哲人，更非佛陀，他們無以成家立業，只能依賴父母社會的投食喂養。許多人不結婚也不生育，1970年已屆半百的100個日本人里只有5個是未婚，2015年這個比例已激增至19%。而34歲的未婚青年里，甚至有四成連性經驗也沒有。 一個社會要保持人口的穩定，需要2.07的生育率，而日本只有1.43。

圍繞“青年問題”的根源，日本主要有兩種言說：一種從內部找原因，認為青年對強筋精神的匱乏負有“自我責任”；另一種則強調社會困境，認為泡沫破滅及政府的因應策略損害了青年的利益。前者得到包括政府在內的社會主流的支持，擁有強大的話語權。

“自我責任說”建議從心理學的角度介入，通過社會動員的形式，來矯正青年“缺乏信心”“無法自立”的問題。日本厚生勞動省曾發布《提高青年人間力國民宣言（2007年）》。所謂“人間力”包括交流能力、合作能力、自立能力，宣言試圖通過一場“國民運動”來拯救年輕人，如今看來，效果不彰。

與此同時，“社會根源說”列數據擺事實，認為長達十年的“就業冰河期”才是問題的肇始，從那以后，才出現了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無法正式就業的情況。

2007年1月，朝日新聞旗下的《論座》雜志刊登了一篇題為《真想扇丸山真男》的文章，比標題更聳動的是副題——“31歲，散工。我的希望，是戰爭”。作者赤木智弘寫道：“從我們作為低工資的勞動者被拋向社會后，已有十年。為什么社會沒有給予我們絲毫幫助？……如果社會仍然維持和平，這種不平等的狀況就會永遠持續下去。那么，什么才能打破這種封閉的狀態，帶來變化呢？可能性之一，就是戰爭。”

但這與丸山真男有什么關系呢？丸山系日本著名的政治哲學家，聲名顯赫。二戰末期，丸山曾應征入伍，在那之前，他是東京帝國大學的助教、社會精英；戰爭讓作為二等兵的丸山受盡欺辱，誰都可以扇他耳光。如果說丸山從這段經歷中看到的是創痛，赤木則看到了平等。赤木寫道：“戰爭爆發，就會出現社會流動性。對于受盡欺辱的我們來說，這是徹底改變現狀的機會。也許，我可以狠扇丸山真男幾個耳光，戰爭真是希望之光。”

這篇文章不出意外地招致輿論精英的側目。赤木是一個極端民族主義者嗎？耐人尋味的是，盡管他的言論聽上去像是極右翼，但文章卻刊載在一份著名的左翼雜志上。又或者，他并不是真的想扇丸山真男，他想要的只是一個平等的時刻，一個發展的機會。

結語

赤木后來出了名。但像赤木這樣的人并不多。

絕大多數的失業者、飛特族、尼特族和宅人并不反抗，他們不示威游行，更無暴動或革命，事實上，他們甚至不常出門。日本的富庶托舉著他們，家庭和社會的紐帶維系著他們，這些都不會轉瞬消失，于是就還有躲避的空間，讓他們安住在當下。

但是不是只要活在當下，明天就永遠不會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