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12月，設想誰是當前“華盛頓樹敵最多的人”，恐怕沒有人會懷疑特朗普不能拔得頭籌。然而現在看來，即使是特朗普也未必能夠輕松將該頭銜納入囊中，其中原因就在于其“金主”和“部下”埃隆·馬斯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美國、全世界乃至特朗普政府內制造敵人。

馬斯克  視覺中國 資料圖

馬斯克的三類敵人

就敵意的來源劃分，馬斯克的敵人可以粗略歸為三類。其一是純粹的權力之敵。在任何政治共同體中，權力之爭都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國這樣相對開放的政治體制中，權力之爭更是常以公開方式展開。與一般的權力之爭不同，所謂純粹的權力之爭往往只涉及權力的歸屬，而較少在此之外產生太多影響。換言之，不管是“政府效率部”的實際負責人、非正式白宮顧問馬斯克，還是特朗普的絕大多數內閣部長們，他們都不反對削減行政部門的人員和預算，但這并不妨礙他們相互之間會為了誰能為上述削減拍板而爭斗。權力之爭總是零和博弈，但其具體形式仍會隨權力分配的規則的變化而變化。在“廣場”政治中，爭取多數的支持是獲得權力的最主要方式，其分配結果也相對穩定；在“宮廷”政治中，爭取上級乃至領導者的支持則是一切，其分配結果也毫無保障可言。隨著美國的權力分配在特朗普新政的沖擊下日益朝著宮廷政治演化，馬斯克在特朗普政府內圈中也勢必要持續競爭對特朗普的影響力。

其二是政策之敵。與純粹的權力之爭正好相反，政策之爭并不一定要涉及權力的歸屬，但一定涉及權力行使的政策結果。不過，考慮到權力歸屬往往會直接改變政策選擇，政策之爭往往還是會以權力歸屬的更迭而告終。不管是在特朗普政府之內還是之外，馬斯克的政策之敵都為數不少。在特朗普政府內部，馬斯克代表的是科技寡頭，他們向特朗普索要的是資本可以不受節制地擴張的權力，這與以班農為代表的“紅脖子”們偏好的經濟民粹主義存在很大區別。此前，兩者已經就H1B1簽證進行了一次交鋒，馬斯克本人也被班農稱為“真正的邪惡”。

在特朗普政府之外，馬斯克的政策之敵就更多了。從根本的政策立場上來說，馬斯克的主張就是“去政治化”，即將一切資本對勞工，多數對少數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壓迫視為無需糾正的“合理”，盡可能地減少國家對市場和社會運行的干預，乃至從根本上削弱國家，使其再無糾正的可能。就此而言，一切認為國家還有必要干預社會“自發”運行結果的人都將是馬斯克的政策之敵。

其三是國體之敵。國體之爭的焦點是權力運行的基本規則，當前馬斯克正在兩條戰線上挑戰此前美國政治運作的基本規則。小處而言，過去美國并非沒有富豪從政的先例，然而他們在表面上必須遵守包括“防止利益沖突”在內的一套規則。如果不能接受由此帶來的損失和不便，那么也可以安心作為“金主”居于幕后。然而，馬斯克一方面絲毫不愿意放棄其商業帝國，另一方面又不甘于政府“顧問”身份，直接插手行政部門的決策乃至政策執行，這使其在很多領域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例如，從五角大樓、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到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一批“政府效率部”乃至SpaceX的雇員正在直接參與部門和機構業務，同時這些機構又在將大量新合同交給SpaceX。大處而言，馬斯克又是“一元行政權力”理論的最熱情支持者，大肆鼓吹將美國的權力完全集中在特朗普統治的白宮，徹底推翻三權分立的憲法架構。

國體之爭往往與政策之爭緊密糾纏在一起，特朗普和“馬斯克們”之所以要打破現有體制，在于后者構成了他們推行自身政策的障礙。然而，雖然人數不多，也總有一部分人純粹因為馬斯克“有傷國體”而與之對立，其中可能包括部分共和黨人。與此同時，如果政策之爭中又摻雜著國體之爭，這往往會使得前者變得更加激烈、更加不可調和。對于馬斯克的反對者來說，既然馬斯克可以為推行自身的“資本放任+文化保守”而發動“革命”，那么燒毀特斯拉汽車和快充站又算得了什么呢。

