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頭腦毀于瘋狂，……

他們帶著冷峻的目光穿越大學校園，腦中阿肯色州和威廉·布萊克的悲劇正在上演，就在那些戰爭研究員之間，

他們因為瘋狂的行為而被學校開除，在玻璃窗上畫骷髏并招貼淫穢詩刊……”（艾倫·金斯堡《嚎叫》 鄧瑩 譯）

1955年，艾倫·金斯堡完成了長詩《嚎叫》。那時，學生們反對戰爭、反思資本主義，并以離經叛道反抗保守的主流社會，大學校方和美國政府則窮盡各種手段馴服這股躁動的力量。七十年后，事情看上去并沒有什么改變：一年前的2024年4月18日，哥大校方授權紐約警察進入校園，對幾十名占領了東巴特勒草坪（East Butler Lawn）以聲援巴勒斯坦的學生實施清場，卻激起了更多學生乃至社會團體的團結行動（參見：歷史知道風向哪里吹：從哥倫比亞大學的占領運動說起），一場反對加沙戰爭、也是保衛學生抗議權利的社會運動席卷全美的校園和街頭；而2025年特朗普就任后，隨即對不安分的學生展開了報復。

校園反戰運動為政府介入大學提供了口實。3月7日，美國政府以校內反猶主義為由向哥倫比亞大學發出通牒，10日美國教育部又一次性對60所大學提出了相似的要求：要么在限期內接受懲戒涉事學生、禁止戴口罩、限制親巴團體活動、允許政府執法人員參與調查等一系列要求，要么則將大幅削減聯邦政府的資助及合同。與此同時，美國執法部門直接撤銷了超過五百名國際學生的簽證或綠卡，拘捕了哥大的巴勒斯坦裔學生活動家馬哈茂德·哈利勒（Mahmoud Khalil）、莫森·馬赫達維（Mohsen Mahdawi），還揚言將持續追蹤一切涉事學生。

當地時間2025年3月14日，美國紐約，民眾在哥倫比亞大學集會示威，要求釋放親巴學生代表。

媒體和知識分子擔憂，這是一場“特朗普對大學的戰爭”。3月16日，耶魯大學英文系教授梅根·歐羅克（Meghan O’Rourke）在《紐約時報》發文“我們所知的大學之終結”，指出共和黨保守派對高等教育的攻擊蓄謀已久，而現在他們成功讓大學、教授和學生受恐懼支配了；18日，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教授傅好文（Howard W. French）在《外交政策》著文，將當局的做法稱作“一場旨在摧毀我國頂尖大學的戰役”。雖然包括哥大在內的一些高校選擇屈服，承諾或默認將按政府要求整改，但也有大學選擇了對抗：4月14日，哈佛大學成為了首個公開忤逆特朗普的高校，稱政府的要求侵犯了憲法第一修正案及相關最高法院判例所保障的學術自由，作為回應，美國政府幾小時后即宣布對哈佛凍結逾20億美元的聯邦資助。

看上去，這是又一場敵視校園激進主義的保守派政客對學術自由的粗暴干涉，而大學校方儼然如無辜的受霸凌者一般，為了保護政見偏激的學生與教職人員，只能在無奈屈從與徒勞抵抗間選擇其一，好在憲法和相對獨立的司法機構或許能夠捍衛學術自由。但事情果真如此簡單，就像童話中黑白善惡間的對抗一樣嗎？

校園抗議的政治力量

《嚎叫》出版的十余年后，金斯堡的詩句連同“要做愛不要作戰”的口號、披頭士和鮑勃·迪倫的搖滾樂和無數其他戰后激進運動的文化符號一起，鼓舞了更多的美國年輕人向維護舊秩序的一切權威開戰：占領校園、燒掉征兵證以及要求使越南戰爭擴大化的總統林登·約翰遜下臺。學生與反對越戰及同情黑人民權運動的社會力量站在了一起，重重壓力下的約翰遜被迫放棄連任，1968年芝加哥的民主黨全國大會在示威、刺殺、種族騷亂和警察暴力的一片混亂中召開，高呼法律與秩序的共和黨候選人尼克松利用民主黨的分裂贏得大選。尼克松自稱代表了那些已經厭倦年輕人的躁動的“沉默的大多數”，將反戰學生稱作“炸平校園的懶漢”，認為這群有幸入讀名牌大學的孩子本身才是動蕩的根源，即使戰爭結束了也還會找些別的由頭鬧事。

