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1月9日，由來自中國多所頂尖高校與智庫專家學者聯合撰寫的研究報告——《多極化世界中的中歐關系》在北京舉行發布會，同時還舉行了“中國歐洲研究智庫網絡”成立儀式。

盡管近一個時期的中歐關系由于歐方“去風險”的論調和措施而不時陰云籠罩，但在單邊主義盛行、全球經貿合作震蕩、地區沖突延宕不決、核風險加劇、應對氣候變化日益緊迫等背景下，中歐在很多領域仍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與合作需求。該報告也正是希望在“百年變局”和“時代轉折”的關鍵節點上，為當前的中歐關系勾勒出一個基本輪廓，并引發對中歐關系所處環境、獨有的性質、發展動力以及變化規律等問題的深入思考。

報告發布之際，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已刊出由五位參與報告撰寫的專家結合報告內容對中歐關系展開的深入討論。今天刊出的是北京外國語大學歐盟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教授為報告撰寫的前言。

崔洪建教授（右一）在“多極化世界中的中歐關系”研究報告發布會上講話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充滿劇烈變化的世界中。這些變化帶來的挑戰除了頻發的地緣沖突、停滯的世界經濟和極端的天氣變化外，最難以應對的是人類社會正面臨一種可怕的知識斷層和認知斷裂的危機。現有的知識體系已難以對當前的復雜變化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日益嚴重的代際矛盾還在國家和社會內部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知識斷層現象。疫情對人際和國際關系產生的疤痕效應尚未完全消除，與“地緣政治回歸”現象相伴生的身份政治又不斷強化，地球村正在分裂，世界依然是平的但有些地方正在重起高墻，“世界公民”的身份認知也不再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產物，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強烈的國家、民族和本土認同。不同國家和群體之間仍在堅持對話和溝通，但達成共識的目標往往被各執己見的結果所終結。因此正在出現的普遍的不安全感不僅僅是對生存、發展困境和代際鴻溝的憂慮，也是對由于缺乏有效溝通而產生的孤立封閉狀態，以及隨之而來的相互誤解、排斥和敵意的恐懼。

我們都試圖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努力駕馭變化并塑造未來。這些努力包括逐漸失去對經濟全球化的信心，視自由貿易和開放經濟為“天真”并不斷遠離它們；也包括在發展和安全兩種需求之間尋找一種新的平衡，來繼續維護全球分工能夠帶來的共同利益；有些國家采取激烈斗爭的方式試圖打破格局并重建秩序，也有些國家仍堅持通過溫和漸進的路徑來迎接變化并改良現實。無論出于何種意愿采取何種方式，如果抱著自身利益至上、零和博弈的邏輯，并采取拒絕相互溝通的方式，只會讓變化更加難以駕馭甚至出現事與愿違的后果。眼前世界的動蕩和混亂正不斷地證明著這一點。

身處充滿變化和困惑的世界，中國和歐洲這對伙伴迫切需要通過對話去找到重新認識世界、自己和彼此的正確方式，進而明確問題所在并通過合作而非訴諸競爭和對抗去尋求共同的解決方案。這不僅是因為盡管有所下降但中歐之間仍有每天高達20億歐元的雙邊貿易額，也不僅是因為在過去近五十年中盡管時有摩擦和分歧，中歐關系仍然是雙方相向而行利益共同的值得驕傲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中歐需要在世界變亂交織之際激發出對話與合作的潛力，讓雙方都意識到它們不僅能夠共同為世界貢獻增長和繁榮，也能夠合力為世界提供更多實現和平、改進治理和消弭分歧的可行方案，同時能夠為人類社會最終克服知識斷層和認知斷裂危機提供一個可靠的樣本。在時代變化賦予的巨大責任面前，除了對話與合作，中歐別無選擇。

盡管現狀并不總是令人滿意并且會不斷地消磨理想，作為長期從事歐洲問題研究并非常希望和歐洲同行保持持續對話和深入交流的中國學者，我和我的中國同事們一致認為，對于人類進步的所有期待、關于歐洲的所有印象和中歐關系的所有認知都不允許我們輕易地向現實妥協。因此來自中國最具代表性的高校和智庫的歐洲研究者們，立意建設一個中國歐洲研究智庫網絡，希望通過我們的共同努力來呈現中國研究界對歐洲的全面認知和對中歐關系的深刻關注，并以寫作并發布研究報告的方式為與歐洲同行進行持續交流提供一個載體，為歐洲提升“中國能力”提供有益的幫助。

