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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十二時辰》器物②｜何監書房看古董，李必藏刀與正倉院
正在熱播的《長安十二時辰》因其對大唐的精致還原，在考古和歷史領域引起了各種反響，并在博物館中找到原型。比如，劇中提到的何家村，其所在地是唐朝長安城的興化坊，何家村唐代窖藏20世紀中國考古十大發現之一，其常設展在陜西歷史博物館陳列。劇中人物何監所用鎏金銀壺，在陜歷博的展簽名為“鎏金舞馬銜杯紋銀壺”。劇中另一人物李必在靖安司中用的小刀似是木把鞘，帶金彩，類似參考可見正倉院藏刀。
何監書房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鎏金舞馬銜杯紋（皮囊）銀壺
據記載，唐玄宗天寶年間，每逢“千秋節”都會在興慶宮前舉行盛大宴會，接受文武百官、外國使臣和少數民族首領的朝賀，并以舞馬助興。且伴隨著《傾杯樂》領頭的舞馬會銜起地上盛滿酒的酒杯到玄宗面前祝壽，正所謂：
“屈膝銜杯赴節，傾心獻壽無疆，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
但安史之亂后，唐玄宗棄城而逃，這批舞馬散落到安祿山的一名大將田成嗣手中。有一天，軍中宴樂，舞馬聽見樂曲聲應節拍躍然起舞，士兵見狀誤以為是妖孽，將舞馬鞭打而死。舞馬祝壽的瞬間場景被永遠定格在這件銀壺之上，也成為大唐王朝興衰的最好見證。
而鎏金舞馬銜杯紋銀壺，用的是皮囊壺的樣子/皮囊壺本是北方草原民族的常用水器，馬背上行旅多用之，儲酒水而無磕碎之憂慮。中原巧借其形，用不同的材質來模擬皮囊當作酒水器皿，頗巧妙。
河北故城縣出土的晚唐邢窯白瓷鳳首皮囊壺即此類精品：
如果細看何監書房，其中骨董陳設令人目不暇接。從左邊書架起看，首先是一只白瓷雙龍瓶，乃隋唐流行款式，是北朝以來中原地區受胡瓶影響下燒制的器物。
原型如故宮博物館藏唐代鞏縣窯白釉雙龍瓶，造型飽滿、渾厚。龍首雙提梁銜瓶口，猶汲瓶中水，十分有趣。
西安隋代大業四年（608年）李靜訓墓出土的雙聯瓶也是此類制式，但腹用雙聯瓶，共用一頸口，十分罕見。天津博物館藏一件隋代鞏縣窯同款雙聯瓶，底刻有銘文：“此傳瓶，有並”，說明這類瓶在隋代或可稱為“傳瓶”。
除瓷制瓶以外，唐代尚有銅雙龍瓶，如保利藝術博物館藏一例。
另有清代摹古品亦精巧細膩。見2017年香港佳士得春拍的雍正粉青釉貼花雙龍盤口尊（LOT：2888） ，線條更纖細柔美，釉色青翠瑩潤，是雍正御窯單色釉產品中的巔峰之作。最終以近1.25億人民幣成交，可見這類造型器物從隋唐至今，皆受追捧。
細看何監書房陳設，其中銅器、賞石也值得探究：
窗沿的銅器，左邊是縮小版的國寶銅器蓮鶴方壺。原型北京故宮與河南博物院各藏一件，系新鄭李家樓村春秋鄭國墓地出土。
中置賞石并配紫檀器座。唐代賞石已開風氣，文人賞石、詠石已十分普遍，如《邵氏聞見后錄》記：
“牛僧孺李德裕相仇，不同國也，其所好則每同。今洛陽公卿園圃中石，刻奇章者，僧孺故物；刻平泉者，德裕故物，相半也。如李邦直歸仁園，乃僧孺故宅，埋石數冢，尚未發，平泉在鑿龍之右，其地僅可辨，求德裕所記花木，則易以禾黍矣。”
可見其二者賞石以園林觀賞為主。又如白居易《太湖石記》云：
“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其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
所謂仁者樂山，知唐人賞石，是以小見大，意在“望山”。而園林中疊石成林，重在山勢，也不過是以“賞石”代替“游山”，如望野博物館藏唐三彩山子，山形石勢尤為明顯。而像何監在室內布置賞石者，正如唐人姚合《買太湖石》詩末尾所言：
