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日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氣候和環境議題占據了選戰的焦點。選舉前的民調顯示，氣候與環保議題已經超越了社會保障、安全與移民問題，成為了選民最關注的議題，這被認為是傳統中左、中右翼政黨流失選票而德國綠黨一路飆升成為最大贏家的原因。不過生態問題并不向來是左翼進步議程的一部分，從最近發生的新西蘭清真寺恐襲案兇手Brenton Tarrant發表的宣言《大替換》，到兩年前“另類右翼”一詞的締造者、白人至上主義領軍人物理查德·斯賓塞（Richard Spencer）在夏洛維爾“聯合右翼”集會期間發布的法西斯主義綱領《成為另類右翼意味著什么》，我們都能從中找尋到生態議題的線索。事實上，生態學在二十世紀就有著一段與法西斯主義糾纏不清的歷史，它在法西斯主義“血與土”的邏輯下，成為了反移民的幫兇——普通民眾在生態話語的鼓勵下，開始相信無根的外來民族（猶太人）會破壞本土的自然環境和民族特質。而“生態法西斯主義”也并未隨著納粹的消亡而消亡，它持續回響在后來的很多運動之中。

今天，西方政治光譜中的極右翼也經常調用生態議題作為其反對難民的工具，那些在資本全球化流動中越來越邊緣的西方底層，將其對現代性和建制的不滿，發泄于涌入歐洲的難民潮——“生態法西斯主義”再次成為這種轉嫁的重要入口。然而，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生態系統的的確確在崩潰。如何避免這一切身的危機生發出仇恨政治，也許是政治生態學在今天要回應的重要問題。如本文作者蔣亦凡提示到：我們需要雙重警醒的政治生態學——它需要既能為應對生態災難提供思想能量與知識工具，同時從生態法西斯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不僅為了避免自己重蹈覆轍，也是為了積極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回潮。

炸彈客和鍵盤俠

2017年特朗普上臺后，另類右翼找到了他們等待已久的政治氣候，蠢蠢欲動。其中的“生態法西斯”傾向也逐漸落入媒體的視野。

英國時政雜志《新政治家》在2018年9月刊登了Sarah Manavis的報道《生態法西斯：一種環保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聯姻的意識形態正在網上滋生》，描繪了生態法西斯在英語世界作為一種網絡亞文化的面貌。

在Twitter、tumblr上，這些新法西斯不斷地宣揚厭惡非白人，尤其敵視猶太人，贊頌希特勒，否認大屠殺，認為白人已經成為猶太人策劃的全球主義多元文化的奴隸，引用納粹的“血與土”和“生存空間”（lebensraum）論述，向往成立只有白人的種族國家。與此同時，他們也抨擊環境破壞、虐待動物，批評工業化和城市化，向往返璞歸真、重返自然。他們也鐘情于北歐前基督教的多神信仰，即北歐神話，贊頌雷神托爾、日神索爾，慶祝戰神蒂爾之日（周二）。這個群體具有一系列視覺特征。他們的發帖中經常包括田園、森林、山谷的畫面，他們的昵稱中經常出現松樹的圖標，以及日耳曼語族在采用拉丁字母之前使用的如尼字母（runes），尤其是代表“生命”的奧吉茲“?”或“?”。對松樹的偏愛，讓這些人有了一個諢號——“松樹幫”（pine tree gang）。

《連線》雜志在同年8月發表的Jake Hanrahan的報道，則花了半年時間接近松樹幫成員，展現了網絡上“綠色邊緣政治”與新法西斯合流的過程。作者發現它的起點，竟是一部2017年8月上映的美劇《追緝炸彈客》（Manhunt: Unabomber）。電視劇是基于一個真實的故事，主角是與現代技術為敵的連環炸彈客泰德·卡欽斯基（Ted Kaczynski）。卡欽斯基據說才智過人，在1967年25歲時就成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史上最年輕的助理教授。1978年，卡欽斯基開始制作并投放郵件炸彈，目標是他眼中的現代科技鼓吹者和象征——大學教授、行政人員、研究人員、學生，以及電腦商店業主、航空公司行政人員乃至民航班機。在他18年后被捕的時候，他的襲擊共造成3人死亡，23人受傷。在他逍遙法外的這些年里，他隱居在蒙大拿深山中，1995年媒體收到了他撰寫的一份題為《工業社會及其未來》的宣言，表明他制造這一系列恐怖襲擊的目的是反對現代技術造成人的異化和環境破壞。他甚至預言，現代技術的邏輯延伸必然是基因工程對人的普遍改造，而且這種改造是為了使人適應技術工業社會，而非使社會適應人的需求。

