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絕學”，指的是既面臨著失傳危險、從事研究的學者人數較少，又事關文化積淀、民族記憶與歷史傳承的學問。如果這些瀕臨斷絕的學問真的失傳，將使我們丟失大量古代中國留下的寶貴歷史文化遺產，進而失去理解和解釋中國古代文明的能力。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不管是與國際接軌的深入程度，還是傳承絕學的資源、能力，中國學界都有了長足進步。《上海書評》推出“絕學傳薪”訪談系列，請四位在不同領域有深厚造詣的學者，呈現他們的學術理解和學術成果。相信通過中國學者的不懈努力，這些或將成為“絕學”的學問會煥發出新的生命和活力。

絕學傳薪︱吳元豐談滿語、滿文檔案與清史研究（上）

本文為“絕學傳薪︱吳元豐談滿語、滿文檔案與清史研究”下篇。

到二十世紀下半葉，國內懂滿語的人已十分有限，清代留下的大量滿文檔案能夠看懂的人很少，無法開展整理編目和翻譯研究，國家亟需培養滿文人才。1975年，經周恩來總理特批在故宮博物院開設“滿文班”。招收學員時，考慮到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錫伯族所使用的語言文字與滿語文基本相同，決定招收六名錫伯族學員。恰好高中畢業的吳元豐經過層層選拔被錄取，在故宮博物院“滿文班”接受了為期三年的嚴格培訓，畢業后進入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專門從事清代滿文檔案工作。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后來劃歸國家檔案局，改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是世界上現存滿文檔案數量最多的機構，約兩百萬件。吳元豐初進館時，面對的是卷軼浩繁、未曾詳細編目的滿文檔案，有兩個機遇為他日后較為全面地掌握檔案資料情況打下基礎：

一次是明清檔案部搬家，從故宮東華門內側的國史館搬到西華門內側新落成的辦公大樓，檔案資料全靠人工搬運。搬運前有必要的準備工作，特別是大量檔案和圖書的打包裝箱。吳元豐和另一位男同學被安排到位于內閣大堂的資料室捆書，整整干了三個月，才把書捆完，也熟悉了古籍圖書的保存狀況。

第二次是搬到新館不久，他主動向領導請纓，愿進庫完成滿文檔案的摸底任務，獲得批準。一名資深的老同志帶著三位年輕人，在新庫房里待了一年，不僅摸清了滿文檔案，也了解了漢文檔案。

此后四十余年間，吳元豐參與或主持整理了一史館所藏絕大部分滿文檔案，包括軍機處、內閣、內務府、宗人府和宮中五大全宗滿文檔案等，近兩百萬件。另外，他參與或主持編譯出版《清代鄂倫春滿漢文檔案匯編》《清代東歸和布克賽爾土爾扈特滿文檔案全譯》《內閣藏本滿文老檔》《清代琿春衙門檔》等七百余冊檔案史料，發表論文八十余篇。

在這部分訪談中，吳元豐研究館員以檔案工作者和歷史研究者的雙重身份，介紹了一史館所藏滿文檔案的現狀、開放情況，以及滿文檔案在清史研究中的意義。

請您談談新中國成立以后滿文人才培養的情況？

吳元豐：早在1954年，周恩來總理就曾采納載濤、啟功等人建議，委托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辦理培養滿文人才一事，郭沫若就安排給時任近代史所所長范文瀾、史語所所長羅常培具體落實。原計劃在北大辦班，招收二十余名學生，結果生源太少，只招到幾個人。找老師也很困難，北京各大院校和科研單位，沒有一個能讀懂滿文的人員。經過多方努力，最后才聘請到溥儀的舅父克敬之老先生教學。當時克先生年事已高，只能讓學生去他家上課，有的學生覺得學習滿文沒有什么意思，就紛紛離開，最后只剩下兩個人。

1960年，周恩來總理又指示時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劉春，在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開設滿文班專門培養滿文人才。當時已經進行過全國范圍的民族社會調查，相關的部門已經了解到錫伯族語言和滿語非常接近。另外，據說當時在中南海懷仁堂進行聯歡活動，中央民族歌舞團錫伯族演員春英應邀參加，周總理向她詢問過新疆錫伯族語言文化現狀，可能這也是一個渠道，了解到了相關情況。

