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德與西德趨同已不再可期

圍繞著德國選擇黨以及2024年新成立的莎拉聯盟（BSW），2024年產生了德國社會日漸分裂最為典型的例子：兩黨支持率靠前的地區，基本與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版圖輪廓重疊，已然成為歷史的東西德分界線在德國統一34年之后再度浮現（參見：《德國政治年中盤點與展望②：又一個“東德黨”與未來政治發展新選擇》）。在2024年6月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德國選擇黨成為除柏林之外的東德幾乎所有地市的第一大黨，而莎拉聯盟則一舉成為東德多數地市的第三大黨；在9月份進行的三個東部聯邦州圖林根州、薩克森州和勃蘭登堡州的選舉中，德國選擇黨和莎拉聯盟幾乎重復了之前的勝利。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16日，德國柏林，德國國會大廈上飄揚著德國國旗。視覺中國 圖

雖然在政治光譜中屬于極端右翼民粹勢力的德國選擇黨是一個全國性的政黨，但是不容否認的是，它在東部的支持率遠遠高于西部：在2021年的聯邦議院選舉中，德國選擇黨在西部的支持率為8.2%，在東部為19.1%；在202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德國選擇黨在全國的支持率為15.9%，但是在除柏林之外的東部聯邦州，它在幾乎所有地市的得票率都在30%上下，在薩克森州的格爾利茨（G?rlitz）甚至獲得40.1%選民的支持。也就是說，從政治意見表達來看，事實上存在著東西部兩個德國社會。

德國東西部——或者用政治正確的德國政治術語來說：新聯邦州和老聯邦州——之間存在著種種差異，這并不是一個新現象和新話題。德國政界、輿論、社會和學界也曾經片段性地給出了多種解釋，比如東德“全球化輸家論”、“民主經驗缺乏論”、“威權式教育論”等，其中又以萊比錫大學日耳曼文學學者迪爾克?奧施曼（Dirk Oschmann）2023年在《西德發明東德》（Der Osten: eine westdeutsche Erfindung）一書中提供的觀點最為轟動（參見：《把脈上半年德國③：暢銷書冠軍與“東德問題”》 ）：統一后德國公共話語中的所謂“東德”在統一之前并不存在，而是統一后西德的“他者化”話語塑造出來的、被指認的集體身份認同；對于東德人來說，統一以來的歷史基本等同于被殖民化的歷史。

從學理上來說，奧施曼的觀點強調“東德”為“西德”觀念所建構的對立面，否認了事實存在的東西德差異、否定了事實存在的東德獨特的生活經驗，更接近于基于情感層面的東德“傷痕文學”寫作，而無法成為東德自身發展的總體性解釋框架。

以上對于東西德差異解釋的共性在于，東德是那個異乎規范（Norm）的被研究對象，因而東德研究等同于論證不規范（Anomalie）的產生機制。也就是說，奧施曼對西德主流話語的控訴也與主流話語出自同樣的邏輯。德國學界能否為德國社會的東西部差異提供更為有力的解釋？

近年來，洪堡大學社會學家施特芬?毛（Steffen Mau）憑借對東部社會問題的分析引發學界和社會的廣泛關注。他在2024年的新作《不平等的統一：為什么東部仍舊不一樣》（Ungleich vereint. Warum der Osten anders bleibt）中基于對東德社會“深層結構”的社會學研究，做出了新的判斷：東德某些“基本的文化和社會形態正在固化”，[i] 一種“持久存在的差異性”（bleibende Unterschiedlichkeit）[ii]可能正在形成。“隨著離德國統一的時間越來越久遠，消除或拋開分歧或簡單地迎頭趕上變得越來越不可能；在許多領域，（東德與西德）趨同已不再可期”。[iii]

這是一個嚴肅而沉重的斷語，推翻了單元模式的“追趕式現代化”理論，以歷史性的視角對德國統一的主流敘事提出了反敘事。唯有正視統一后東德社會的歷史經驗，而且在統一后走上不同發展道路的事實，才能理解和應對德國社會的分裂。

施特芬?毛從三個維度分析或者定義“東德特性”的社會結構和心理狀態：前民主德國的印記、統一和轉型的經驗以及由此形成的自己的發展路徑。特性的固化首先是“斷裂”的結果，而斷裂經常是隱性而非顯性的，其原因可以歸結為前民主德國的經驗、統一和轉型的經驗以及兩者的相互關聯，以及一些甚至在民主德國建國之前就存在的歷史因素如文化（比如教會的作用）、人口結構、社會經濟結構（比如多數人屬于勞動階層）等。施特芬?毛使用了醫學術語的隱喻：“斷裂”（Fraktur，原意為“骨折”）后，身體的自療機制是在骨折處形成結締組織即“骨化”（Ossifikation）。[iv] 這個自療的“骨化”——在字面上也是一個對“東德佬（Ossi）化”的戲仿——就是東德特性的固化。

