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數據山頭上的龍爭虎斗

一周來，值得關注的話題很多。偏逢周末，朋友圈被周杰倫與蔡徐坤爭奪“超話排行榜第一位”的話題占領。

什么是“超話”？“超話排行榜”有多么重要嗎？

對局外人來說，引燃好奇心的或許一篇《周杰倫中老年粉VS蔡徐坤鐵軍：激戰16小時終于登頂！》自媒體稿件，文章告訴我們“剛剛，娛樂圈發生了一件大事”。

多大事兒？“前幾天被質疑微博沒數據的周杰倫/竟然直接威脅到了/第一頂流蔡徐坤在微博的地位”，文章內附鏈接《“我不認識周杰倫。”》。在“文中文”里引用“笑醒”作者的言論“周杰倫微博數據那么差，為什么演唱會門票還難買啊”，隨后，描述了周杰倫的粉絲在周杰倫沒有開設微博帳號的情況是如何開始“學做數據”的。

終于在“激戰16小時后”，有了《周杰倫中老年粉VS蔡徐坤鐵軍：激戰16小時終于登頂！》，文中寫道：“話說自從因為周杰倫微博數據差被飯圈少女質疑上熱搜后，無數隱匿江湖多年卻看不過去的周杰倫老年粉開始被迫營業”，“但為聽了那么多年的周杰倫，粉絲們紛紛拉下老臉和00后的微博飯圈小年輕們從零學習如何做數據”，“蔡徐坤的粉絲憑借著家底和組織力，而周杰倫的粉絲則純粹憑借著眾人拾柴火焰高，雙方就一直這樣鏖戰到了晚上，兩邊的分數都在狂飆，中午12點刷微博已經變成了1700萬，下午1點漲到了1900萬，下午4點的時候已經雙雙超過2700萬”，“12點整之前周杰倫粉絲睡前最后一搏把分差拉到了2萬以內，然后微博超話出現了短暫的宕機，趁著這個混亂的瞬間，全中國的周杰倫支持者一波狂點，2019年7月21日0：30分，周杰倫，登頂了”！

有網友感慨：“一覺睡醒，周杰倫登上超話第一了！”至于這到底有多重要，管它的呢！

《周杰倫贏了蔡徐坤？不，這是數據幻象的勝利》，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有戲”欄目這篇文章標題，問的直接，答的干脆。文章中也繼續發出“天問”：“周杰倫大戰蔡徐坤的本質，是一場數據的交鋒。而一串串數字，能代表這兩位明星的優劣嗎？”進而“各打五十大板”：“有數據傍身，真的可以為所欲為，這大概是互聯網時代給娛樂工業帶來的巨大變革。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法國思想家居伊·德波就曾指出，‘這個社會已經變成了景觀的龐大堆積’，‘社會從物質生產已經進化到了景觀生產’。蔡徐坤的一億轉發量是一種‘景觀’，周杰倫的中老年粉絲大爆發，也是一種‘景觀’。”

誰是“這場大戰的真正贏家”？文章直指“規則的制定者——伸著‘看不見的手’的網絡平臺”：“戰況越激烈，結局越難料，網絡平臺越是樂此不疲。于是這些充滿泡沫的數據堆積起來的唯一意義就是，商業邏輯完勝藝術邏輯。”

那么，“周杰倫和周杰倫粉絲贏了嗎”？文章進而指出：“他們恰恰是最大的輸家。這一本來置身事外的群體，毅然決然地加入大戰，這足以證明，平臺的策略最終將大獲成功。正如福柯所強調的，權力機制的運作不能僅僅被理解為壓制、排斥、否定，而是為了制造出受規訓的個人。而周杰倫粉絲愿意遵循和服從平臺制定的規則，也就意味著，他們也成為了‘被規訓’的人。”

文章最后表達了作者的憂慮：“如果以網絡平臺為代表的娛樂工業能夠在潛移默化之中控制大眾，讓所有人相信，只有數據才能說明一切，那么，未來又會是怎樣？這樣一種廉價的大眾文化，將會使公眾沉溺在數據幻象之中。一旦人們樂在其中，還會有人在乎，什么是真正的文藝作品嗎？”恰如作者在文末所說：“誰贏了？誰輸了？除了資本的狂歡之外，周杰倫與蔡徐坤的這場數據大戰，只剩下空白和虛無。”