一年前在“歷史知道風向哪里吹：美國年輕人的吶喊能否阻止遙遠的戰爭？”一文中，筆者反駁了當時選情尚未明朗時一些美國政治觀察者認為“加沙議題并不會左右大選結果”的觀點，指出校園抗議及同情學生的社會力量很可能撬動更大的政治影響，形成因巴以問題而不再支持民主黨建制派的“體制外反對派”，進而導致與1968年類似的政治局面。愈發精密的民意調查和現代政治科學的數理方法時常給人這樣一種錯覺，即選舉政治僅僅關乎一系列數字——選票、人口學指標、“戰場州”的一些數據、社交媒體發帖數、“文本情感”傾向值、選民的“偏好排序”……若是如此，激進學生最多能代表的幾萬張選票當然無法決定大選，畢竟哈里斯再怎么拒不對巴勒斯坦表達同情、甚至比拜登更加明顯地傾向以色列，學生及其同情者再怎么反對加沙戰爭，也絕不會在言論或行動上支持“更加糟糕”的特朗普。

作為事后諸葛亮，我們如今可以自信地宣布這種觀點錯了。主流的民意調查和政治分析專家在大局上沒能預見特朗普的勝利（自卡瑪拉·哈里斯成為民主黨候選人以來，絕大多數民調與分析均預測她將至少贏得普選票，但最終特朗普在普選票與選舉人票上均以顯著優勢勝出，而哈里斯比2020年的拜登少獲得了600萬張普選票），也顯然低估了加沙議題及校園和社會反戰情緒的影響力：YouGov進行的選后民調顯示，在2020年投給拜登、但2024年未投給哈里斯的人群中，29%受訪者認為做出這一決定的首要原因是“以色列在加沙的暴力”，相比之下24%受訪者選擇了第二大原因“經濟問題”；而在賓夕法尼亞等六個戰場州，雖然選擇“經濟問題”的受訪者多達33%，但加沙議題依舊是有20%受訪者選擇的第二大原因。

最終，在全國少于特朗普的200萬票、在搖擺州輸掉的69萬票當中，因巴以立場而對民主黨有所保留的特定群體很可能就構成了“關鍵少數”。其中，肯定有一部分反戰人士和活動者不管怎樣都會堅定地反對哈里斯，但同樣可以合理猜想，還有相當數量有些關心中東局勢、但原本依舊打算投票給民主黨的人群，或許是單純在心理上受到了反戰學生的鼓舞，或許是針對學生的國家暴力讓他們忍無可忍，或許是意識到這個國家里還有更多以更勇敢的行為來呼喚和平的志同道合者，總之春夏之交鋪天蓋地的校園反戰抗議新聞以某種方式促使這部分人完成了政治動員，決心行使一項最基本的權利——即使改變不了政局，至少我可以保持緘默。用政治學的行話說，“革命的從眾（revolutionary bandwagon）”就在暗中發生了，學生抗議者的聒噪通過媒體曝光和其他社會團體的同情，逐漸動員了反戰選民這一沉默但關鍵的少數，與其他因素共同作用懲罰了未曾對加沙戰爭改變態度的民主黨，促成了特朗普的意外勝出。

