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位來自臺灣的朋友討論上海轟轟烈烈的垃圾分類，他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為什么在臺北的垃圾分類，主要是市政人員向居民宣傳教育就可以，而在大陸，卻需要社區付出那么大的努力？

這是個好問題！

在垃圾議題耗了10年、做過8年社區工作的我，試圖在這篇文章中把這個問題說清楚。

我們先來看臺北居民的垃圾投放和垃圾收運方式。臺北采用的是“垃圾不落地”，垃圾車在固定時間來到一個固定地點（定時定點），附近居民提著垃圾，當著市政工人的面，分類投放到市政的垃圾車上。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點是：居民投放-市政人員監督-清運，是同時進行的；本質上，“居民提著垃圾當面扔”的方式，實現了每一袋垃圾的“當面化”。而“當面化”意味著，可追溯，可監督，可追責。

而大陸城市，如上海，則完全不同。

在小區沒有開展垃圾分類的時候，垃圾點位全天開放，垃圾隨時可扔，無人監管，扔垃圾過程完全“匿名化”。市政人員來小區收垃圾，只跟小區保潔員見面，不會跟居民打交道。

如果小區開展了垃圾分類但沒有定時，大多數時候，垃圾投放點是沒有志愿者或保潔員督促的，該小區扔垃圾也是“匿名化”的。“匿名化”意味著，不可追溯，不可監督，不可追責。

這種投放垃圾和收運垃圾的不同方式，決定了臺北和上海小區垃圾分類工作方式的本質不同。

在臺北，小區規模很小，居民把垃圾直接交到市政人員手里，更多宣傳教育工作是發生在他們二者之間，是“當面化“的，指導和督促也可以當面完成。

在上海，居民把垃圾扔到小區的一個桶內，保潔員人員把桶轉交給市政人員。市政人員接觸不到居民，所以，所有的教育宣傳工作無法在市政人員-居民之間實現，而需要發生在“小區”里，發生在社區工作人員（包括物業和居委會工作人員）和居民之間。

這個過程是這樣的：一個居民在指定時間來到投放點，在志愿者或保潔員面前，準確地把某類垃圾投放到對應的垃圾桶內。這個過程中，居民投放-志愿者監督是同時發生的，保證了投放的準確率，以及精準化的指導，相當于實現了垃圾投放的“當面化”。

這就回答了上述朋友的問題。

居民做好垃圾分類最重要的兩個步驟：一是前期宣傳教育，讓居民在家準確分類；一是投放時的指導，讓居民現場準確投放。

在臺北，第一步主要由NGO、媒體來做，第二步主要由市政人員來做。

在上海，第一步，在社會層面主要由政府、媒體來做，在小區則主要由居委會和ngo來做；第二步全部由社區來做，社區工作人員有限，所以需要動員大量志愿者來做。

這兩個步驟可以分步走，也可以同時做。在臺北，小區規模小，平均只有63戶，這兩個步驟放在一起做是可行的。在上海，小區規模普遍很大（500戶以下的都是小社區），無法在同一個時間實現兩個步驟的工作，所以都是分步走的。

經過數年努力，上海的小區已經完成了第一個步驟的工作。當下小區面臨的是第二個步驟的工作：做巨大的社會動員，召集志愿者在某個時間段站在垃圾投放點，指導2400萬上海人民的分類工作。

所以，在上海，數十萬計的志愿者和物業人員取代了市政人員，負責對居民的投放行為，進行“當面的“指導和督促。所以，巨大規模的、轟轟烈烈的志愿者和保潔員”值班“的意義就在于此：讓垃圾投放的”匿名化“轉化為”“當面化“，讓人的行為不可監督和不可追溯轉化為可監督和可追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