“置之書房前，曉霧常紛羅。碧光入四鄰，墻壁難蔽遮。客來謂我宅，忽若巖之阿。”
而劇照窗沿上右青銅瓶雙獸耳器不知所據。最右的博山熏爐則是漢代制式。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興平出土的西漢“金黃涂竹節熏爐”是這類博山爐中最精彩者，劇中博山式之熏蓋亦與此品相仿。同樣的博山熏爐也在靖安司隔壁出現。
隋唐最常見的博山式爐則見于陜西隋代豐寧公主駙馬合葬墓出土的鞏縣窯綠釉蓮瓣蟠龍博山爐，其同款在北京故宮藏品與香港佳士得1996年秋季拍賣靜觀堂舊藏中亦有見到。
除綠釉外，尚有奈良大和文華館藏白瓷制品一例。
看來賀監喜好收藏古物，愛以骨董為實用器。接著看盆，左邊方盆并不是唐人制式。右邊的三足火盆，可以參考正倉院中倉藏的白石火舍。
弦紋白石盆身，極耐炭火，內中似仍留殘灰。下配五銅獅足，并有方便提攜的絞絲連環。筆者曾在唐代壁畫中見有仕女備器圖，并提攜這類火盆，可惜一時想不起是哪處壁畫，還望高手指點。
李必與靖安司
在靖安司中，李必用的小刀似是木把鞘，帶金彩，類似參考可見正倉院中倉藏的刀子。
左用犀角把，沉香銀繪鞘，右用紫檀螺鈿把，犀角鞘。俱裝金銀，佩彩繩，奢華至極。
正倉院藏有多合刀子，比李必款功能更甚。
正倉院的三合鞘御刀子，以一鞘而貯三刀，柄把材質、尺寸皆不同，精巧可愛。更夸張者如正倉院北倉藏的十合鞘御刀子，乃一鞘中貯十件，小刀六把并有錯、铇、鉆三事，計為十合，如當今之瑞士軍刀。
但靖安司案上擺放粉盒卻是宋元常見的弧形圓盒造型，唐代釉粉盒則造型更扁，多折角（如北京故宮藏唐代越窯青釉粉盒及東京富士美術館藏唐三彩圓盒），到南宋以后才圓弧者居多。
再看宋代樣式，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代定窯萱草紋粉盒與山西博物院藏介休窯白瓷盒，造型上更為飽滿。
而福建茶圓山南宋墓出土的劍首紋銀圓盒與大英博物館藏福建窯口青白瓷粉盒則是宋元以后常見的弧圓盒。
畫面左邊出現的朝天耳大香爐，其原型來自商周以來的青銅甗。最著名者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商代“甗王”，雙耳四獸足，是目前所見體量最大的一件，上甑下鬲，中設孔片，蒸炊用具。不過彼時四方造型尚不明顯。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的榮子旅方甗則是西周早期非常罕見的分體方甗，下部鬲用的雙耳為后期香爐倒U形朝天耳所沿用。如劇中上圖出現的雙耳大方爐，上部的“甑”大幅度縮水，朝天耳夸張，在宋代以后較為多見。
檀棋住所
檀棋住所，鏡架上的有柄鏡子在唐代中原地區并不常見，或許符合檀棋胡人血統的設定。
而案上的粗胎提梁壺則是明晚期以后的常見造型，如北京故宮藏隆慶青花團龍提梁壺，是明晚期官窯的代表性作品。
提梁亦高挑的茶壺又如南京市博物館藏嘉靖十二年墓出土紫砂壺，三曲花式提梁，合手也更添新意。
劇中幾處細節也值得關注：
劇中所謂的“李花”玉佩，風格形制偏宋代以后，可參考國家博物館藏金代萱草紋玉佩。
劇中玉的透雕花飾下相交纏繞的枝葉也可以參考北京房山出土的金代折枝花形玉佩一例，非常精美。
郭將軍用的玻璃罩燭燈，看著眼熟，檢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玻璃瓶，果然是這款貼塑紋樣，只不過劇中將瓶身平切底并截口，倒置來使用。這個借用是最絕的，相信一般人很難發現。
玻璃器上貼塑圓、星裝飾的手法流行在西亞地區，造型上或借鑒薩珊的金屬瓶等器皿，同樣也影響了中國的瓷器造型。是唐代的高級進口器皿。