所以，1961年9月中央民族學院滿文班開設時，三名滿文教師都是從新疆調過來的錫伯族人，他們叫趙玉麟、涂長勝、鐘棣華。另外，還從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招了四名錫伯族學生，其中一名因病退學，全班共二十一人。這里順便提一句，在臺灣大學首次開班教滿文的廣祿（1900-1973）先生，也是從新疆過去的，他培養出來的學生中有陳捷先、李學智兩位先生，后來都成為臺灣著名的滿文文獻研究者。

可是中央民族學院這批學生要畢業時，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在全班畢業生中，極少部分分配到中央檔案館明清檔案部（一史館前身）、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和中央民族學院工作，而絕大部分分配到外省市改行從事別的工作。即使分配到檔案館的學生，不久也派往江西“五七干校”勞動鍛煉。

這滿文人才培養的事，再度被提起是1972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周建人向中央寫信建議培養滿文專業人才。是什么原因呢？我問過很多人，說法不一樣。有一點可以肯定，是當時國際斗爭的需要。日本精通滿文的人頗多，蘇聯、美國也有搞滿文的人，國內卻找不出幾個能讀滿文的人，而且當時中蘇關系特別緊張，我國外交部正在準備邊界談判，清代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和相關的檔案基本上都是滿文的，需要解讀這些檔案文件。

相關報告和批示很快轉交給故宮博物院承辦落實。國家文物局根據故宮博物院提出的具體方案歸納了兩條意見上報國務院辦公室，一是建議1966年滿文班畢業生“歸隊”，二是在新疆錫伯族高中生中招收一部分學生，因為“他們既熟悉滿文又有一定漢文基礎”。另外，再適當招收一些政治和文化基礎比較好的復員軍人和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這才有了后來的1975年“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滿文干部培訓班”，從這個培訓班走出了一大批滿文工作者。

您也是1975年故宮博物院滿文干部培訓班的學員，能否簡單談談當時的情況？

吳元豐：當時根據培養滿文專業人才的方案，從北京、黑龍江和新疆招收三十名“知識青年”和應屆高中畢業生，1975年8月1日到故宮東華門內側明清檔案部報到，從此就是故宮的正式職工，每人每月工資有三十八元，那時是非常優厚的待遇了。

滿文班學制三年，沒有寒暑假，每天有早晚自習。開設了滿語文、現代漢語、古漢語、中國通史、明清史、清代文書制度、檔案學基礎、翻譯學理論等課程，同時也有適當地參與滿漢文檔案整理和翻譯實踐。任課老師大都是故宮博物院內的專業人員，滿語的語音、語法、翻譯分別由明清檔案部關孝廉、劉景憲、屈六生授課。也有中央民族學院、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承德文物局等外單位的老師來做專題講座。

滿文班管理極為嚴格，除了遵守故宮博物院各項規章以外，還專門制定《學員守則》，要求“注意保守國家機密”、“學習期間不許談戀愛”等等。同時，又有嚴格的考試制度。

學員們學習非常刻苦，大部分以優良的成績畢業。這個班里走出了一批滿文工作者，后來都是這個領域的中堅力量，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楊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江橋、北京社科院滿學研究所趙志強、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郭美蘭、張玉、王小紅、張莉等等，都是當年滿文班的同學。

1978年7月滿文班畢業時，國家的形勢開始發生變化，大家都預感到將會迎來嶄新的時代，經商量后在畢業照上寫下：“三載攻讀戰猶酣，共繪中華飛騰年”。真沒有想到，我們滿文班畢業的時間，正好與改革開放同步，十分巧合、十分幸運。