電視劇對卡欽斯基采取了同情態度。劇中卡欽斯基被捕后，負責此案的探員出于對他的認同，搬進了深山的小木屋。《連線》報道指出卡欽斯基雖然反社會，但是并不是法西斯主義（他支持激進黑人解放團體），而是一種無政府主義和“新盧德主義”。通過網劇和社交媒體，它吸引了一批對個人和社會發展持悲觀態度的年輕人，他們感到現代生活碾壓個人精神、削弱社區凝聚力，開始敵視主流政治正確，夢想摧毀建制乃至整個現代文明。卡欽斯基和他在蒙大拿山中躲藏的小木屋的形象被松樹幫在社交媒體頻繁張貼。去年，松樹幫還共同為獄中的卡欽斯基（他被判終身監禁不得假釋）送上了一張數字生日賀卡。

起初這些反建制、反現代性的情緒并不包含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成分，但是法西斯主義元素滲入，其路徑正是“生態法西斯”，對浪漫化的純凈自然的執迷合理化了對入侵人口的敵視。對真正的環境問題，他們認為已經積重難返，主流環保運動也只不過是“系統”的一部分，不可能帶來改變。對環境災難和移民潮的恐慌讓他們想象戰爭即將到來，在發布的內容中充滿了戰爭圖像，但通常不是正規軍戰爭，而是與政府軍作戰的愛爾蘭共和軍、墨西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和烏克蘭頓巴斯分離主義武裝等準軍事組織。但這也不都是出于焦慮，它也來自厭倦。報道中有受訪者說渴望有什么東西值得自己為之而死，而戰爭看起來就是這樣一種東西。

不過，雖然美劇擴大了卡欽斯基的知名度，但是極右翼分子對他的追捧或劫持卻早已經開始。至少，在2011年殺死77人的挪威恐怖分子Anders Breivik的“宣言”中，就大量抄襲了卡欽斯基的宣言。

這些缺乏政治活動空間的另類右翼分子花費大量的時間聚集在匿名貼圖板4chan、8chan和其他社交媒體上，不知疲勞地劫持佩佩蛙、辛普森等大眾文化圖像制作表情包（meme）惡搞他們眼中的敵人，從希拉里·克林頓到與意見相左的其他網民；或者用外人難以理解的暗語、符號或無厘頭游戲互相識別、確立社群邊界；或者，僅僅為了淹沒為他們不喜的內容。

這種行為被稱作“貼屎”（shitposting），看上去不起眼卻是另類右翼一種重要的政治行為。有評論者認為貼屎就像一戰前夕興起的達達主義藝術，宣泄對一個充滿危機的時代的厭惡——“屎一樣的世界只配得上屎一樣的藝術”。而眼下的時代處在和當年同樣的動蕩中，貼屎者拒絕與他們眼中的“系統”對話，用一種低劣混亂蒙昧的語言對世界表達深深的惡意，并用這種方式來組織和動員。有人說，新西蘭恐怖分子對襲擊的精心包裝和傳播，本身就是一場現實版的貼屎。

民粹政治模糊著左右的界線，另類右翼理論家、特朗普的“戒靈”史蒂夫·班農在一次脫口秀節目上為“民粹”辯護說：“民粹是關于小人物的發言權”。確實，這些另類右翼小人物很難與主流右翼分享同樣的世界觀，他們沒有從后者所崇尚的自由市場全球化經濟中受益，反倒普遍比父輩貧窮、更缺少向上流動的機會、更缺少生活的選擇。