艾倫·圖靈研究所的教授大衛·萊斯利（David Leslie）曾在2023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以數學計算為驅動的社會科學研究在認識論層面上的局限，就是難以掌握“數據集里的非隨機缺失（non-random missingness）”和“數據生成過程中的社會文化條件”。在美國大選的語境下，民調和基于數字的分析所面臨的問題就是“選擇性偏差”，即只有那些打算投票、有明確黨派傾向、且不懼于讓別人知道自己的投票意愿的受試者才會參與民調并成為“數據”的一部分。然而現實中，雖然年輕進步選民和美國穆斯林社群當然不會投票給特朗普與共和黨，但他們總有第三個選項——對兩黨政治感到幻滅而誰也不支持；但這一選項哪怕在選前便已遭到“任何沒有投給拜登的選票都是在支持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時任密歇根州州長格雷琴·惠特默語，當時拜登還未退選）這類來自主流輿論的指責，有這種傾向的選民自然沒那么樂于表達自己的立場，也就無法被選前民調和依賴民調的分析家們所掌握了。可以說，對工具理性的過度追求最終往往只能訴諸一些更加難以驗證的玄學“大勢”，諸如“民眾不理解宏觀經濟指標，只關注通脹”、“選民因為厭女才支持拜登卻不支持哈里斯（然而2016年同為女性的希拉里·克林頓卻贏了普選票）”、或者干脆簡化為不可捉摸的“反智主義”“民粹浪潮”等詞句，才能解釋為什么當初的數字加起來是那樣、而如今的結果則是這樣——而對那些無法被輕易地作為數據處理、但同樣真切的因素視而不見：政治動員、社會運動、群體和階級政治、街頭政治和沖突，乃至于人心中的意義與信念……

總而言之，2024年重演了半個世紀前的情形：學生在罷課，警察在抓學生，校園的沖突引發了更廣闊的社會回響，年邁的拜登放棄連任，民主黨建制派并未打算真誠地回應和平呼聲，厭惡戰爭的年輕人則干脆退出了兩黨搭起的選舉舞臺。最終，決心給校園帶回秩序的另一派人勝出了。

大學政治與學術自由

尚未完全進入社會的青年學生不必為稻粱謀而向現實妥協，僅憑自己認為的是非善惡與價值觀便可對篤定正確的事物投入滿腔熱血，這種特質在一些人眼中意味著沖動、不成熟而易于煽動，但有時亦能為一潭死水的社會與煙霧繚繞的政治注入一絲激情，對“從來如此”的傳統與建制發起堂吉訶德式的挑戰，而這種非理性因素在某些時候則會成為變革的先驅。正因如此，一些政治勢力總是一面將學生政治貶低為精英小孩的角色扮演，另一面卻又如臨大敵般竭力為校園帶回權威與秩序。

“學術自由”，即在高校內部容許一些倘若交由主流輿論審判就會引發爭議的異樣觀點，其理論上的意義便在于此：讓大學成為比媒體輿論更自由一些的公共領域，讓前沿乃至激進的觀點在自由碰撞中揭露弊病、尋找真理。雖然狹義的定義通常只強調專業學術領域內的自由討論，這種自由也僅限于教師——“教師在研究及發表其成果上享有充分自由”、“教師在課堂討論學科時享有自由，但教學中應當避免涉及與學科無關的爭議話題”（美國大學教授協會《1940年學術自由和終身教職原則聲明》）——但實際上，人們往往默認這種權利還覆蓋了學生以及更廣泛的公共事務討論。

至少，名校校長們明面上是這么宣稱的。在授權紐約警方對反戰學生實施清場的兩天前，時任哥大校長沙菲克在2024年4月16日的《華爾街日報》上寫道，“只要不越過威脅、歧視或騷擾的紅線，[抗議者]的熱情在校園里就應當是受保護的言論……即便就這些問題展開辯論可能讓一些人感到不適，卻也正是一座大學的根本意義之所在。”在哈佛大學拒絕當局要求之際，校長艾倫·加伯（Alan Garber）在致全校師生的公開信中也作出了類似的表達：“尊重言論和表達不滿的自由，確保抗議在時間、地點和形式上不影響教學科研”、“思想及質疑的自由……使大學能夠以重要的方式貢獻于一個自由的社會。”

當地時間2025年4月4日，美國華盛頓特區，喬治梅森大學學生抗議特朗普政府削減教育部經費。

話雖如此，美國高等教育的歷史卻暗含著一個也許反直覺的事實：大學并非總是站在它們總是宣稱捍衛的“學術自由”一方，哪怕很多時候并沒有什么明確的政治壓力要求高校限制自己的學生與教師所享有的這種自由。