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澎湃評論”欄目則發表“馬上評”《“如何幫杰倫打榜”的教程看得我們瞠目結舌》，引用“著名文化研究學者凱爾納”的觀點，認為“在每一個媒介奇觀的背后都是娛樂經濟”，評論說：“這次也不例外，在粉絲群體差異之外，這樣的粉絲大戰其實這更是娛樂經濟在傳播上的一種映射。NBA也有一句人盡皆知的名言或許可以形容這樣的現象：Everything is business。一切都是生意，也僅僅是生意。”

微信號“三聯生活周刊”也發表文章《是誰讓他們誤以為數據就是一切？》指出“流量時代飯圈粉絲的某種典型”，即“在他們的邏輯中，‘控評’、‘打投’、‘反黑’、‘輪博’這些都是身為粉絲必須去為偶像完成的KPI，這些事情做得好，偶像的數據才好看，數據好看才能證明有流量，有流量才有商業價值，才能接到更好的資源，進而擁有更廣泛的影響力，粉一個偶像，卻不為他做這些事，哪還算得上合格的粉絲”。進而提出“‘唯數據論’靠不住”，并評價道：“這些虛高的數據能讓明星和他們演的劇看起來‘很紅’、‘很有商業價值’，進而吸引到大制作和廣告商的青睞，他們用這種方式擠掉了那些比他們更有實力的人，掙到了那些本不該屬于他們的錢。”最后發出提問：“是誰縱容了那些沒實力的人靠著數據造假大紅大紫，又是誰讓更年輕的一代人誤以為數據營造出的虛假繁榮就是一切？”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數據之“山”中，潛藏著資本之“虎”。

【國內】“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7月17日，張扣扣被執行死刑，其委托辯護人鄧學平將辯護詞在網上公開，再次撕裂圍繞此案的洶洶輿論，譽者贊其“精彩絕倫，堪稱完美”，毀者斥其“從頭蠢到腳”。這個現代版“血親復仇”的故事并沒有因張扣扣之死而塵埃落定。

這份七千余字的辯護詞旁征博引，文采斐然，與尋常所見的法律文書大相徑庭。為了論證張扣扣罪不至死，鄧學平調用了大量文學、歷史和心理學的論據，除了弗洛伊德，包括從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到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再到中國的《趙氏孤兒》的文學作品；從《宋刑統》到《明律》，再到清朝律法學者的中國古代刑律史；從十四世紀英國正當程序原則，到羅爾斯，到本杰明·N.卡多佐的西方法學理論史；甚至還包括魯迅和紀伯倫。汪洋恣肆的行文在網上收獲無數擁躉，也招致許多非議。

在論證復仇的人性與法律基礎時，鄧學平引述了法學家蘇力的觀點：報復性反應是任何生物在自然界生存競爭的基本需要和本能，而復仇之所以被現代法律禁止，理由之一是被侵犯者有時間尋求公權力救濟，可以尋求司法替代。因此，鄧學平引論道：“當公權力無法完成其替代（私力復仇）職能，無法緩解受害者的正義焦渴的時候，復仇事件就有了一定的可原諒或可寬恕基礎。”

鄧學平引述的是蘇力的《法律與文學：以中國傳統戲劇為材料》的第一章“復仇與法律”。在這本專著中，蘇力系統地論述了作為生物本能的報復與作為一種制度的復仇，與鄧學平類似地引述“趙氏孤兒”的故事。蘇力認為，隨著現代法制的建立，作為一種制度的復仇已經隨著歷史過去了，但如果“一個統一、公正、為所有受傷害者可接近的司法公權力”不能滿足，那么復仇事件就可能發生，因此提醒我們在當代中國加強法治實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兩篇文章基于同樣的論題和材料，一個引論公權力缺位下復仇的可寬恕性，一個引論為了防止當代復仇事件加強法治的必要性，兩者之間存在著微妙的張力，但引論的前提都是“公權力缺位”或“法治條件不滿足”，具體到張扣扣案，也就是1996年張母被害案是否存在司法不公。

