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大學心理學教授喬丹·彼得森，可以說是當今最具爭議性和話題度的學者。加拿大認知科學家Paul Thagard認為，“如果你喜歡基督教神話學、狹隘的個人主義、模糊的玄學和存在主義焦慮癥，那彼得森就是你眼中的哲學大師。”這位自我標榜為“古典自由主義者”的反政治正確新星，又一次作為遭到排擠的“受害者”而站在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一張合照引發的風波

據新西蘭先驅報3月22日報道，新西蘭最大的連鎖書店Whitcoulls決定下架喬丹·彼得森的暢銷書《十二條人生法則》，原因是后者在新西蘭舉辦巡回講座期間，曾與一位T恤上印有仇穆標語的粉絲合照，照片隨后流傳至社交網絡。在一封被披露到推特上的郵件中，Whitcoulls表示，“…作為一家嚴肅看待自身對社區的責任的企業，我們相信在這樣的時刻支持這位作者是不對的。”

但該書店的決定隨即在社交網絡被斥為“偽善”。有批評者發現，雖然Whitcoulls下架了皮特森的《十二條人生法則》，同時卻仍在銷售希特勒的《我的奮斗》一書。

彼得森曾于今年2月到訪新西蘭，開辦巡回講座。在這張引發爭議的照片中，彼得森親切地把手搭一位“VIP參會者”的肩上，后者身著一件印有“我是一名驕傲的恐伊斯蘭者”字樣的T恤，3月20日，劍橋大學神學系在一條推特中表示，神學系此前經進一步評估，已撤回讓彼得森前來訪學的邀請。劍橋大學神學系未在這條簡短的推特中披露詳細的原因。不過，3月26日，劍橋大學校長Stephen J. Toope在對該事件的聲明中暗示，除了基于學術上的考量，劍橋神學系也是因為注意到了彼得森與“驕傲的恐伊斯蘭者”的合影而“重新考慮了他的訪問學者資質”。Toope教授還寫道，“Peterson教授非正式地認可了（我是一名驕傲的恐伊斯蘭者）這一標語所傳遞的信息，而神學系則致力于促進不同信仰間的相互理解，且以此為傲，兩者背道而馳。”

但Toope教授也在聲明中表示，在大學內共同體內，應對所有人尊重相待，即使是面對那些我們完全不能認同的人，“對一所大學而言，妨礙思想的自由表達是不可接受的。”

彼得森也在其個人網站上對該事件作出了回應，他質疑劍橋作出撤回邀請的決定是迫于來自學生的壓力，并指出，在劍橋神學系發布聲明的三分鐘之前，劍橋大學學生聯合會就發推表示，看到神學系撤回了對彼得森的訪學邀請而尤感“寬慰”，稱如允許彼得森前來訪學將“與劍橋的原則背道而馳”。彼得森指責神學系“作出了一系列錯誤的判斷”，認為后者在推特上發布撤銷邀請的聲明這一舉動“自戀、自得、自欺欺人”。

直面真相的反政治正確斗士，還是歪曲事實的右翼旗手？

盡管不乏有人在社交網絡上為彼得森辯白，聲稱與一個衣服上寫著仇穆標語的人搭著肩膀合照不能代表彼得森認同其價值觀，彼得森也對《泰晤士報》表示自己在合照時沒有注意到那件T恤，他還認為他的作品和觀點“給世界上那些迷失絕望的人們帶去了自信”，他的講座是在“拯救生命”，因為他“讓那些在自殺邊緣徘徊的人們”得以繼續生活下去。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彼得森一貫的用學術名詞包裝起來的保守話語的確吸引到了一些白人至上主義者和另類右派（alt-right）擁躉。在去年那場著名的辯論中，彼得森還被中文互聯網譽為代表“硬核理性”迎戰“白左女權主義”的智識領袖。

彼得森出生于1962年，在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和麥基爾大學接受了心理學教育，并從1998年起在多倫多大學心理學系任教至今。

雖然彼得森本人的專業領域僅限于臨床心理學，但他卻常常以“全知全能”的博學形象示人，左翼評論家哈里森·弗盧斯在雅各賓雜志上嘲諷他有著“從動物學到流行心理學的經驗式的見解”：他因之得名的驚人之語“龍蝦的神經系統與人類相似，因而龍蝦的大腦制約了我們的社會建構”，早已被證明是荒誕不經的偽科學；《衛報》還指出，他曾在2018年4月的一則訪談中，質疑氣候變化的科學性，因為“數據背后有太多意識形態的因素滲入”；彼得森的網絡論戰事業，則始于一系列對加拿大C-16人權法案的解讀，稱法案中旨在推動性別認同自由表達的條款是對言論自由的侵犯（他的說法遭到了其他學者和律師的反對）。

用辯論對抗非理性的偏見

與之類似的，去年9月，特朗普的前任幕僚、被廣泛視為新納粹和另類右翼代言人的史蒂夫·班農，曾受邀出席《經濟學人》和《紐約客》的年度活動。但消息一經放出，兩家知名雜志都遭到了來自其讀者乃至員工的強烈抗議。消息公布還不到24小時，《紐約客》主編David Remnick就發布聲明表示已撤銷對班農的邀請；同時，《經濟學人》主編Zanny Minton Beddoes也發布聲明表示對班農的邀請依然有效，她在聲明中寫道：“由意見相近的人們在回聲室里自說自話無法塑造一個開放社會的未來，這種未來只能在持不同觀念的不同個體彼此的交鋒與論爭中誕生。”

如何與宣揚反自由主義價值的人物接觸值得我們嚴肅看待。雖然遭到了《紐約客》和劍橋神學系的拒絕，但班農和彼得森事實上都擁有相當廣泛的受眾和擁躉——后者的推特粉絲超過一百萬，YouTube頻道的訂閱人數接近兩百萬，他的聽眾里不但有新納粹主義者，也有給希拉里投票的大學生——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現狀。如心理學家Christopher Dwyer教授所說，彼得森的問題不在于他的邏輯或者他論述的內容，而在于他的言論與其受眾先在的信念不謀而合。這種信念甚至不需要事實的支撐。政治正確的監管能促使這種信念改變嗎？恐怕不行。

去年2月，左翼知識分子齊澤克曾在獨立報上撰文，一方面指出彼得森看似冷靜縝密的科學論證背后常常依賴的是未經證實的理論，另一方面，他也批判自由主義者自身的局限性：政治光譜的兩極采取的是相近的策略——政治正確的監管者在對抗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斗爭中，和許多右翼人士一樣撒謊成性、選擇性呈現事實——假裝問題不存在和夸大問題的威脅一樣糟糕。

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曾經說過，如果我們不相信那些為我們所鄙夷的人同樣有自由表達的權利，那就等于我們對自由表達本身完全缺少信念。面對像彼得森這樣的爭議性人物，我們有必要突破自身的同溫層，在對話與質疑中檢視他們的觀點，而不是貼上某種刻板的標簽，一味拒斥。這相當困難，但值得我們為之付諸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