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是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及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與澎湃新聞國際部合作推出的“同觀·德國”專欄的第68篇。2月23日，德國將舉行聯邦議院選舉，“同觀·德國”刊出系列文章，分析選前各黨選情，預判選后組閣前景。德國選擇黨很可能將在此次聯邦議院大選中成為第二大黨，但德國政治的“防火墻”機制將阻止它執政。盡管如此，如果德國主流政治精英繼續用傲慢的道德優越回避社會現實與矛盾，那么未來誰才會是德國政治的“主流”還真不好說。

自2013年成立以來，德國選擇黨（AfD，下文簡稱“選擇黨”）已經從一個以反歐元為核心政治訴求的單一議題政黨，逐步發展為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2024年，選擇黨風頭正勁，在三場東部州議會選舉中鞏固了其在德國東部地區的選舉優勢和政治影響力，并在歐洲議會層面實現了新的選舉突破，在這些選舉中均取得了得票率前兩位的戰績，甚至在圖林根州以較大優勢首次贏得州議會選舉。當地時間2月23日，德國將舉行聯邦議院選舉。選擇黨目前的民調支持率已超過20%，位居所有政黨的第二位，有望在大選中成為德國第二大黨派。

囿于德國主流政治不與極右翼政黨合作的“防火墻”機制，選擇黨在短期內參與執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其發展動向將深刻影響德國新政府的組閣前景乃至德國政治的未來走向。在德國遭遇主流政治精英“聯合絞殺”的選擇黨，為何依然能夠一直保持如此強勁的選舉勢頭？

“合法化”努力下，選擇黨越來越“正常”

由于秉持較為極端的反移民和反歐盟的政治立場，選擇黨在德國政黨政治中通常被視為政治異端，選民基礎也相對單一，這與其領導人魏德爾致力于讓選擇黨成為德國新“全民黨”的目標相悖。如何擺脫自身極端化的政治形象、贏得多元化選民群體的信任就成為選擇黨突破選舉天花板的重要議程。

為此，選擇黨作出了兩方面努力。一方面在國內層面，選擇黨近年來通過動員議題的多元化展現自身成熟的政黨形象。在選擇黨2025年德國大選的競選綱領文件中，除傳統優勢議題移民問題之外，選擇黨還將經濟、社會保障、社會安全和能源安全等議題置于競選綱領的顯著位置，且相關主張相較于以往的競選綱領更為細化，其加強邊境管控、提高犯罪打擊力度、推行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外交政策、恢復傳統能源供應減少能源成本、降低社會住房成本等政治訴求，有效回應了多數德國民眾的現實關切。此外，在2025年1月的黨代會上，選擇黨宣布將解散其官方青年組織“Junge Alternative”，該組織的政治綱領比選擇黨更為極端，曾被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列為“極端主義組織”。

另一方面，由于德國國內政治的防火墻機制相對牢固，且在歐盟層面選擇黨也因為納粹辯護等丑聞受到包括右翼民粹主義在內的絕大多數歐盟主要政黨的孤立，選擇黨轉而積極尋求跨國右翼勢力的支持，通過“曲線救黨”的方式提升自身合法性。2024年，選擇黨部分議員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幫助特朗普開展競選活動，押寶成功的選擇黨很快收到了來自大西洋彼岸的政治回報。

2024年12月，埃隆·馬斯克在社交媒體平臺高調支持選擇黨，認為只有選擇黨才能拯救德國，并在此后與魏德爾進行在線直播交流，共同宣傳右翼思想和政策綱領。

2025年1月，選擇黨聯合領導人蒂諾·克魯帕拉作為德國唯一受邀的政黨領導人參加了特朗普的總統就職典禮。2月14日，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中公開表示針對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防火墻機制不應當在民主國家有容身之處，并在會后越過德國現任總理朔爾茨，單獨與魏德爾舉行私人會晤，共同商討俄烏沖突、德國國內政策等問題。此外，2月11日，魏德爾赴布達佩斯與匈牙利總理歐爾班舉行會晤，會后，歐爾班盛贊選擇黨為“德國的未來”，這在一定程度上讓選擇黨在歐盟層面受到其他主要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孤立的困境得以改善。

在合法化的努力下，選擇黨的選民群體出現擴大化的特征，在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選擇黨在青年選民、女性選民和白領選民等群體的得票率均達到了歷史新高。此外，隨著越來越多的民眾將選擇黨視為“正常政黨”看待，民眾對選擇黨的支持已不能僅僅用“抗議性投票”解釋。事實上，選民對選擇黨右翼民粹主義立場的信任和認同感也在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民調顯示，在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51%的選擇黨選民認為支持選擇黨是出于政治認同，這一比例高于因對主流政黨失望而轉向支持選擇黨的選民比例（44%）。

吊詭的是，德國政治如今甚至出現了抗議性投票“翻轉”的跡象——民眾選擇支持主流政黨并非源于對其政策綱領的認同，而只是為了“抗議”選擇黨影響力的迅速上漲。在2024年9月的勃蘭登堡州議會選舉中，盡管勃蘭登堡州選民以75%的投票率（2019年為61%）“全民皆兵”助力社民黨以微弱優勢擊敗選擇黨。民調顯示，75%的社民黨選民表示，他們之所以在勃蘭登堡州議會選舉中選擇支持社民黨，并非出于對社民黨的信任，而只是為了阻止選擇黨在州議會選舉中再次獲勝。