蘇力本人對鄧學平辯護詞的前提并不買賬。在鄧文公開后，蘇力在“雅理讀書”微信公號發表了題為“法律辯護應基于案情和事實，而非抽象的概念”的批評。蘇力認為，這份辯護詞極端偏頗，避開基本事實，隱射先前判決不公，暗示張扣扣是司法制度的受害者，為張扣扣殺人辯護。蘇力承認，在人類歷史上，可以說司法是復仇的替代，但司法也是對復仇的鎮壓。而鄧學平認為張扣扣案的性質是“復仇”也是有意混淆視聽，司法并沒有缺位，司法在22年前已經進行了處置。

蘇力對鄧文的總結批判相當嚴苛：“完全且故意漠視本案以及與本案有關的基本事實，用所謂的名人名言趣聞軼事代替說理，以引證代替論證，以華而不實的修辭、堆砌和‘中二’的多情表達，蠱惑不了解案情的公眾，不談實體法，也不談程序法，就胡扯隨意剪輯的所謂法理，捎帶著打個擦邊球，搞點司法政治：讓不會吱聲的社會，讓此刻沒法吱聲的前案法官，來背鍋。徹底地無視本案事實，徹底地不討論可能相關的法律，這份辯護詞根本沒把審案法官當回事，只想放到網上煽情網民。這是份法庭辯護詞嗎？這是個贗品！”

很快，“彬駁”微信公號發表了針對蘇文的駁論，認為蘇力指責鄧文的毛病自己身上都有，并無資格批評鄧文“中二腔”。然而，作者并不認為張扣扣應該逃脫死刑：“蓄謀已久，殺人手段殘忍，捅了數十刀，還殺死三個人，其中兩個還不是當年殺母案的兇手。”也正是因為張扣扣逃脫死刑的機會本就渺茫，才能理解鄧學平辯護詞的“劍出偏鋒”。

圍繞張扣扣的輿論熱潮可能隨著熱點冷卻而平息，但近年來在“刺死辱母者”案、“昆山反殺”案等案件中，反復出現的法律與人情之間的張力、司法與媒體之間的糾纏可能還會繼續上演。陜西省人民檢察院在張扣扣案中的出庭檢察員意見書表達了一個美好而任重道遠的愿望：“在探尋真相，捍衛正義，追尋法治夢想的共同目標上，司法機關與媒體是一致的。……我們真誠接受媒體的監督、虛心傾聽民眾的呼聲，共同努力，形成良性互動，使犯罪者罰當其罪，使無辜者不致蒙冤，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國際】人類登月五十周年

1969年7月20日，美國的阿波羅11號成功登月，尼爾·阿姆斯特朗、巴茲·奧爾德林成為歷史上最先踏足月球的兩個地球人。自飛船發射升空開始，再到宇航員們如肯尼迪總統所說的被“安全帶回來”，此次登月任務共歷時8天13個小時有余，而僅在發射現場就有百萬群眾到場觀看，全球共計有6億人次觀看了電視直播，其中包括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如今，距離人類首次登上月球已經過去整整半個世紀，阿波羅11號登月成功這一現代世界的標志性事件，也再度引發熱議，冷戰、太空競賽、探索未知、地球環境危機，以及紛紛擾擾的登月造假陰謀論，這屬于人類的一大步，未來又是否會繼續跨出？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著名的NASA早就在官網上掛出日程表，向公眾預告即將或已經為這次紀念登月五十周年活動所準備的諸多節目。而最為熱心推出報道的，自然要屬美國媒體。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專文介紹了執行那次登月任務的三位“陌生人”——尼爾·阿姆斯特朗作為此次任務的指揮官，曾是一位杰出的飛行員，有關此次登月的傳記電影《登月第一人》此前也由奧斯卡最佳導演得主達米恩·查澤雷執導，瑞恩·高斯林則扮演這位登月英雄，尼爾·阿姆斯特朗這個名字，也在當時被CBS記者克朗凱特稱為能在五百年后和哥倫布并列的偉大姓名。不過2012年阿姆斯特朗因病逝世，但他個人的一小步，早已如他所說，稱為全人類的一次跨越。另一位登月成功的宇航員奧爾德林，同樣曾是戰斗機飛行員，也是力學博士，如今89歲高齡的他還時不時活躍在推特上。留在指揮艙、沒有登月的第三位成員是邁克爾·柯林斯，同樣在航天航空任務上經驗豐富的他，曾經因手術錯過阿波羅8號計劃，在阿姆斯特朗和奧爾德林在月球漫步21小時的過程中，柯林斯獨自呆在指揮艙內，他表示自己坐在了一個絕佳的位置上，福斯新聞（FOX）也在報道中提到柯林斯的“登月”感言，稱他認為能夠如此近距離觀看月球是非常美妙的經歷，而在太空中遙望地球，則令人多了一分敬畏。