此外，馬斯克還可能單純損害了一些人的利益。此前，一些新入職的美國公務員因為支持削減政府規模和開支，在大選中投了特朗普一票。此后，他們很快就成了“政府效率部”的犧牲品。在這些利益受損者之中，有的并未因此動搖對特朗普的支持，也沒有遷怒馬斯克。另一些人則改變了對削減政府一事的看法，有些則發起訴訟，指控特朗普政府“不以績效結果為依據”的解雇違法。總之，這類群體有的并未因為利益受損而成為馬斯克的敵人，有些則很快成為馬斯克的政策之敵乃至國體之敵。

馬斯克和特朗普都是彼此眼中“最好的”

在馬斯克的三類敵人之中，權力之敵相對來說最好應付，權力之爭也最容易平息。其一，對于馬斯克來說，削減聯邦政府的規模和開支是其目標，但至于削減哪一部分人員和哪一部分開支，則有些無關緊要。正是因此，對于特朗普“人事權歸于各行政部門部長，政府效率部只是提出建議”的結論，馬斯克并未表現出反對，甚至承認之前有一些“失誤”。從政府效率部的運行模式來看，馬斯克也并不希望自己親自掌控一個擁有眾多預算的龐大團隊。正因為馬斯克想要的與傳統華盛頓官僚“不一樣”，他很可能不會深陷舊式的華盛頓權力之爭。

其二，雖然看上去在華盛頓毫無根基，但是馬斯克在特朗普政府內不乏盟友。在本屆政府內部，由彼得·蒂爾、埃隆·馬斯克和大衛·薩克斯等人組成的“PayPal黨”或者“南非幫”通過親身入局和背后獻金獲得了巨大影響力。特朗普政府內的不少要員與他們關系極為密切，其中就包括副總統萬斯和商務部長盧特尼克。

其三，特朗普政府中的其他成員的權力主要來自于特朗普的授權，內生于特朗普政府，但馬斯克的權力則很大程度上來自于特朗普政府之外，來自于他個人擁有的財富、聲譽和產業。就此而言，特朗普與馬斯克更多是盟友而非“主從”，特朗普團隊內其他人的不滿與中傷不能說毫無影響，但意義有限。

至于特朗普政府內的政策之敵，對于馬斯克的殺傷可能也較為有限。從表面上看，特朗普高舉著民粹主義的大旗，是勞工階層的保護者，但從其用人和施政來看，第二屆特朗普政府恐怕是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最親資本的一屆政府。如果對標華盛頓共識，我們會發現特朗普政府僅僅是在自由貿易這一項議題上有所保留，在私有化、去規制、減稅、強調財政紀律等華盛頓共識的其他支柱上，后者都是以“將油門踩死”的勢頭迅猛推進。反觀拜登政府提出的“新華盛頓共識”，才是更為節制資本、扶植勞工的政策組合。反過來說，也正是因為特朗普團隊推出了空前“反動”的政策綱領，才吸引了馬斯克這樣的科技權貴在最終時刻的加盟。這就是所謂“寧要特朗普的關稅，也不要拜登的監管”。事實上，即使是唯一充當門面的“反對自由貿易”，也很難說特朗普有貫徹到底的決心。就職后，特朗普政府雖然仍然高舉加征關稅的大旗，但是不論在力度還是節奏上都“不及預期”。關稅鷹派的代表人物萊特希澤雖然一直忠于特朗普，但仍然不敵從華爾街來投的新貴，不僅沒有撈到財政部長等要職，甚至壓根沒有進入政府。

歸根到底，如果“馬斯克們”與“班農們”未來矛盾激化，特朗普又必須二者擇一，那么白宮一定會從何者是其再度當選的關鍵來考慮問題。從2020年大選和2022年中期選舉的結果來看，恐怕難以得出“班農們”更為重要的結論。當前在威斯康星州，正在進行歷史上最為昂貴的州最高法院選舉。在這場被視為大選后搖擺州風向標的地方選舉中，馬斯克已經投入1300萬美元，并再次祭出總統大選時用過的招數，給每位簽署請愿書反對“激進派法官”的選民發放100美元，同時每多拉到一個人簽名，還會額外獲得100美元。馬斯克控制的X平臺也在積極為共和黨候選人布拉德·希梅爾引流。正所謂“戰報會騙人，但戰線不會騙人”，共和黨的選戰打法或許表明，即使是從維護權力基礎的角度來看，馬斯克也很可能比班農更加重要。

一言以蔽之，馬斯克和特朗普都毫不掩飾他們對美國之前政治規則的蔑視，這決定了他們彼此都是對方的最佳選擇。馬斯克找不到比特朗普更好的政客，特朗普也找不到比馬斯克更愿意“赤膊上陣”的資本。只要他們共同的敵人仍然有力，特朗普和馬斯克的結合就不會輕易破裂。就此而言，恐怕難以指望馬斯克單純因特朗普集團的“內斗”而出局。