在詩中寫下“……因為瘋狂的行為而被學校開除”的金斯堡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本科，大二那年，他因在學校的窗戶上寫下“巴特勒沒種”（指時任哥大校長的尼古拉斯·巴特勒、亦即去年被抗議學生占領的“東巴特勒草坪”命名的由來）被勒令停學。巴特勒在萊特兄弟還未成功試飛的1902年出任哥大校長，到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爆炸的1945年才告老卸任，這位任期長達四十四年的老校長照理來說應當備受尊重，但包括金斯堡在內的哥大師生當時顯然并不怎么喜歡他。即便其治下的哥大在學術聲譽上迅速成長，但巴特勒對本校師生的威權姿態、保守甚至反動的政治觀點以及與壟斷資產階級的密切關系也讓他臭名昭著。同為哥大校友的美國記者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在其批判美國高等教育體制的著作《鵝步》（The Goose-Step）中就稱巴特勒為“美國富豪階級的智識領袖”。

而對于學術自由，巴特勒有一種近乎蔑視的態度。1917年，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即便美國政府并未對哥大提出任何要求，巴特勒卻急不可耐地宣布校內的言論自由如今有了邊界：“過去可以接受的言行如今將無可容忍；過去僅是偏執的言行如今就是煽動叛亂；過去只算愚蠢的言行如今就是叛國行徑。”哥大隨即開除了兩名涉嫌反對戰爭的教授：詹姆斯·M·卡特爾（James McKeen Cattell）和亨利·W·L·達納（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Dana）。達納是當時眾所周知的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反戰活動家，且資歷較淺而尚未獲得終身教職，成為戰時愛國熱忱的犧牲品也算情理之中；但身為美國第一位心理學正教授的卡特爾不僅是學界泰斗，其“叛國行徑”也僅是寫信呼吁國會不要征召“良心拒服兵役者”入伍。當時不少人認為，巴特勒只是假借愛國之名算舊賬：因其在校園事務上的威權姿態，卡特爾一直是巴特勒和哥大校方的批評者，巴特勒在戰前曾幾次試圖開除卡特爾，只是因其他教職人員反對才作罷。

包括著名歷史學家查爾斯·A·比爾德在內的一批哥大教授以辭職表示抗議。比爾德本人是美國參戰的堅定支持者，但他對巴特勒的作風忍無可忍，在辭職信中比爾德寫道：“本校愈發由個別活躍的校董控制，他們從不參與教書育人，在政治上反動而鼠目寸光，在宗教上狹隘而封建。”巴特勒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回應，但在簡短評論了辭職一事后，話鋒便轉向了比爾德的著作《美國憲法的經濟闡釋》（此書認為美國憲法反映了“國父”和他們所代表的富人、地主和奴隸主等精英集團的經濟利益）：“這是一本任何教授都不該寫的書，因為它極其反科學……這本書極大傷害了哥倫比亞大學，正如日前因煽動性的言行而被辭退的那兩位教授一樣。”顯然，巴特勒無法從“愛國”的角度挑剔擁護參戰的比爾德，就只好將其學術觀點的爭議上綱上線了。

巴特勒這樣因政見不合而積極限制校內言論乃至科研工作的高校管理者在當時并不少見。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高速的經濟增長和工業化讓美國的階級矛盾空前激烈，普遍受壟斷資本資助的高校也因此將矛頭對準了那些在自身研究領域中傾向同情工人、贊成社會改革的教職人員，左翼歷史學家愛倫·施萊克（Ellen Schrecker）在《象牙塔不存在》（No Ivory Tower）一書中整理了大把案例：在康奈爾大學，經濟學講師亨利·C·亞當斯（Henry Carter Adams）因一場譴責工業巨頭的學術講座而被開除，他在密歇根大學重獲教職后便變得謹小慎微，其研究轉向了公債這類相對中立的主題，并宣稱經濟學者應少談社會改革這類主義，多用統計數據來研究技術性問題；美國經濟學會創始人之一、威斯康辛大學經濟學教授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的研究興趣起初在于工會與勞資關系，但卻被校方認定為同情罷工乃至有社會主義傾向而幾乎就被開除，日后只得轉向土地經濟學這類政治上不敏感的領域。