美國媒體VOX還提到了谷歌在此次五十周年紀念日推出的紀念視頻，表示人類迄今為止所有的登月嘗試，除了具體執行任務的宇航員之外，同樣也是項目組工程師、程序員、機械師、醫務人員等等的集體貢獻。VOX旗下另一家媒體Verge則羅列了除NASA之外的其他紀念活動，包括紐約時報廣場上，由英國藝術家海倫·馬歇爾、奧爾德林基金會等共同推出的“人民的月亮”（People’s Moon）活動，展示由全球各地人們的照片組成的巨大馬賽克月亮影像，此次活動也將在倫敦和新加坡同步直播；另外，華盛頓特區也將有大型紀念活動推出。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一篇報道則在登月五十周年之際，提出了當時阿波羅11號登月如何借助電視直播，凝聚起全美各地的民族情感和愛國之情。當時電視直播技術的普及，至少在美國，讓人們姑且放下了對越戰、對嬉皮士、對時任總統的意見分歧，共同見證這樣一場超長的、并且絕無可能重來的超級電視節目。《紐約客》的一篇文章則回憶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兒童文學是如何向小讀者們展示登月這個事件的，顯然到了今天，登月，乃至月亮，已經被人類的技術突破重塑為一個文化符號，當然也被注入了諸多的政治義涵。另一方面，《紐約時報》準備了一整組專題報道，包括一組模擬登月經過的專題網頁，滑動鼠標，讀者將體驗阿姆斯特朗等人在登月過程中所體驗的種種，頁面上也會彈出宇航員們彼此間的對話，以重現登月場景。不過，除了紀念登月盛舉，《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都在各自的報道中聯系了當前地球的環境危機。《紐約時報》就認為，當時花費巨資的登月計劃，曾讓肯尼迪總統猶豫再三，但最終“政治意愿”讓登月變為現實，與之相對的，是當下人們在面對環境問題時候的熟視無睹，紐時撰稿人John Schwartz直言，如今環境治理已無關技術難題，重點就在于各國和各大財閥企業的決心而已。同樣，《華盛頓郵報》呼吁NASA也要發揮自身的威望和技術優勢，優先檢視當前地球所面臨的危機，表示阿波羅計劃的遺產不應該只是讓人們想著如何再度登陸月球乃至火星，也應該敦促人們好好思考并拯救我們的未來。不過，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方面則刊文指出，美國在面對當前時代的技術變革時投入不夠，事實上在新一輪太空競賽上，美國政府已經在起跑階段處于落后位置了。

英國廣播公司BBC同樣推出專門詳細介紹了阿波羅11號計劃，而同處大西洋另一端英媒《衛報》，又刊文指出，五十年前的阿波羅11號登月成功，事實上掩蓋了當時美國存在的諸多問題，包括當時轟轟烈烈的黑人民權運動，當然也包括艾森豪威爾、肯尼迪時代蔓延下來的冷戰緊張氛圍。同樣在歐洲，在人類登月成功五十周年紀念之時，歐洲航天局總干事沃爾納（Jan W?rner）在接受歐洲新聞臺采訪時，提出了建造“月球村”的計劃，認為這項計劃能夠讓人類在月球上停留更長時間，以供對月球未知區域采取進一步的研究和探測。