馬斯克的“命門”在哪里？

馬斯克最為棘手的敵人還是在特朗普政府之外。在政治上，馬斯克最為脆弱的地方在于，其個人的政策偏好與其權力基礎之間存在尖銳對立。雖然“科技右翼”“硅谷右轉”是美國政治中的熱詞，但是這種政治力量上的極端保守轉向主要發生在科技產業的最頂端，而非其全部。

據美國媒體報道，在2024年決心親自下場總統大選前，馬斯克曾多次在特斯拉內部咨詢高管們的政治傾向，并發現沒有人打算給特朗普投票。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讓馬斯克產生了必須更大力度干預美國政治的強烈危機感的原因。在公司的內部管理上，馬斯克一貫推行鐵腕管理，嚴厲禁止員工加入工會，更不允許罷工，但這些做法只會引發而非消除對其管理方式的批評。簡而言之，作為屈指可數的大資本寡頭的馬斯克，其政治傾向既不同于特斯拉的員工和一般高管，也不同于特斯拉的主要客戶群體，甚至可以說是截然相反。反過來說，也正是因為硅谷的“左轉”，才使得硅谷的統治者們加速“右轉”。

上述對立使得馬斯克本人成為第二屆特朗普政府在推行“百日新政”時遭遇反擊最多、受創最重者。在美國國內，特斯拉正迅速由光明新時代的象征淪為黑暗舊世界的標志，并以史無前例的速度疏遠其原本的客戶群體。截至3月中旬，自由派對特斯拉的品牌好感度已降至-35%，中間溫和派對其的好感度也降至-10%，然而保守派的好感度也不過7.5%。這一數據只是重申了一個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實：愿意購買特斯拉的人不會喜歡馬斯克的政治觀點，而喜歡馬斯克政治觀點的人則很大可能不會購買任何電動車。與主要用戶群體好感度下降相伴的是，特斯拉的銷量在美國和全球范圍內開始下降，在歐洲多國更是遭遇重挫；股票不時斷崖式下跌，已基本清空自特朗普勝選以來的漲幅；唯一有明顯上漲的是特斯拉車主的轉賣率，引發了市場對特斯拉是否能繼續讓用戶保持高品牌忠誠度的懷疑；更不用說特斯拉門店和快充站正在全美范圍內遭遇或和平或暴力的抵制。越來越多的人正在指出，在深度參與政治之后，馬斯克正從特斯拉的重大資產轉變為巨大負擔，其正在持續傷害特斯拉及其股東的利益。如果這一勢頭得不到遏制，那么未來馬斯克能否繼續掌舵特斯拉都將成為問題。

特朗普本人高調在白宮選購紅色特斯拉，司法部長邦迪公開譴責對特斯拉的襲擊“無異于國內恐怖主義”，這些做法與其說證明了白宮對馬斯克的支持，不如說展現了馬斯克本人的脆弱。

福兮禍所伏。馬斯克的權力建立在其所擁有的基于市場的財富之上，是大體外在于特朗普政府的，這給予了其在“內斗”中的重大優勢。然而又正是因為這種外在性，使得其難以被特朗普集團所擁有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力網絡所有效庇護，遂成為反對者宣泄不滿、發起反擊的明顯突破口。如果上述互動模式持續下去，馬斯克的商業帝國將會在巨大震蕩中經歷一場根基之變，逐步成為一家與特朗普政府深度綁定、興衰與共的特權企業。

然而，這樣的特權能夠長久嗎？

如果人們相信，當前美國的一系列尖銳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矛盾，均植根于三十年的全球化所導致的利益分配不均和貧富分化，那么他們也應該看到，當前特朗普政府特別是“馬斯克們”的一系列做法無異于火上澆油，只會讓美國的分配不均和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進而招致自我毀滅。畢竟，如果這一條道路走得通，那么歷史上存在的就不應該是羅斯福新政，而是第二屆胡佛政府。

當然，奇怪但又毫不奇怪的是，“馬斯克們”可能真的是這樣想的。“PayPal黨”的頭號“思想家”蒂爾就多次哀嘆，美國上一次沒有政府干預的經濟衰退，還要追溯到1920年代，這嚴重阻礙了美國的創造性毀滅。當前，隨著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政策對美國經濟的擾動不斷放大，在右翼圈子里也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談到主動制造一場衰退，以“短期傷害”促進美國的長期繁榮。馬斯克的命運，或許只能是與這一狂想休戚與共。

（肖河，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外交政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