政界主流的“傲慢與偏見”助力選擇黨崛起

德國主流政界回應選擇黨挑戰時的“傲慢與偏見”也是進一步助推選擇黨崛起的重要因素，這也在此次競選活動中體現得較為明顯。默茨（聯盟黨）、朔爾茨（社民黨）和哈貝克（綠黨）等主流政黨總理候選人在2月16日的電視辯論中均用“納粹”“極端主義”等負面詞匯界定選擇黨，他們在過去也曾多次為選擇黨安上了“分裂國家”“妨害社會安全”和“威脅民主”等罪名。與此同時，德國和歐洲主流媒體也在過去一年盡力挖掘魏德爾祖父輩的“納粹血緣”，希望以此削弱選擇黨的政治合法性。而對于部分德國民眾，尤其是選擇黨的選民而言，這種污名化策略只能取得適得其反的效果，體現了主流政治家在回應民眾合理訴求時的一籌莫展，只能用傲慢的道德審判工具回避自身治理能力的缺失。

事實上，選擇黨的崛起正是長期以來德國主流政治精英自己種下的苦果。他們操弄多元文化主義間接挑起少數群體與白人群體的對立，采取開放寬松的移民政策助長少數族裔與本土民眾的矛盾，卻始終無法采取有效措施推進社會融合、彌合社會分歧和維護社會治安，犯罪率的激增激發本國民眾的社會不安全感。在短短一年內，杜伊斯堡、曼海姆、索林根、柏林、馬格德堡、慕尼黑、斯圖加特等地均出現移民為嫌疑人的惡性襲擊事件。2023年，北威州向警方報警的209起輪奸案中，超過75%的犯罪嫌疑人具有移民血統。

此外，德國主流政黨的“防火墻”機制是民主制度的合法防御機制還是對民主權利的壓制也引發了廣泛爭議。在黑森州和圖林根州議會，德國主流政黨臨時修改議會規則以防止選擇黨議員進入情報委員會等重要機構，選擇黨對此極為不滿，認為這是破壞議會民主程序和對民主反對派合法權利的壓制。此外，德國不斷加強在社交媒體中對右翼言論的審查與禁令也導致部分右翼人士質疑是否過度擴大了“極端言論”的界定范圍，限制合法政治表達。

這一系列問題讓部分德國普通民眾產生困惑：“分裂國家”“妨害社會安全”和“威脅民主”的究竟是德國選擇黨還是德國主流政客？為什么只是提出自己的合理訴求，就要被主流政客貼上“極端主義者”甚至“納粹分子”的標簽？難道支持選擇黨的五分之一德國民眾都是納粹分子？正如魏德爾在2月16日電視辯論中對其他主流政黨總理候選人的回應：“今晚你們可以在這里隨意辱罵我。你們在辱罵數百萬選民……我是這些選民的代表。”

難以參政但將深刻影響德國政治的未來走向

2025年德國大選后，盡管選擇黨幾無可能進入執政聯盟參政，但其依然有能力深刻影響德國政治的未來走向。一方面，一旦聯盟黨和社民黨的得票率無法超過50%，聯盟黨或將選擇綠黨作為第三黨執政伙伴組成“黑紅綠”執政聯盟，而聯盟黨和綠黨在移民、氣候等諸多重要議題上的立場差距過大，這種以政治極化應對選擇黨的組閣方式無異于飲鴆止渴，上屆交通燈政府的執政危機或將重現。

另一方面，若自民黨等黨派無法達到進入聯邦議院所需的5%的得票率門檻，那么選擇黨和左翼保守主義的“薩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理性與正義”（瓦盟，BSW）則有機會在新一屆聯邦議院共同贏得超過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議席數，其對于憲法修正案、立法和移民、氣候和俄烏沖突等重要政治議程的影響能力將大大提升。

以移民議題為例，在選擇黨的支持下，默茨領導的聯盟黨于1月底推動的收緊移民政策的動議在聯邦議院得以通過。由此可見，選擇黨無需參與執政也有望讓自身部分政治訴求滲透進未來德國新政府的執政協議綱領中。

正是因為忌憚選擇黨持續上升的政治影響力，從2024年至今，德國聯邦議院的部分議員從未放棄取締選擇黨的努力，但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即使選擇黨在德國政治版圖中徹底消失，驅動其崛起的一系列根源性問題也不會消失，在西方國家整體政治右轉的大環境下，這些問題的重要性正與日俱增。若此時德國主流政黨繼續沉溺于“防火墻”有效性的自我感動，用傲慢的道德優越回避社會現實與矛盾，用扭曲的政治正確掩飾自身政治綱領的空洞，而不是在選擇黨的政治挑戰中真正汲取教訓，以切實有效的政策直接回應民眾的合理訴求，重塑社會和政治共識，那么或許在未來，魏德爾對支持者說的那句“讓德國再次偉大”，將不再是刻意模仿特朗普主義的競選口號，而是成為一曲昭示政治變革的預言。 

（玄理，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