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難者的光榮 | 汪暉：候鳥的眼睛——紀念侯登科

2019-08-30 08:03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2003年2月，紀實攝影家侯登科因病逝世。關于他的紀念文集——《受難者的光榮》一書于2004年10月付梓成書，聞丹青、李媚、陳小波、于德水、李江樹等編輯策劃。全書分為影像留下的意義、友情與往事、侯登科日記節選1983年-1995年、致友人書信和對話錄五個部分。

▌影像留下的意義：多位專家學者對侯登科留下的影像作品展開的價值探討。

▌友情與往事：由侯登科生前好友、學生、家人等親筆撰寫的與侯登科的往事。

▌侯登科日記節選1983年-1995年：從侯登科1983至1995年的日記中選取了多篇關于其成長背景、家庭環境、創作理念等內容的日記。

▌致友人書信：侯登科與他的友人之間的書信往來。

▌對話錄：侯登科與李波、李媚兩位攝影編輯的對談。

此書于侯登科逝世近兩周年之際出版，既為紀念侯登科先生，也是編者希望為中國攝影界甚至中國文化界留下一個文本——一個既具有特殊性，也具有普遍性的文本。

是此，作為侯登科紀實攝影獎的組委會（回顧點這里）——越眾歷史影像館于15年后將此書于越眾歷史影像館·湃客號獨家連載（往期看這里），于全網公開。此舉是承載此理念，希冀更多有意從事攝影或研究攝影史的同仁們能從此書中獲得啟發與幫助，讓更多人關注侯登科、關注侯登科紀實攝影獎、關注中國紀實攝影。

候鳥的眼睛——紀念侯登科

汪暉（現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歷史系雙聘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所長）

*注：本文寫于2004年3月14日晚在北京寓所。彼時，作者任《讀書》雜志主編。

就像他常用的一個字眼“候鳥”一樣，侯登科的出現和消逝給我一種不絕如縷、周而復始的感覺。在這個世界上，唯有歷史、活著的歷史是不絕如縷的，而那些將自己嵌入在這個歷史之中的人、那些將歷史嵌入在片刻瞬間的人，也因此會像候鳥一樣在我們的生活中“歸去”又“來”。

我和侯登科從未見過面。我們之間的直接聯系僅限于2000年夏天的一兩次通信。大概是在那年的8月，我應李陀和《視界》雜志的邀請去三味書屋見幾位朋友，其中一位是李媚。坐定后，她遞給我一本攝影集《麥客》，黑白相間的封面，黑白構成的世界，在那個夏日里，讓我感到了一種寬廣的胸懷和土地般的樸實。那種震動是難以言表的。逐漸地，我知道這本攝影集的作者侯登科在陜西省臨潼鐵路分局工作，攝影只是他的業余事業。從1996年我參與主持《讀書》雜志的編輯工作以來，我們就一直在尋找知識界的討論與廣大的中國土地和在這塊土地上勞作的人的命運之間的關系，而侯登科的攝影如此生動和深入地記載了20世紀80年代以降中國西北農民、農村和農業的狀況。他不是用語言、理論，而是用鏡頭和持續追蹤的腳步，將我們帶入了這些奔忙于西北大地上的兄弟姐妹的生活世界和感情世界之中。

我給他寫了信，表示《讀書》希望刊登有關“麥客”的評論和照片。不久之后，他的回信來了，不但寄來了《麥客》，而且還附寄了8幅照片，其中的4幅連同楊小彥的評論文章一道刊載在那一年《讀書》雜志的第十期上。在我擔任《讀書》雜志主編的8年時間里，這是第一次用插頁刊登照片。

在侯登科寄給我的8幅照片中，拍攝時間上最早的是拍攝于1989年陜西鳳翔汽車站的《女麥客》：在簡陋的、連椅子都沒有一張的候車廳中擠滿了臥著的、蹲著的、站著的、躬著腰的、睡著了的和沒有睡著的、抽著煙的和沒有抽煙的麥客們。在畫面的中央，是大廳中唯一的女麥客，她穿著花格子衣服，雙眼略顯驚愕地注視著鏡頭。這是這個擁擠的大廳中唯一注意到鏡頭存在的眼睛。凝視著這張照片，我忽而想到：在1989年，在比這候車大廳還要擁擠的廣場上，有多少雙眼睛曾經像這幅照片的鏡頭那樣注視過這些奔走在中國大地上的“麥客”們？

麥客陜西關中 1982-2000 侯登科攝（編輯配圖）

1990年，也許正是命運的安排，讓我有機會在陜南的秦嶺深處生活一段時期，接觸貧瘠山區人們的生活、勞動，理解這個完全不同于北京的世界。我還記得，那年的年底，我從山中回到北京，參加《讀書》雜志的一個討論會，我談的是山中的農民生活。這個談話后來以J先生的名義發表在1991年《讀書》雜志的第一期上。或許，這一短暫的生活正是我對侯登科的《麥客》感到特別親切的原因吧—侯登科將他的關懷轉化為近乎平靜而親切的觀察，讓我們一步步進入了“麥客”們的辛勞和歡樂之中。但恰恰是這種平靜和親切的態度深藏了對歷史的獨特的分析，讓我一再地感到自己的局限。最近幾年來，經過許多學者、專家、知識分子和相關機構的努力，“三農”問題已經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在我看來，在這個理解和觀察當代中國的視野和目光的轉換之中，侯登科正是一個先行者，他以對“麥客”們的生活、勞動和命運的具體觀察和追蹤，把握了我們時代的脈動及其與漫長歷史的聯系。