您曾回憶，進入一史館之初，數量龐大的滿文檔案多數處于成捆成包的狀況，整理編目基礎十分薄弱。四十年過去了，這些檔案的現狀如何？

吳元豐：2018年11月一史館召開了“改革開放四十年滿文檔案工作回顧與展望”座談會，回顧了四十年來滿文檔案工作的成績，這是幾代滿文檔案工作者努力的結果。原來成捆成包甚至散亂無序的兩百萬件檔案，經過幾十年的清理和整理，至2016年底基本完成了檔案實體的整理工作，編制了文件級秩序目錄，每件都有獨一無二的編號，便于保管利用。同時，也開展了著錄工作，現已有四十萬件著錄條目；又使用新近研發的“滿文檔案圖像識別軟件”，完成了十三萬八千件滿文朱批奏折及十朝滿文實錄、起居注全文檢索數據庫的建立工作；在館局域網利用平臺上開放了近四十萬件滿文檔案，并且以翻譯或原件影印形式出版近八百冊檔案史料。

實際上，從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開始，民國政府也好，新中國也好，國家從未遺忘這部分檔案，即便最艱苦的歲月里也在努力。但是過去的人力物力有限，只能以保護為主。直到1978年滿文干部培訓班學員畢業時，正好趕上改革開放的好時光，全員進入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滿文組工作；緊接著1980年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劃歸國家檔案局，改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組改為滿文部，而且中央民族學院培養的一部分改行的滿文人才也已相繼“歸隊”。這樣，大規模整理滿文檔案的各項條件都具備了。

1978年我們畢業留在故宮明清檔案部時，滿文組的工作人員猛增至二十九人。對當時總人數不到百人的明清檔案部來說，是創造了新紀錄，而且至今沒有被打破。在檔案館系統里，以一種文字專業為主設立的業務部門是很少見的，通常是按職能劃分。滿文部（2010年改稱滿文處）是個綜合性業務部門，從整理、編目、著錄到翻譯、研究、咨詢，只要和滿文沾邊的都管，可見地位和作用的特殊。

我們對滿文檔案進行了全面摸底，先選了最重要的十八萬件錄副奏折（即軍機處抄錄保存的朱批奏折抄件），花了近八年時間才整理和著錄完畢。此后，又陸續整理了滿文題本、滿文黃冊、軍機處滿文檔簿、內閣滿文檔簿、滿文實錄、滿文圣訓、滿文老檔、內務府滿文雜件等檔案。每當一項重要檔案的整理或翻譯工作結束后，我就會寫一篇介紹文章發表，起到了宣傳滿文檔案的作用，而且學界反響積極。我從而意識到，作為檔案工作者，應該把著錄編目和宣傳工作做好，讓更多的人了解和利用滿文檔案，發揮其應有的價值和作用。

我們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今改稱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研究所）合作編譯出版了十二冊《清代邊疆滿文檔案目錄》，共計九百萬字，在國內外影響比較大。通過這套目錄，學界進一步了解了滿文檔案數量和價值，同時認識到清代邊疆史地研究中學習滿文和利用滿文檔案的重要性。

此外，我們還出版了近八百冊滿文檔案原件和一部分重要檔案的漢譯文。但是，面對整個館藏兩百萬件滿文檔案，還需要多少年、幾代人才能全部翻譯編輯出版呢？

所幸我們又趕上了技術創新的機遇。一史館和外部技術公司合作研發了滿文檔案圖像識別軟件和滿文輸入法，現在手寫楷書體滿文識別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通過這個軟件建立了十三萬八千件滿文朱批奏折全文檢索數據庫，已于去年12月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局域網利用平臺上向社會開放利用。

過去少數民族文字從未有過類似的嘗試。起初，技術公司按照語言學的規則把滿文分析到最小單位音素來開發，但遇到很多問題。我們向他們建議，“以音節為主，音素為輔”“以主干為主，以枝干為輔”“單詞為主，詞匯為輔”，又從一史館的滿文檔案里采集代表性的音節作為樣本。最后，通過機器學習、迭代更新，識別軟件得以成功研發，識別準確率達到百分之八十。未來我們的長遠目標是實現機器輔助翻譯，讓更多的滿文檔案發揮其應有的價值。