歐洲新聞臺的另一篇報道則帶人們回顧了當時美蘇冷戰在航天航空領域是如何延續下去的。尤里·加加林率先成為人類第一位宇航員的事實，曾讓美國方面倍加焦慮，也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阿波羅計劃及其中的數次成功（當然也有過慘痛的失敗，并導致多名宇航員喪生）。而盡管冷戰期間，美蘇以及兩大陣營之間對峙遠多于合作，但《自然》（Nature）刊物也在近來刊文，細數美蘇（俄）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在太空領域的合作。肯尼迪總統曾經在1961年向赫魯曉夫提出，由美蘇共同主導開發合作計劃，以緩解大國之間的抗衡與緊張局勢——柏林墻的建造和古巴導彈危機擱置了這一設想，而盡管1963年肯尼迪曾經再度向赫魯曉夫拋出共同探索登月計劃的橄欖枝，但他的遇刺最終讓這場可能改寫歷史的合作戛然而止。此后美蘇之間在太空領域依然處于互相抗衡和軍備競賽的狀況，一直到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被納入到建造國際空間站和計劃之中，也讓兩個航空航天技術強國得以真正實現合作，一同探索未知。

不過說起阿波羅登月計劃，很多人可能也會想到著名的“登月陰謀論”。最為著名的陰謀論要屬1976年威廉·凱辛（William Kaysing）撰寫及出版的《我們未曾登陸月球：美國的300億美元詐騙》（We Never Went to the Moon: America's Thirty Billion Dollar Swindle）一書，自那之后各國都對美國人的登月計劃產生疑問，具體論據包括光線的照射方向、插在月球上的美國國旗在揮舞、留存的登月照片過于“完美”等等，盡管NASA及多位科學家曾多次就陰謀論者提出的挑戰進行回應，甚至奧爾德林本人還曾經在2002年揮起老拳怒揍了一位陰謀論者，但源源不絕的陰謀論如今也隨登月事件一起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并時不時就會跳出來吸睛。《巴黎評論》更是在上周重提了大導演斯坦利·庫布里克和登月造假的關聯，這位天才導演曾經拍出了著名的科幻名作《2001：太空漫游》，也因此有一些陰謀論者認為庫布里克曾經參與登月“現場”的假造，而庫布里克的另一部名作《閃靈》，則被不少影迷認為，導演本人在影片中留下了諸多隱晦的提示，暗示觀眾自己曾經參與登月造假的任務。《衛報》在一篇題為《人類的一大謊？為什么仍有這么多人認為登月是假造的？》的文章中提出，陰謀論是任何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后必然會出現的現象，在缺乏足夠“目擊者”的情況下，任何歷史事件都可能受到陰謀論的侵蝕。

事實上，除了1969年阿波羅11號的成功，阿波羅計劃也經歷過慘痛的失敗，而阿波羅11號也并非人類唯一一次成功登月之舉。1967年，打頭陣的阿波羅1號就不幸遇挫，飛船艙內的維吉爾·格里森、愛德華·懷特和羅杰·查菲三人不幸遇難，整個遇難經過只有短短的15秒；此后，阿波羅7、8、9、10號則完成了各自的目標，為11號的成功打下了基礎。在阿波羅11號之后，阿波羅12號在發射后經受了兩次閃電襲擊，最終依然成功登陸月球，登月成功的三位宇航員之一皮特·康拉德還調侃了阿姆斯特朗的名言，他說：“這或許對阿姆斯特朗是一小步，但對我可是一大步。”而阿波羅13號則在鄰近月球之際發生爆炸，那句著名的“休斯頓，我們有麻煩了”正是出自此次事故，三位宇航員最終幸運返回地球。此后，阿波羅14、15、16、17號均成功實現登月，最近一次的阿波羅17號登月發生在1972年12月。如今，阿波羅計劃帶來的影響幾乎隨處可見，而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發展的當下，人類又是否能夠再度實現登月創舉，甚至更進一步拓展我們駐足的空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