再看鏡子，雖然僅見鏡面不見帶有裝飾的鏡背，其葵口造型尚可參考國家博物館藏葵口羽人花鳥紋金銀平脫銅鏡，是唐代最為奢侈的特種工藝鏡之一。
景教
最后，談談劇中出現的景教問題。眾所周知，在唐代，發源于西亞基督教異端的聶斯脫里派已傳入中國，雖然它成立時間只比唐朝早一百二十年，但其誕生肇始便開始向中亞等地擴展，并且已十分活躍。不過，其在中國傳教的實際情況仍有許多謎題尚未解開。
例如劇中所言景教的寺廟遍布長安有“十幾所”之多，可能并不符合史實。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
“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所司即于亰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
貞觀十二年（638）始有官方在義寧坊建立景教寺院，受到認可的景教僧侶也僅只有21人而已，再無其它可依據的建寺線索。而對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模糊的描述：
“而扵諸州各置?寺，仍崇阿羅夲為鎮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冨元休；寺滿百城，家殷?福。”
眾多學者表示懷疑，多數意見都認為是景教徒自我渲染、美化之詞。沒有任何證據能支持這個不像佛教已有百年基礎、摩尼教的回鶻政治背景、祆教的粟特種群優勢———勢單力薄到僅憑幾位虔誠景教徒傳教熱情的景教能如此短時間內在中原大規模流行。并且，十分明顯的是，對于當時的中原一般民眾甚至無法區別他們與其他西域信仰之區別，往往直呼其為“波斯寺”。直到天寶四年（745），才有官方頒布為之正名：
“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亦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者，亦準此。”
可是民間似乎并不買賬，仍用波斯胡寺記述之。如唐韋述《兩京新記》：
“十字街東之北，波斯胡寺，次南曰居德坊”
宋敏求《長安志》：
“義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貞觀十二年太宗為大秦國胡僧阿羅所立）”
后世仍多沿用波斯胡寺之稱呼，景教大秦名號不顯。難怪劇中景教僧曾“用力”強調其信仰并非波斯胡寺，而是“大秦景寺”，原來事出有因。
而后畫面一轉，來到景寺院中。墻上馬賽克壁畫的東羅馬帝國查士丁尼一世大帝（約483年5月11日－565年11月14日）之形象令我嚇一大跳，大概是為了原汁原味的拜占庭氣氛？可事實上，正是因為拜占庭帝國召開的宗教大會將聶斯脫里派視為異端并掃地出門，它們才會慘兮兮的搬家到波斯，并大力拓展中亞乃至東亞的根據地。這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與其畫羅馬皇帝馬賽克，倒不如掛哈里發的畫像來得貼切。
意大利圣維塔教堂中查士丁尼一世大帝馬賽克畫像
本文劇中為第17至20集，從器物分析大抵可以勾勒出人物的形象，比如何監愛古物，檀棋為胡人血統等，且何家村、法門寺之物也一一亮相，雖部分場景中或有并非唐代天寶年間規制之物，但依舊瑕不掩瑜。1至16集器物分析可見“《長安十二時辰》器物①：雖借鑒正倉院等，亦可見穿越之物”
（作者系文物修復師，微博ID：松松發文物資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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