滿文檔案有哪些價值是不可替代的？

吳元豐：滿文、漢文檔案都有價值，但側重點不一樣。

滿文檔案在清代對外關系研究中很重要。前面我提過，《尼布楚條約》的文本，只有滿文的，而沒有漢文的，對研究中俄關系必不可少，這是一個例子。又比如，我用滿文檔案做過清初琉球問題研究。明朝滅亡以后，清朝和琉球關系是如何建立起來的？什么時候建立的關系？過去，不僅我國的專家不清楚，日本的專家也不清楚。我從《內閣禮科史書》中發現了關鍵滿文史料，通過研究還原了清朝首次冊封琉球國王尚質的始末，從而了解清朝如何恢復中琉關系，日本學界認可這是突破性的發現和研究。

滿文檔案在清代邊疆史研究中很重要。有清一代，派駐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古、外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的將軍、都統、參贊大臣、辦事大臣，一般都是滿洲和蒙古人，他們向皇帝請示匯報問題，皇帝批示回復，基本上都用滿文書寫。嘉慶朝以前滿文的使用更為普遍，到嘉慶朝以后逐漸滿漢文兼有，而且越往后漢文越多。如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折有十八萬件，其中有關邊疆事務的就有十二萬件，占滿文錄副奏折的百分之六十六。又如乾隆年間統一天山南北后，特設“總統伊犁等處地方將軍”，作為首席軍政官員處理全疆事務。當時乾隆為設置伊犁將軍而頒發的諭令，就是用滿書寫的，沒有漢文文本。

滿文檔案在清代重大事件研究中很重要。在清代發生過諸多重大事件，不少都有深遠的影響，或具有標志性的地位。所以，這些歷史事件無疑成為清史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眾所周知，歷史研究不可憑空而作，首先要充分發掘和收集資料，用科學的辦法鑒別和分析，而后再用準確的史學理論和方法進行研究，才能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解釋歷史的發展規律，總結出有益的歷史經驗。在一史檔館保存的滿文檔案中就有不少有關重大事件的專題檔，如《西藏檔》《班禪事件檔》《廓爾喀檔》《金川檔》《準噶爾檔》《熬茶檔》《土爾扈特檔》《哈薩克檔》《俄羅斯檔》等等，收錄了處理重大事件過程中形成的上諭、奏折、咨文等文件，具有其他文獻無法替代的學術研究價值，非常重要。

更多的我就不再繼續羅列，咱們換一個角度談談。

內務府滿文檔案值得重視。中國封建王朝家、政難分，在內務府檔案中有大量國家經濟方面的資料。除了宮廷文化、國家財政，還有大量中西文化交流的信息、傳教士的資料。此外，對文物保護、宮廷器物研究來說，內務府檔案也非常關鍵。內務府檔案內最珍貴的屬《奏銷檔》，幾年前一史館影印出版《內務府奏銷檔》后，不少學者就問我：難道沒有順治朝和康熙朝的奏銷檔嗎？實際上，這兩朝的奏銷檔不僅有存，而且十分完整、數量也較大，只不過絕大部分是用滿文書寫的。由于出版時間緊，沒有收錄順治朝和康熙朝的檔案。到目前為止，查閱利用內務府滿文檔案的人寥寥無幾，這是一座亟待開發的文獻寶庫。郭美蘭就利用內務府滿文檔案撰寫發表了數篇論文，如《康熙帝與多倫諾爾匯宗寺》《二世哲布尊丹巴與多倫諾爾善因寺》《恪敬公主遠嫁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部述略》《康熙年間口外行宮》等，其中前兩篇論文，經其本人同意，收入新編《內蒙古通史》，說明這兩篇論文的學術價值和地位。

內閣滿文檔案也值得重視。內閣是清朝的中樞機關，負責處理國家政權日常運行，雍正年間成立軍機處之前，內閣的權力是獨一無二的，后來決策權部分轉移到軍機處，但仍發揮著保證國家政權正常運行的作用。所以，在現存的清代中央國家機關檔案中，內閣檔案的數量最多、時間最長、內容最豐富。清早期的滿文檔案有《滿文老檔》《盛京舊檔》《內國史院檔》《內秘書院檔》《蒙古堂檔》《秘本檔》《票簽檔》等等，都沒有漢文文本，是十分稀見的研究清初歷史的第一手資料。如清初因歷法之爭而發生的“湯若望案”史料，就保存在滿文《秘本檔》內，而且是我國第一個獲準列入聯合國世界記憶名錄的檔案。