正如美國政治學家馬克·里拉在一篇關于崇拜社會主義者桑德斯、支持有機農業的歐洲新保守主義者的文章中所說，當今主流的右翼沒有自洽的世界觀，他們推崇資本的自由流動，這種流動勢必引起人口的流動，但是他們卻恰恰反對人口的自由流動。另類右翼雖然危險，但是在反對全球化這一點上，確實比主流右翼自洽，既反對人口流動，也反對資本流動。（當然他們也有不自洽的地方，比如既然談“血與土”，自然是應該把北美還給印第安人）。

馬爾薩斯的門徒

無法自洽的主流右翼中有時也披上環保的外衣，把反移民的立場推向極端。美國環保團體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旗下雜志Onearth在2002年發表的報道《當仇恨變綠》揭露了反移民團體“美國移民改革聯合會”（FAIR）、“承載力網絡”、“人口-環境平衡”等組織如何以環保為借口反對移民。在他們看來，移民給美國帶來了多種環境問題，尤其是都市擴張——即便并無證據支持。他們甚至提出，由于絕大多數移民在他們母國所消耗的資源遠小于美國消費者，因此應該禁止他們來到美國以免增加他們的資源消耗，卻不認為美國人的高消耗是個問題。報道指出，拿環境問題說事是籠絡政治觀點溫和、不愿直接反對移民的人群的手段。

2016年11月特朗普勝選之后，FAIR迅速呈上了一份“移民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剝奪非法移民在美國出生子女的出生公民權。但事實上，在特朗普就任之前他的移民政策顧問中就有FAIR成員。FAIR還與白人民族主義者合作，從有納粹背景的優生學機構先鋒基金（Pioneer Fund）獲得資金。

FAIR董事會上有個名人——生態學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他1968年的著名論文《公地悲劇》的著名結論被不斷用來鼓吹公共資源的私有化。但哈丁及其附和者不明白，人其實聰明到懂得合作起來訂立制度對公地使用進行管理，從而避免“悲劇”的發生。1974年，他的另一篇寓言體文章《救生船倫理》道理同樣粗糙。他假設地球是一艘因為資源耗竭正在下沉的輪船，把富裕國家比作救生船，坐滿了本國人口，在水里掙扎的是窮國人口，他說這時如果搭救落水者，勢必導致救生船傾覆，是富是窮都同歸于盡，因此正確的倫理是拋棄落水者。文章的現實背景是當時富國正準備向窮國提供食品援助，但在他看來這么做沒有好處。只有讓窮國自己面對饑荒才能迫使它們主動提升農業生產力，并控制人口規模。哈丁在文中還反復強調窮國的生育率數倍于富國，認為這個趨勢不太可能改變，因此一旦給他們“救生船”空間，只會讓船翻得更快。所以在他看來，務實的態度是：不給窮國援助，也不讓他們移民，聽任饑荒去恢復自然界的“生態平衡”。但哈丁不明白，寓言體的好處是容易灌輸道理，壞處是一旦用錯比喻就一錯到底。“救生船倫理”具有某種合理性是因為人的體重和體積是彼此接近且相對穩定的，但現實中，富國人均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數倍于窮國，而窮國生育率隨著經濟發展而遞減也已是常見規律。如果哈丁對救生船倫理是認真的，那么至少應該評估消耗資源多的富國人和生育率高的窮國人誰更適合留在救生船上，同時設法讓富國減少資源消耗，幫窮國發展經濟，使雙方得以共存。

哈丁表面上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現實主義掩蓋的，是強烈的本土優先意識和對窮國和來自窮國的移民的深深歧視，其中甚至散發出種族主義的氣味。在這一點上，他和兩百年前的馬爾薩斯若合符節，后者的人口論認為窮人人口的增長必然導致饑荒，由于窮人人口增長是危險的事情，因此對他們利益的剝奪因有助于控制人口而具有了合理性，這其中包括統治階級對平民有權使用的傳統公地的圈占。在這一點上，《公地悲劇》的作者和馬爾薩斯再次遙相呼應。