世紀初的歷史或許可以用學術自由尚未成熟的“歷史局限性”來辯護，但在二戰結束后，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發布并廣受認可的《1940年學術自由和終身教職原則聲明》也并未真正保護教師與學生。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二十世紀中葉，美國政府通過制度手段公開迫害持左翼觀點的知識分子，但施萊克同樣留意到許多大學在聯邦政府并未插手、甚至未曾留意的情況下，也還是積極地限制政治表達、懲罰觀點偏激的師生，與所謂“高校保護學術自由”的印象相去甚遠。

沒有政府壓力，缺乏公開調查和聽證，刻意避免留下書面檔案，施萊克將這類大學自發的內部政治迫害稱作“寂靜地開除”。杜蘭大學的羅伯特·霍德斯（Robert Hodes）提供了一個典型案例。霍德斯是該校醫學院一位有名的神經生理學學者，但他同情共產主義，積極反對該校的種族隔離并要求招收更多黑人研究員，還在朝鮮戰爭期間募集醫療物資以支援中國。杜蘭校方難以直接開除已獲終身教職的霍德斯，便采用了近乎心理操縱的手段趕走這位教授：先暗中插手霍德斯管理下的實驗室的日常工作，限制其采購實驗和辦公物資，并強行留下了兩名他原本決定開除的技術人員；當霍德斯向校方反映情況時，又被倒打一耙說他“難以相處”、在實驗室內搞“專制作風”，甚至有人暗示霍德斯過于多疑，應當尋求心理治療；最后，校方收集了一批對霍德斯個人及社交生活的“抱怨”，以與同事合不來、在院系內“引發糾紛”為由將其開除，但在書面記錄上緘口不提其政治主張。半個世紀后，歷史學家通過采訪涉事同事、查閱通信記錄等研究方式，才揭示了霍德斯是因其觀點才受到政治迫害的真相。莫名其妙地被杜蘭開除后，霍德斯干脆舉家搬來了中國北京，親自參與他心心念念的共產主義事業，直到1959年美國國內形勢緩和后才歸國。

這樣的例子還可以無限列舉下去。勞倫斯·克萊因（Lawrence Klein）年輕時曾參加過美國共產黨，在波士頓和芝加哥的工人夜校講授凱恩斯經濟學；1955年，當克萊因任教的密歇根大學經濟系決定推薦授予其終身教職時，一位與克萊因有學術觀點上的分歧、認為凱恩斯主義與福利國家終將危害社會的經濟系同事決定阻撓此事，竭力向校方論證克萊因年輕時的經歷讓他政治上極不可靠，最終促使校方拒不為其晉升教授，并聲稱這是因為他的能力還不足以勝任教授。不過，克萊因日后的成就雄辯地證明了這就是迫害——1980年，克萊因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誰害怕高等教育？

2021年的“國家保守主義大會（National Conservatism Conference）”上， 當時還在競選參議員過程中的JD萬斯以“大學即敵人”為題發表演講，宣稱“我們國家的大學已經從根本上腐化了，只會傳播欺騙與謊言”，這些“謊言”則具體包括“美式女權主義”、“環保正義”、“批判種族理論”等等——萬斯本人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的耶魯大學也在演講中被指名批評。在萬斯的敘事里，毀掉美國杰出頭腦的“瘋狂”正是這些如今被特朗普政府視作眼中釘的“多元、平等、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理念，即所謂DEI。我們無須在乎DEI到底是用于掩蓋社會問題的表面文章，還是對邊緣群體相關議題的真切關注，總之在萬斯的指控下，它導致科研經費被浪費在無用的方向上，學生學者也浸淫在錯誤的思想氛圍里。大選中，特朗普許諾將從DEI、覺醒文化和政治正確中“解放”美國，而這一議程在高等教育領域的體現就是重新對大學實施政治管控。