麥客陜西關中 1982-2000 侯登科攝（編輯配圖）

在《麥客》刊行的時代，不但各處商業廣告耀眼奪目，而且書店里的學術著作也開始了“讀圖時代”——其中最多的當然是老上海。在這個用各種圖片鑲嵌出來的圖景中，侯登科的照片只能落寞地停留在邊緣。然而，正像這位生活在臨潼鐵路邊的業余攝影師的生活一樣，《麥客》的這種置身于暗影之中的位置襯托出的正是我們的精英主義的偏執——這種偏執讓我們竟然忽略了陰影籠罩下的廣闊的世界，忽略了這個陰影下的世界所蘊含的力量、危機和綿綿無盡的生命之流。這種忽略也正是偏見和意識形態霸權得以暢行的歷史基礎。

在2000年第10期《讀書》的編輯手記中，所有的筆墨都圍繞《麥客》展開。在《讀書》的公共討論中，侯登科的位置是特別的。我將這篇手記抄錄于此，算作我對一位從未謀面而又滿懷敬意的朋友的懷念：

據說這是一個“讀圖”的時代了。

這一期的《讀書》發表了幾篇有關圖像的文字，還配發了照片。不過，幾位作者關心的不是閱讀時尚，而是追問鏡頭和畫面的含義：怎樣才是紀實的攝影？圖像和畫面給人直觀的、客觀記錄的印象，但這些畫面的“客觀性”背后究竟隱藏著什么呢？顧錚在談論美國《生活》畫報時引述了這樣一段評論，可以提供我們理解“讀圖”時代的含義：“《生活》畫報所反映的世界充滿光明，很少有陰影。那是一個虛假的世界，給大眾以不切實際的希望。”在麥卡錫主義的恐怖年代，在一些左翼攝影家遭受政治迫害的時刻，這份著名的畫報依然故我地制造美國生活方式是全球最佳生活方式的樂觀圖像。讀著這樣的文字，我似乎看到了“紀實”手法創造的太平盛世的圖像背后的殘忍。這實在意味深長。

在我們的身邊，圖像真的多起來了：制作精良，技術先進，色彩斑斕，花樣翻新。大大小小的報紙、雜志刊登著無數的廣告、準廣告，構圖和攝影，制造著許多新的和舊的夢想。從老上海的租界，到新世界的摩登，懷舊與追新交織，夢想與現實輝映，連枯燥的學術世界也因為多了一些舊日的圖像而有了“日常生活”的氣息。在這樣的氛圍中，李媚女士遞給我一本畫冊，由黑、白、灰三色構成的封面立刻在我的心頭引起了震動。畫冊的題目叫《麥客》，作者侯登科，封面就是刊載在本期《讀書》插頁中的四幅照片中的一幅：在一片無際的麥田中，三位麥客躬腰勞作。靠近我們的粗壯漢子正在低頭干活，深色的衣衫、深色的臉、低垂的眼睛、太陽在黑亮的頭顱上閃光，讓我們體會著辛勞與力量；離我們最遠的是一位女麥客，花格子的衣服，蓬亂和直立的頭發，白色的毛巾圍在脖子上，我們看不清她低垂的臉——她太專注于割麥了；在他們之間的，是一位被鏡頭打擾的麥客：衣若懸鶉，破帽遮陽，面龐灰黑，灰色的髭須間銜著即將燃盡的香煙，眉尖矗立著，凝視的目光中有一絲驚異。這驚異是一種陌生的感覺，不但提醒著鏡頭與麥客之間的距離，而且也呈現了麥客的老練與堅毅。我一幅幅看過去，知道這就是走出家門、開始“趕場”的生活：攀登火車、翻山越嶺、風餐露宿、行色匆匆，然后就是在大片的麥浪中、在辛辣的驕陽下干著同樣的活。麥客的世界和麥客眼中的世界—陜、甘、寧地區的人、自然和生活——在我們的眼前如此深刻地呈現出來。從中，我們這些置身于高樓廣廈的都市人不但知道了都市風景線的別一面，而且還看到了一種生存的頑強力量，一部綿延不絕的歷史。