我們推出的第一部報告，是希望在“百年變局”和“時代轉折”的關鍵節點上，為當前的中歐關系勾勒出一個基本輪廓并引發出對這對重要雙邊關系所處的環境、獨有的性質、發展的動力以及變化的規律等問題的深入思考。

通過長期的觀察和思考以及為期近一年的寫作，我們力圖在報告中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中歐所處的時代環境和觀念形態變化如何影響雙方的自我及相互認知？

中歐如何在經濟變局中從更高層面去尋找利益共同的新格局和新模式？

以及地緣政治如何在中歐之間制造分歧的同時又在提供增進理解和共識的機遇？

一、明確時代變化的主題和方向、中歐關系承受的環境變化壓力和應具備的相互認知能力是理解中歐關系的首要問題。

我們將對這個首要問題的討論放在報告的開篇，分別呈現在“世界政治中的中歐關系”“歐盟的多極化認知與中歐多邊主義合作”以及“相互認知與制度差異：破除中歐之間的心理障礙”等三篇文章中，從世界政治觀念和經濟形態變化、中歐的世界觀秩序觀比較以及中歐相互認知變化三個角度，展示出中歐關系的復雜內涵和廣泛外延，探索中歐關系與觀念、歷史和世界變化之間的關聯性，分析影響中歐關系變化的多維度多層面的復雜因素。

在有關世界政治因素的討論中，作者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出發，觀察到在新自由主義興衰下世界市場邏輯的變化，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分化和國際貿易性質的轉變，并對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以及多元主義等激蕩當今歐洲的重大政治現象進行了嚴肅的討論，得出“中國和歐洲在同樣的世界政治框架下面對同樣的思想動蕩與結構轉換，兩者的價值觀念與利益訴求既存在巨大的共識，又包含著復雜的差異”的結論，并對中歐關系寄予了“只有深入洞察當前世界政治中的‘過程性結構’，即政治演化中的主導性力量，才能避免對舊有概念和框架的固執和保守，并迎來一個真正的進步的變革前景”的理性期待。

對世界格局多極化以及多邊主義的認知恰恰揭示了中歐之間“既存在巨大共識，又包含復雜差異”的現象。在有關多極化與多邊主義的討論中，作者對歐盟的認知歷程進行了詳盡梳理并不無尖銳地指出，盡管歐洲試圖維護對多極化認知的連續性和完整性，但在不同歷史時期，在內外政治目標、國際地區形勢以及對外話語敘事變化的影響下，歐洲也經歷了從拒絕到反思到部分接受再到重新解讀的曲折過程，并在此過程中不斷尋求與“多邊主義”這一歐盟重要話語體系的對接。對多極化與多邊主義進行探討的現實意義是，盡管中歐在共有概念下對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的變化方向有不同的理解和詮釋，但反對單極世界和霸權主義可以成為雙方的共同目標，雙方已有的多邊主義合作基礎和正在出現的尋求戰略共識需求可以成為實現共同目標的動力。

同樣反映出中歐在觀念和認知領域復雜關系的是雙方如何對待相互認知和制度差異的問題。近年來，中國發生的迅速變化不斷突破歐洲的認知范圍、歷史經驗和政治預期，在歐洲復雜的政治心態和輿論生態作用下，又不斷生成好奇、贊賞、困惑、疑慮等更為復雜的對華認知，進而直接影響到歐洲精英們的政策邏輯和行為方式，似乎為歐盟形成對華政策的“一個聲音”并向“制度競爭”方向制定政策提供了某種認知基礎，但在現實中卻引發巨大的利益分歧并激發出歐洲各國對華認知和政策的多樣性。在對華認知變化的后面，是部分歐洲輿論對國際格局深刻變化和中國堅持自身道路的不適應、不接受但又難以逆轉的復雜心態，成為中歐必須共同努力加以破除的心理障礙。