去年聲援巴勒斯坦、譴責以色列的學生抗議為落實這一議程提供了借口，而當時成為風暴中心的各大高校則成為了首當其沖的目標。3月3日，美國政府以該校未能有效處理校內“反猶主義”抗議為由，宣布將對哥大所享有的聯邦資助及合同展開審查，隨即發出上文提及的一系列整改要求并凍結了總計4億美元的財政支持，直到當月中旬哥大同意政府要求；這樣的通牒總共發給了60所大學。與此同時，美國政府成立了“聯邦打擊反猶主義專項工作組”，宣布將對包括哥大、哈佛在內的十所大學進行實地調查。另一些間接的財政壓力來源于特朗普政府的科研政策：國立衛生研究院和國家科學基金會總計已有超過200億美元的經費被削減或凍結，已立項的科研項目遭受了大規模審查，當局還正考慮對國家航空航天局（即著名的NASA）及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施加類似措施，高校與這些機構的合作渠道隨即受到影響。時至今日，這場美國政府對大學的拉鋸戰依舊是進行時。

但我們也已看到，大學對學術自由同樣有著自己的考慮：無論在學術研究還是政治表達上，一些觀點總是比另一些觀點更自由，過去如此，今天亦然。在哈佛大學4月14日給美國政府的回信中，雖然校方的法律代表援引憲法第一修正案及相關司法判例，對大學在法律上的獨立地位據理力爭，但這封回信同樣以相當篇幅論述“過去的十五個月中，哈佛已采取實質政策和措施”以打擊校內的“反猶主義和其他形式的歧視”。十五個月前的2023年12月，時任哈佛校長克勞丁·蓋伊（Claudine Gay）與賓夕法尼亞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校長一起出席了國會聽證會，在媒體形容為“火災暴風（firestorm）”般的氛圍中被議員們指控對校內反猶主義管控不利。蓋伊一個月后即辭去校長一職，并于次日在《紐約時報》上稱聽證會是一個“精心設計的陷阱（well-laid trap）”。如今領導哈佛、在本文開頭引用的公開信中“挺身反抗”特朗普的艾倫·加伯正是自那時起接任校長，而他的首要舉措恰恰是解決“反猶主義”：2024年夏天的畢業典禮上，13名哈佛應屆學生因參加過聲援巴勒斯坦的抗議而被校方禁止出席和領取畢業證書。

當地時間2024年5月23日，美國劍橋，哈佛大學第373屆畢業典禮上，數百名畢業生走出會場，呼吁關注巴勒斯坦人的困境。

就文本而言，哈佛給美國的回信無疑是在自證本校自2023年底的聽證會以來，已經為遏制反猶主義采取了大量措施，對當局要求的反駁則以“來信無視了哈佛的努力”開頭，實際上變相承認了特朗普對高校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在原則上沒錯。換言之，哈佛默認了倘若高校未能管控校內反猶主義，美國政府便有權進行政治和財政干預，爭議無非在于哈佛早已做到了這一點、但當局卻視而不見——而不是學術自由或高校獨立是否神圣不可侵犯，無論“自由”“權利”一類的詞語被重復多少遍。諷刺的一幕出現了：特朗普及其保守派盟友因反對DEI或別的什么意識形態原因而決心插手大學治理，但卻只能用“打擊反猶主義”來粉飾自己的行為；而在大學一方，暫不論哥大等向政府要求低頭的高校，就連看似做出反擊的哈佛也并沒有意愿挑戰整個政治議程或者背后的意識形態，只是圍繞本校是否已經做到了打擊反猶主義進行些瑣碎的拉扯。至于遭受暴力執法的學生抗議者、無法畢業的應屆學生、研究受到政治干涉的科研人員、簽證甚至綠卡被撤銷的國際學生學者，這些都不在哈佛或其他什么名牌大學的校方的優先事項上，更不用說國際和平、社會正義、“遠方的哭聲”一類空話了——哪怕高校總是熱衷于把這些詞句寫在公關文案里。