麥客陜西關中 1982-2000 侯登科攝（編輯配圖）

早在80年代，作家邵振國發表過小說《麥客》，此后又有以此為題的電視劇、長篇通訊等等，但我沒有見到更多的人的關心。當老侯翻查歷史檔案、地方志等資料時，但見朝代更迭、宗族源流、人物華表、官制荒政、烈女賢人、山川水澤，沒有麥客、客工、趕場的只字片言。這是用不著驚奇的。從古至今，多是如此。用老侯的話說：“‘下苦人’三字就說明了一切。在我們的文化源流中，‘民’和‘人’是大有區別的。”我還要補充一句，在我們的文化中，談論“民”是經常要冒風險的，不但官家不喜歡，弄不好還要被人稱為什么主義或什么派的。老侯記錄的是平常人的生活，沒有什么主義，只是一點紀實的愿望，一點翻開正史的笏板、為麥客們立此存照的意愿。但毫無疑問，他的作品是對“讀圖”時代的諸多通訊社標準鏡頭、大眾媒體和消閑畫刊中的審美趣味和去取標準的明確拒絕。這是一種平凡的意愿。

侯登科寄給我的畫冊的序言部分插了一幅手繪的畫，是老侯的速寫，依舊是“麥客”的生活：理發、喝水、抽煙，隨意的姿態中透著生活的歡樂，從中我也讀出了作者與對象之間的感情交流，讀出了老侯在拍攝趕場過程中所感受的“麥客”的歡樂和“麥客”的苦辛。他把這些趕場的“麥客”稱為候鳥。“‘麥客’的稱謂，已昭示了其歷史語境的源遠流長。從秦漢的門客、食客到唐宋的佃客、商客，從寄人籬下到流離失所，一個‘客’字中包含著悠久的‘掩卑于尊’的‘客主’關系及對其生存方式的認同與差異，深埋著‘生態依存’的歷史線索。如同今天的‘客家人’一樣，不僅僅是個稱謂問題。有時候，解讀某一歷史或生態現象并不玄奧，直觀或直覺其稱謂就會頓悟‘原來如此’。”據老侯說，“麥客”的黃金時段是80年代中期，那是土地承包、條塊分割的時期，西安至天水間的鐵路線上，常見整列扒滿“麥客”的貨車西來東往。隨著聯產形式的出現和機械化收割優勢漸強，“麥客”的隊伍為機械化“麥客”所擠壓，已經退守到西安、寶雞等難以機械化作業的地區。但“麥客”們依舊趕場，“肘肘（鐮刀）掙錢難，混個肚子圓——逛世界哩！”

從1996年起，《讀書》陸續發表了一些有關中國鄉村和農民生活的文章和討論。去年第十二期溫鐵軍、今年第三期陸學藝的文章更是引起了許多的反響。讓我借著談論《麥客》的機會，回顧一點有關討論。據農業專家和社會學家的計算，中國目前的跨省流動人口超過了總人口的1/10，貧困人口也在1億以上，占全國總人口的8%，城鄉差別呈現擴大的態勢。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國情研究小組的研究，我國2000年土地資源生產力為35億噸干物質，包括9200億斤糧食，合理人口承載量為11.6億人，超載人口約1.4億人。在城市擴張和工業發展的情況下，中國農業人口在過去20年內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擴大了7000余萬人。北京、上海的一套中等公寓住房（建筑面積100平方米）售價達到60萬元以上，一輛普通轎車售價10萬元以上，而在大多數富裕的農村，人均產值折合稻谷計算只有1噸左右，除去農本之后，人均凈收入只有500公斤稻谷。按照前兩年糧價高峰時的糧價折算，上述中等的公寓式住房相當于600個較富裕農村農民一年的收入，而一輛小汽車則相當于100多個農民全年的凈收入。如果按今年下跌后的糧價折算，上述數字還要再加一倍。

麥客陜西關中 1982-2000 侯登科攝（編輯配圖）

也許我們還要將目光看得更遠一些。除了國情，還要看看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這一期發表了崔之元先生的文章，是對俄羅斯私有化進程的研究。如果記得不錯的話，從90年代初期開始，中國知識分子就一直在進行著有關俄國和東歐改革的討論，并且有過尖銳的分歧。這些分歧不僅涉及對于俄國和東歐改革的看法，而且還涉及對于中國改革進程的估價和未來的方向等等問題。今天，我們可以參照俄國和東歐的經驗回顧這些討論，也許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結論。崔先生的文章絕非無的放矢，他提出的看法可以而且應該引起新的討論。張旭東的文章是對羅蒂的《為美國理念的實現——20世紀左翼思想》的評論，在今天中國知識界的氛圍中，他對美國左派與右派的評論引發一長串討論和追問，我想是自然的。5年多來，圍繞著《讀書》發表的各種文章和討論，有過無數的、各種各樣的、來自各個方面的爭鳴，公開的和不公開的，溫和的和激烈的，平實的和挑剔的。這是《讀書》的幸運。一個刊物，如果不能提出人們關心的問題，不能觸發尖銳的討論，你好我好大家好，即使名人薈萃，高朋滿座，讓人人獲得自我安慰，又有什么意思呢？

【連載說明】

1、本文選自《受難者的光榮》，聞丹青、李媚等編，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10。

2、本文所使用的圖片包括原文配圖和編輯配圖，具體請參照單張圖片的說明。

3、所有連載文章中的作者、編者等相關人物的頭銜或參照原文，或依其最新的頭銜，具體請參照單篇文章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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