這些反移民的馬爾薩斯主義者未必是真正意義上的法西斯主義者，但他們都在為同一套仇恨話語添磚加瓦，為法西斯的崛起培育土壤。

人類中心主義之爭

還有另一群人也認為過多的人口導致了生態危機，只不過，其中的大多數不把責任塞給窮人和移民，而將整個人類都看作問題。這些人被稱為深層生態主義者（deep ecologist）。他們反對人類中心主義，支持一種以生態為中心的世界觀，認為人類無權過度干預自然，無權減少生命形式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應該大規模減少的恰恰是人口。他們認為，要扭轉走向生態危機的命運，必須顛覆源自啟蒙運動的社會文化根基，反對將人與自然兩分，反對進步主義的歷史觀，試圖從海德格爾哲學、東方宗教與哲學中尋找啟發，實現一場人類社會的精神變革。

在現實中，一些深層生態主義者采用激進的行動主義。美國成立于1980年的激進環保團體“地球優先！”（Earth First!）的成員曾試圖破壞多座美國核電站；綠色和平的聯合創始人Paul Watson由于不接受其他成員的非暴力原則在1977年被開除，他此后成立了“海洋牧羊人自然保護會”，駕駛船只使用海盜手法襲擊實施捕鯨、捕海獅、使用流刺網的“盜獵者”。該機構被多國政府認定為“生態恐怖主義”；另一些深層生態主義者對現實抱深度悲觀態度，比如當左翼認為要解決日益緊迫的氣候變化問題，人類已經擁有了一切所需要的技術，關鍵是促使被既得利益綁架的政府采取行動。而深層生態主義者則懷疑這些技術是否還能解決問題，認為唯有大幅降低人口和生產力、停止經濟增長才是出路。而實現這些的唯一可能，似乎僅在于訴諸極權主義政府。

有人把深層生態學視為在不斷加劇的環境危機面前，對陷于僵化無力、自欺乃至共謀的環保運動的深刻反思。但是它的反人本主義、反現代性與工業社會的傾向，以及它的神秘主義和宗教性色彩，則讓人發現它與當年德國的“游鳥”運動的共同點。還有人把深層生態主義者比作英國上世紀20、30年代一批倒向法西斯主義的自然作家，他們贊頌和哀悼鄉村與自然的黑色文本背后包含著對人類社會的憎惡。其中的Henry Williamson寫于1927年的鄉村故事《水獺塔卡》在2018年仍是“英國最受歡迎的自然書籍”，但作者在1937年加入了英國法西斯主義者聯盟。

事實上，前文大量引用的Peter Staudenmaier和Janet Biehl的《生態法西斯》一書就經常急于將深層生態學和法西斯主義劃上等號。兩人在思想上都追隨美國社會理論家、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的奠基者默里·布克欽（Murray Bookchin，1921～2006），而布克欽正是一名深層生態學的尖銳（抑或尖刻）批評者。

布克欽早在1987年就寫過一篇辛辣的《社會生態學對深層生態學：對生態運動的一項挑戰》，對深層生態學發起全面進攻。他對深層生態學主要的不滿是認為它在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同時，抹消了窮人與富人、男人與女人、白人與非白人、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區別，在批判“人”對自然的破壞的同時，放棄了對造成這種破壞的社會關系——資本主義的批判。同時，他一手高舉理性主義旗幟，認為自然是自然演化的成果，并非來自神祇的意志，反對神秘主義和自然崇拜；另一手高舉“文藝復興全盛期意義上的”人文主義大旗，認為人的智能本身就是自然演化的成果，這讓人類有資格置身于生物界之上，去干預它，“去有意識地增加生物多樣性、減少（生物世界的）磨難，進一步推動具有生態價值的新物種的演化”。