二、認清共同利益的基本格局并實現可持續發展是維護中歐關系經濟基礎的前提。

報告收官之時，正逢歐盟決意對中國產電動車征收為期五年的反補貼關稅之際，這也成為中歐經貿關系正從優勢互補型合作轉向合作與競爭并存狀態進而需要實現更高水平合作的關鍵節點。

在“合作與競爭并存的中歐經貿關系”一文中，作者采用綜合研究方法和大量詳實數據，系統分析了中歐在貿易、投資和產業領域的關系現狀，指出歐盟提出的對華“去風險”政策產生的影響，并著重分析了中歐在電動車領域出現爭端的來龍去脈。在對地緣政治變化和競爭力因素的根源進行分析后，得出了中歐經貿不可能脫鉤、尋求綠色數字新領域突破、探討共贏合作升級方案的結論。

在“歐盟供應鏈安全戰略及其對中歐關系的影響”一文中，作者在對歐盟供應鏈安全戰略進行詳盡剖析的基礎上，揭示出中歐經貿關系在當前地緣經濟轉型和地緣政治沖擊下的極端復雜態勢，為認識中歐經貿合作應攜手應對共同挑戰而非視彼此為威脅的緊迫性、必要性和現實性提供了一個生動、直觀和詳實的注解。

三、共同合理有效地應對地緣政治變化及其震蕩沖擊，是時代和格局變化賦予中歐關系的新挑戰和新機遇。

如何認識地緣政治的劇烈變化并應對其產生的震蕩沖擊效應，不僅是當今世界面臨的嚴峻挑戰，也是中歐關系面臨的新的重大課題。

報告中的“中歐對當前地緣政治危機的共識與分歧”一文，從中歐對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以及南海問題三個熱點問題的各自形勢判斷和政策立場分析入手，對雙方在地緣沖突問題上的現實利益考慮、復雜的政策制定和實施環境以及政策后果等要素進行了比較研究和分析，得出的基本結論是盡管在是否結盟應對、是否在危機或沖突的歷史因素、現地狀態和未來安全架構之間形成前后一致立場、是否堅持和平方式主導尋求局勢降溫等方面，中歐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但中歐在反對使用核武器發動核戰爭、中國和一些歐洲國家在傾向政治解決、維持平衡立場以及尋求包容性的地區安全架構等方面也有明顯的共識，并且隨著局勢的進一步升級或蔓延，中歐之間的共識具有越來越大的拓展空間。同時在烏克蘭危機與巴以沖突之間，中歐對后者的共識顯然遠大于前者。

在應對地緣政治挑戰現實案例的背后，是中歐雙方安全觀念的變化和表達。“兩場沖突下的歐洲安全觀嬗變”一文對冷戰結束以來歐洲安全觀的歷史沿革進行了嚴謹的梳理，從戰爭與和平、發展與安全、實力與安全等維度分析了變化的原因，并聚焦當前在面對烏克蘭危機和巴以沖突兩場地緣政治對抗同時爆發并延宕的背景下，由“戰爭觀”、“實力觀”、“國際觀”和“秩序觀”等因素共同構成的歐洲安全觀的變化，認為歐洲要樹立起正確、合理并且可持續的安全觀并付諸實踐，就需要在安全與發展、歐盟與成員國之間權能分配、戰略自主與對美國的安全依賴以及全球治理與安全治理等諸要素之間樹立新觀念、建設新體系并實現再平衡。

從應對挑戰的現實政策比較分析到歐洲安全觀念變化的梳理總結，報告有關中歐應對地緣政治挑戰的討論更具雄心，希望著眼于當前及未來，提出“中歐安全對話與合作：基礎、路徑與挑戰”的問題。安全觀念和愿景共享、共同的現實需求以及不存在重大地緣戰略沖突為中歐開展深入的安全對話和務實的安全合作提供了基礎。盡管中歐在安全觀念、威脅認知、行動方案、現實能力及外部環境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但可以在核不擴散與軍備控制、聯合國框架下的維和行動、反恐、反海盜及反跨國犯罪、數字與網絡安全、氣候與能源安全以及地區熱點問題解決等六大領域深入探討開展對話與合作的可行性，通過機制建設與探討共同行動方案來不斷增進戰略和安全互信，將安全領域作為中歐關系實現觀念對接、機制更新升級、履行共同責任的新的增長點，讓雙方成為名副其實的戰略伙伴。