“反猶主義”當然也不過是一個靶子。在去年的文章里，我們已經分析了這一概念的復雜內涵及美國當局和部分高校管理者對這一概念的武器化，有常識的觀察者并不難分清校園抗議是在呼吁巴以和平、反對武力破壞國際法和聯合國相關決議，還是在像指控聲稱的那樣“鼓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拋開政治敘事不談，還有一些更淺顯的例子表明所謂“打擊反猶主義”無非是威權政治的掩護。辛克萊的《鵝步》專門用一整章來分析所謂的“學術排猶（The Academic Pogrom）”，即當時的名牌大學故意限制猶太學生和學者數量的歧視政策；更諷刺的是，時任哥大校長巴特勒就是一個時人皆知的反猶主義者和納粹同情者，其任內對猶太學生的錄取數量制定了限額，而一百年后哥大及美國政府則正是從以巴特勒命名的草坪開始“打擊反猶主義”的。在哥大學生抗議者、也是美國綠卡持有者哈利勒被捕引發的政治風波中，國務卿馬爾科·盧比奧聲稱國務院根據《移民和國籍法》有權撤銷任何人的永久居留資格，但該法在1952年立法之初，起草者之一帕特·麥卡倫（Pat MaCarran）聲稱其目的就是保護美國免受共產主義及“猶太利益”的滲透。那時二戰剛剛結束，剛剛推翻了納粹政權的美國人照理來說應當對反猶主義更加敏感，但在施萊克的研究中同樣發現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學校方時常以其他借口“寂靜地開除”猶太裔學生學者。

在《象牙塔不存在》的結尾，施萊克以悲哀的口吻寫道：“高校不僅沒有反抗麥卡錫主義；它還促成了那些迫害。……高校對麥卡錫主義的忠實執行捂住了一整代知識分子的嘴，吹滅了任何對冷戰官方敘事的實質抵抗。”在她看來，即便大學有時會就一些具體的人事或行政措施同當局爭論，但卻始終認可著當時美國國家對左翼知識分子和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學者的系統性迫害，而所謂學術自由或高校獨立這些抽象的概念，對大學而言首先是一份與當局談判交涉中的籌碼，其次它們更關乎大學作為機構的聲譽和自主地位，而非某些個人或群體的政治權利。高校當然不是象牙塔，高度產業化的大學不僅像企業那樣產生了組織認同、以維護自身的運作和利益為首要考慮，名牌大學還往往與政商精英的社會網絡緊密綁定在一起，教書育人本身很多時候并不是目的，而淪為了實現大學的組織利益與再生產精英網絡的手段——這便是為什么美國名校總是在招生時希望學生在簡歷中證明自己的“領導力”，但當學生真的發揮“領導力”并動員同學抗議校方政策或社會議題時，大學的回應卻成了紀律處分。

《華爾街日報》4月17日刊文指出，保守派活動家克里斯托弗·魯佛（Christopher Rufo）從意大利的共產主義革命家葛蘭西的理論中獲得了靈感，而一年半前正是魯佛領導了要求哈佛校長克勞丁·蓋伊因校內反猶主義引咎辭職的活動：在魯佛看來，既然現在的高校是進步派和左翼傳播DEI理念和覺醒文化的“陣地”，那么特朗普和萬斯的保守議程就應當圍繞大學開展“陣地戰”。在葛蘭西原本的理論中，他確實將學校與媒體、教會、工會、社團等市民社會的所有機構通通視作“意識形態陣地”，而一旦某個團體奪取了對這些陣地的控制，便能建立無須通過武力維持的思想統治，即所謂“文化霸權”——只不過，葛蘭西認為這些社會機構如今都由資產階級控制，而他站在無產階級和先鋒隊的立場上提倡了“陣地戰”。今天來看，誠然特朗普及其保守派盟友正在同傳統上相對文化自由、尊重多元和社會正義的“自由派”“進步派”或民主黨支持者們圍繞著高校展開一場文化斗爭，但高校、尤其是大學校方本身卻遠非中立，他們亦是美國資產階級文化建制的一部分，所以也許特朗普與大學和科研機構在DEI、政治正確與覺醒文化這些抽象的議題上紛爭不斷，但雙方再加上民主黨卻總是對于所謂“打擊反猶主義”、即遏制校園抗議及其政治力量享有充分的共識，一如半個世紀前，大學和麥卡錫主義同樣享有左翼知識分子的自由不屬于學術自由的共識。這是一場文化戰爭，但更像是“精英內部矛盾”，而不是什么“大學從政府手中保護學生和學者”的學術自由之戰；在這第二種戰爭里，反對戰爭、反思資本主義和美國國家政策的學生與知識分子們依舊在獨自作戰，而高校——用施萊克整本書的最后一句話來說——“學術陣線上沒有戰事（All quiet on the academic fr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