在論證東德向西德看齊、模仿西德的“追趕式現代化”理論為什么不再具有現實性的時候，施特芬?毛重點從社會結構、人口結構、文化等方面，說明東德和西德社會不同構。

從社會結構來看，西德社會是中產社會；東德社會是普通勞工階層社會，缺乏經濟和教育的中產階層和現代專業技術人才。這種差別在私人財富積累方面表現尤為明顯：全德國的遺產稅僅有2%繳自東德地區（柏林除外）！[v] 轉型時期對東德社會結構的影響又起到了極為負面的作用，大規模的去工業化、失業、提前退休等，造成前民主德國時期的社會結構向上發展受到了阻斷，社會高級職位多為西德人占據，而且這種不平等甚至代際傳遞到了統一后出生的東德人。

從人口結構來看，東德地區的人口從1947年就開始持續萎縮，統一后人口流失加速（除柏林外，東德人口流失了15%，而西德人口在同一時期增長了10%），如今人口總數已經跌至1905年的水平。而隨著年輕人、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逐漸移居西部，出生率的暴跌，外來移民比例遠低于西德水平，東德尤其是農村地區的人口未來可能會面臨更為糟糕的局面，東德實實在在成為一個“純粹德國人”為主體的社會。

東德女性外流造成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社會學家卡佳?莎樂美（Katja Salomo）在研究了圖林根州的農村地區之后，提出人口流失、老齡化和女性外流造成了東德“人口結構的同質化”。[vi]德國選擇黨作為一個男性黨員比例超過80%的政黨，其反女權主義、反非傳統的性別角色、反文化自由主義等政治傾向可以從男性角色的危機反應中得到解釋。

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施特芬?毛認為形成了一種“作為獨特的文化和闡釋空間的東德”。“追趕式現代化”理論認為東德在制度上與西德一致之后，在文化上也應該逐漸接近西德、褪去前民主德國的印記。研究表明，這種文化趨同僅僅部分發生，東西德之間仍舊存在著顯著的區別——施特芬?毛稱之為“有區別的闡釋文化”（distinktive Deutungskulturen），而且無關經濟條件和社會化環境。比如，西德認為統一業已完成，東德人仍舊生活在統一的影響之下；東西德對于性別角色、有子女的女性就業、外來移民等觀念不同，而且呈現出代際傳遞的特點；東德人對俄羅斯的態度、對于俄烏沖突可能波及德國安全的擔心等不同于西德，等等。[vii]

“斷裂說”可以用來解釋，有過斷裂和損失經驗的社會傾向于回避重復曾經經歷過的負面經驗。所以在危機時刻，東德人的反應可能比西德人更為敏感和激烈，平時隱性的“有區別的闡釋文化”——也可以說是“價值觀”——啟動，差異隨之顯現。

施特芬?毛認為：東德在兩德統一之前的短暫時期，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民主化經驗，尤其是基層民主的實踐。但是在統一的過程以及統一后的秩序安排顯然是按照“追趕式現代化”的敘事和路線圖進行，東德經驗在其中毫無意義，移植的西德政黨和議會民主制度才是終極目標。很顯然，西德戰后的民主化模式在東德遭遇了不同的歷史語境和經驗，東德人對于政黨和議會民主制度產生了嚴肅的“代表和信任危機”。基于東德的歷史經驗，施特芬?毛提出設立基層民主形式的“公民委員會”（Bürgerrat）[viii]制度，作為“（政治）參與的實驗室”[ix]。

德國統一34年之后，德國社會，尤其是以西德人為主的精英，有沒有政治勇氣，開啟“德國統一再出發”、彌合社會分裂的新進程？

“失”：晚期現代社會的邏輯

德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究竟是特殊語境下的德國式危機如所謂的“德國模式破產說”，還是在更為普遍意義上的某種表征？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安德雷亞斯?萊克維茨（Andreas Reckwitz）——他和施特芬?毛是洪堡大學的同事——從德國的亂象中看到了現代社會、尤其是晚期現代社會的內在問題。

這個內在問題，可以用“失”（德文：Verlust；英文：Loss）來概括，這也是萊克維茨最新專著的標題：《失：現代社會的基本問題》（Verlust. Ein Grundproblem der Moderne）[x]。在他看來，無論是伴隨環境問題的抗議運動、民粹主義的興起、懷舊風潮，還是新冠疫情中對社會“韌性”的發現等，這些人類社會、尤其是西方社會出現的現象多與“失的體驗”相關：人們預見到即將到來的“失”，回憶起曾經遭受的“失”，發展出政治和文化的機制來應對“失”的體驗，[xi] 這不僅僅是一種保守主義的體驗和訴求。他認為，從18世紀進入現代以來，“失”始終伴隨著“得”，即對于進步、發展等面向未來的信念，可謂現代社會的另一面。現代社會的“失”因而不再是個人問題、個人體驗，而是社會現象。現代社會不但發展出了“失”的處理機制，而且發展出了“失”的敘事機制，即何種“失”可以言說（或者被禁言）。