在布克欽看來，深層生態學用一種虛假的激進性削弱了生態學應有的社會批判鋒芒，它因為對人口控制的執迷而落入了馬爾薩斯主義的陷阱，被用來支持對貧弱者的殘酷。布克欽當時就給深層生態學戴上了“生態法西斯”的帽子。

布克欽自己的“社會生態學”吸收了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的思想，主張建立一種去中心化、非科層制、提倡地方自治與互助的社會，布克欽認為唯有這樣的社會才能應對生態危機。這套思想被稱作“自由地方自治主義”（libertarian municipalism）或“社群主義”（communalism），它在現實中被付諸實踐。

新世紀初年，庫爾德工人黨領袖奧賈蘭（Abdullah ?calan，1947～）在土耳其監獄中讀到布克欽的著作，深受影響。他把庫工黨綱領從原先的馬列主義轉型為“民主邦聯主義”（democratic confederalism）——不僅把尋求建立庫爾德民族國家的目標改為追求地方自治，而且試圖在其中建立一種人人可以參與的直接民主，以及一個世俗的、性別和民族平等的、保護生態系統的社會。其生態成就或尚且有待證明，但是在2012年以來敘利亞東北部庫爾德村社對抗伊斯蘭國的戰斗中，這種組織形式表現出頑強的生命力。在網上廣為傳播的著迷彩服、扎大粗辮、扛槍打ISIS的庫爾德女民兵就是來自那里。

不過，深層生態主義者并不接受布克欽的批評，更不接受“生態法西斯”的帽子。他們認為，平等的社會無疑是好的 ，但是它對自然依然是剝削性的，依然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其中一個叫做“左翼生物中心主義”（Left  Biocentrism）的陣營反對資本主義和消費社會，關注社會公正，支持財富的再分配，但同時也不認為人凌駕于生物界之上，主張人類社會開展一場“內在變革”，使之能夠把各物種的利益放在一己私利之上。這讓人想起在本世紀之初南美一批左翼政府上臺，試圖利用國內油氣、礦產資源來服務于工人階級和原住民的利益，但是其采掘導致環境破壞和原住民背井離鄉，政府還對抗議者實施迫害。這讓原住民開始采用“帕查媽媽”（Pachamama，意為大地母親）神話來強調自然界的權利并開展組織動員，與左翼政府的“采掘主義”斗爭。

理性主義與神秘主義，人文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究竟誰更能引發富有意義的文化變革和政治行動？這個爭論恐怕會一直持續下去，而且在不同的語境中得出不同的答案。而我們正在面對前人從未面對的生態危機——氣候變化愈演愈烈，人類可能只剩十幾年來控制它不可逆轉的災難性影響。同樣由于人類活動的影響，地球還正在經歷“第六次物種大滅絕”，100萬種動植物正處在滅絕的邊緣，而這又與氣候變化互相加強，形成一個恐怖的惡性循環。面對這些，國家政府卻普遍出奇缺乏政治意愿去積極應對，甚至干脆否認危機的存在。

在剛剛過去的歐盟選舉中，氣候危機的嚴峻形勢和年輕選民的政治覺醒讓歐洲綠黨而獲得重大勝利，進入政治主流。這是個好消息，不過也有一個壞消息——歐洲的極右翼政黨在這場選舉中也取得了長足進展，士氣高昂。這就是世界面臨的雙重危機——生態災難與仇恨政治的卷土重來——因此需要雙重警醒的政治生態學。它需要既能為應對生態災難提供思想能量與知識工具，同時從生態法西斯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不僅為了避免自己重蹈覆轍，也是為了積極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回潮。

生機勃勃的新的生態政治正在涌現。從進步政治家及其選民試圖以強力國家干預來實現能源轉型與經濟公平的“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s），到公民因為對議會和選舉政治回應生態危機的能力深感幻滅而訴諸非暴力抗爭與直接民主的“滅絕起義”（Extinction Rebellion），再到孩子們向成年人要求可指望的未來的“氣候罷課”。更成熟、更深刻、更能回應當今常常令人困惑的現實的生態思想，或許就將從中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