四、既要立足現實不斷應對好當前變化產生的諸如維護能源安全這樣的新問題，又要面向未來推進雙方在綠色和數字轉型領域的共識和行動方案，這是中歐關系將歷史成功經驗和未來遠大前景之間緊密聯結起來的不可錯失的重大機遇。

“中歐在能源安全與綠色轉型領域的合作空間”與“中歐在數字領域的合作與競爭”兩篇文章，分別從不同領域出發但得出了極為相似的如下結論：在新興發展領域擺脫“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的消極影響，鞏固并提升合作意愿、不斷探索互利合作新模式，在規則規制、安全治理和技術產能方面進行深入對話并把握住可能稍縱即逝的合作機遇。能源、綠色與數字領域的升級轉型不僅將改變中歐經貿關系的既有形態，也將為雙方超越當前合作與競爭并存的格局，最終為實現未來更高水平、更可持續的合作新格局鋪平現實道路。

報告封面

出于學者們本能的問題意識，報告不尋求統一的結構和邏輯，而是寫作者出于各自的研究興趣和關注領域從某個側面或局部去進入中歐關系這個豐富的體系。但出于對歐洲的深入了解和對中歐關系變化全面而現實的關切，報告最終又呈現出寫作者們對當前歐洲和中歐關系變化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印證的全景式掃描。據此可以得出的基本結論包括：

1. 中歐關系的當前變化是世界政治演進、認知邏輯變化、經濟格局重組和地緣秩序轉型等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的產物，無論是中歐關系的穩定、調整還是重塑都需要系統性的解決方案。

2. 世界格局朝向多極化方向演化的巨大不確定性和經濟全球化正在經歷的階段性調整，是當前中歐關系的主要國際環境，也是內外壓力的主要來源。適應國際環境的巨大變化并不斷化解內外壓力，成為中歐面臨的共同挑戰。從應對共同挑戰而不是相互視為威脅出發去保持動力并挖掘潛力，是中歐關系實現穩定向前的重要觀念前提。

3. 盡管受到逆全球化等復雜因素的沖擊，經濟領域依然是中歐之間最強大的利益交集，是最能體現中歐關系韌性的方面。推動經濟全球化向普惠包容新階段轉進，符合中歐的各自利益和共同利益。中歐經貿關系的可持續發展需要解決的不是要不要“去風險”的問題，而是要為共同管控風險、建立新的合作模式尋找解決方案。歐洲方面現在更應當關注的，不是在貿易救濟、投資審查、產業政策方面去確立規則主導權并試圖通過稅收、罰款、訴訟或行政干預等工具將其強加于中方，而是認真地思考自身利益所在及與中國的利益交集，并和中方就規則對接和互洽進行深入的對話。

4. 中歐都不同程度地承受著地緣政治劇烈變化帶來的風險、損失和挑戰，一個愈發“地緣政治化”甚至陷入集團式對抗的世界，不符合共同利益植根于和平國際環境與國際秩序漸進改革進程的中國和歐洲。中歐應當首先在觀念層面確立視彼此為安全伙伴而非對手的牢固共識，進而通過激活并更新對話機制，就尋求安全關切與發展需求之間平衡、拓展沖突預防與危機管理空間，以及在亞歐地區建設綜合、合作、共同及可持續的安全架構等議題進行深入探討。同時，中歐應提升就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及其他現實或潛在的地區熱點問題的對話頻率和交流深度，在積累共識的同時不斷產出具體可見可持續的成果。

5. 前景難測的世界變化需要中歐作為建設性力量發揮創造性作用。維護并加強常態化、可拓展和可持續的人文交流和知識對話，是確保中歐雙方在變局面前增進相互理解、避免認知偏差和尋求共同解決方案的重要基礎和前提。中歐都面臨著“to get Europe/China right”的緊迫任務，但建立和提升中國/歐洲能力（China/Europe Competence）的重要前提是共享知識和經驗，并對相互差異保持合理的開放與包容。只有保持對話交流的方向和知識創新的活力，才能從根本上為中歐關系實現創造性發展提供底層邏輯，在增強自身韌性的同時為困頓的世界提供更多示范和信心。

（該報告“前言”原標題為“世界需要更具建設性和創造性的中歐關系”，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