現代社會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從19世紀的資產階級現代社會、20世紀的工業現代社會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晚期現代社會，每一個時期“失”的動態都不盡相同。“對于 19 世紀的資產階級現代社會而言，農業社會、封建社會、宗教社會和共同體社會的逐漸消亡是‘失’的體驗的一個突出來源，就連祛魅和世俗化的知識話語里也是如此。”[xii] 在20世紀初以來的工業現代社會里，個人讓位于大眾，有組織的現代社會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極權與暴力，社會機制性強迫產生“失”。然而，福利國家也意味著預防“失”的措施。

到了晚期現代社會，萊克維茨認為一方面社會對“失”更為敏感，比如不再一味排斥“失”，而開始從心理、文化和政治方面進行應對，比如重視創傷研究、文化遺產保護、大屠殺研究等；另一方面，“失”的體驗又在激化。其中與此前的工業社會有著本質區別的是，“在后工業社會中從根本上消失并因此成為‘失’的體驗對象的，是那些構成工業現代社會的結構性特征，很多人曾從中受益：工業社會的消失也意味著工人階級文化、繁榮的工業城市、中產階級社會、‘人人平等’的福利國家、家長制的秩序和主導的民族國家文化的消失”。[xiii] 晚期現代社會對于未來“進步”的信念也明顯下降，政治烏托邦的想象消失。

簡單說來，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主要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經歷了曾經成功的經驗、美好的生活“失”的過程，這也是一種地位、意義和權力的喪失。所謂的“全球化輸家”現象即由此而生。萊克維茨告訴我們，隨著“失”的增加，晚期現代社會存在著結構性的民粹化傾向：“可以說，某些群體實際的或感知的‘失’構成了原料，民粹主義行為將之轉化為政治提議。在理想情況下，對‘失’的感知會一再獲得養料。而模范的社會狀態并非存在于烏托邦式的未來，而是存在于半真實半想象的過去。”[xiv] “民粹主義是一筆圍繞著‘失’展開的生意。”[xv]

萊克維茨貢獻了一部2024年的德國和西方社會急需的分析。如果認識到了晚期現代社會在“失”的意義上與此前的質變，我們可能會發展出新的闡釋和應對方式。比如，對德國年輕選民在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表現出與2019年上一次選舉完全不同的政治傾向，我們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這次選舉中，19至24歲年齡段的選民對德國選擇黨的支持率增加了11%，達到了16%，這是所有政黨在這一年齡段選民中所獲得的最高增長率。相比之下，綠黨的支持率則暴跌了23%，僅剩11%。也就是說，一度吸引全歐洲青少年走上街頭的環境議題似乎不再是德國年輕一代的關注重點。[xvi] 但是，從“失”的角度來看，這并不能說明年輕選民從左傾轉向右傾，而是對于環境問題可能造成的“失”的恐懼已經讓位于經濟和移民問題可能造成的“失”。

當然，萊克維茨的理論分析并不能作為政治行動指南。當下的德國，很難擺脫從“失”的角度看待未來。

（胡春春，上海外國語大學歐洲研究所執行所長）

注釋：

[i] Steffen Mau, Ungleich vereint. Warum der Osten anders bleibt,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24, S. 11.

[ii] 同上，第18頁。

[iii] 同上，第19-20頁。

[iv] 同上，第20頁。

[v] 同上，第23頁。

[vi] 同上，第30頁。

[vii] 同上，第31-36頁。

[viii] 同上，第133頁。

[ix] 同上，第129頁。

[x] Andreas Reckwitz, Verlust. Ein Grundproblem der Moderne,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24. 此前，萊克維茨還發表了相關的文章：Andreas Reckwitz, Auf dem Weg zu einer Soziologie des Verlusts, Soziopolis: Gesellschaft beobachten, 2021, https://nbn-resolving.org/urn:nbn:de:0168-ssoar-80750-2; Andreas Reckwitz, Verlust und Moderne – eine Kartierung, Merkur, Heft 872/Jahrgang 76, 2022, S. 5-21.

[xi] Andreas Reckwitz, Verlust. Ein Grundproblem der Moderne,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24, S. 14.

[xii] Andreas Reckwitz, Auf dem Weg zu einer Soziologie des Verlusts, Soziopolis: Gesellschaft beobachten, 2021, https://nbn-resolving.org/urn:nbn:de:0168-ssoar-80750-2.

[xiii] 同上。

[xiv] 轉引自：Martin Hubert, Grundprobleme der Moderne, 14.10.2024, https://bilder.deutschlandfunk.de/48/95/52/a8/489552a8-4aa8-40b1-84ec-c602d0735b1c/andreas-reckwitz-verlust-100.pdf.

[xv] Andreas Reckwitz, Verlust. Ein Grundproblem der Moderne,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24, S. 12.

[xvi] Dominik Bath, Jugendforscher: “Klimaschutz war nicht das zentrale Thema”, 10.06.2024, https://www.morgenpost.de/politik/article242548442/Jugendforscher-Klimaschutz-war-nicht-das-zentrale-Them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