清代官員進呈給皇帝的文書，起初只有題本，后來才有奏折。這樣，清代維系國家政權運作的最關鍵的文書就有諭旨、題本和奏折三種，題本由內閣負責處理，奏折由軍機處負責處理，而諭旨視不同情況分別通過內閣和軍機處頒發。題本記載的是日常辦理的國家事務，而奏折記載的是特殊辦理的國家事務，要研究清史缺一不可，都應該加以利用。在此需要說明的是，光緒二十七年（1901）進行了文書制度改革，刪繁就簡，廢除題本，通用奏折。

從清代文書處理制度來看，在京各部院繕寫的叫部本，地方官員繕寫的叫通本，地方上漢官較多，所以通本大都是漢文，而部本往往是滿漢文合璧的，不分滿文、漢文一起歸檔保存于內閣大庫。與此相反，奏折則不同，軍機處內分設“滿房”和“漢房”， 彼此之間稱對方為“滿友”、“漢友”，分別負責處理滿文和漢文奏折，而且又分別歸檔保存于軍機處所屬方略館庫。上世紀年二十代，發生了聞名中外的“八千麻袋事件”，大量的內閣大庫檔案遭到損失，其中絕大部分是題本。所以目前保存下來的題本極其不完整，但是數量仍然巨大，約計五百余萬件，其中滿文殘題本九十余萬件、完整題本八萬余件。內閣在處理題本過程中，按其內容分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摘抄后，按時間順序裝訂成冊，稱之為《史書》，保存在內閣大庫，作為將來修史之用。目前一史館保存的六科《史書》數量也比較大，順治和康熙兩朝的絕大多數是滿文，順治朝的特別齊全，內容豐富，迄今因各種原因幾乎未曾利用過，其中就有極其珍貴的清初史料。

總的來說，漢文、滿文、蒙古文都是清代法定的通用文字，視不同的情況和方面用以書寫公文，有時還會用滿漢文合璧、或滿蒙文合璧的方式書寫。就滿文檔案而言，在清史研究的一些領域中是必不可少的，如清入關前歷史、八旗制度、清宮廷史、北方民族史、北方邊疆史、中外關系史，其重要性毋庸置疑，而在其他領域則是滿漢文檔案各有側重，凡涉及中原地區歷史，以及清代后期歷史研究，漢文檔案的價值和作用是滿文和蒙古文檔案無法替代的。

滿文檔案中有哪些還沒有開放利用？據說一史館還藏有一些與雍正繼位相關的滿文檔案，您能透露一些情況嗎？

吳元豐：由于諸多原因，清代留下的兩百萬件滿文檔案中，目前仍有一定數量的檔案達不到開放利用的條件。國家賦予檔案館的職責，概括起來講，主要有兩項，一是要做好永久性保管工作，要為國家和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負責，也要為人類文化遺產的保護負責，二是在保護好的前提下，為國家的大政方針服務，為國內外學術研究服務。

在內閣滿文檔案中，清前期《盛京舊檔》《內秘書院》《秘本檔》《票簽檔》，以及《史書》《黃冊》等簿冊類檔案，目前尚未達到開放利用的條件，所以無法提供利用。在內務府滿文檔案中，順治和康熙兩朝的《奏銷檔》以及《紅本檔》《雜錄檔》《消費檔》等檔案，也未達到開放利用的條件。在宗人府滿文檔案中，還有滿文《玉蝶》達不到開放條件。將來各方面條件成熟時，這些檔案肯定會開放利用。

曾有學者寫文章講滿文檔案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說清初檔案漢文多、滿文少。在此，我能肯定地說，不那么準確！恰恰相反，清初的檔案，滿文多，漢文少。從入關前的《滿文老檔》《盛京舊檔》《內國史院檔》《內秘書院檔》，到入關后的《秘本檔》《票簽檔》《蒙古堂檔》，以及順治、康熙兩朝的六科《史書》和內務府《奏銷檔》，都是用滿文書寫的。

至于雍正繼位問題，確實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或者說仍然是清史研究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從學界到民間都非常關注。在這次一史館局域網利用平臺上開放的“滿文朱批奏折全文檢索數據庫”中，就有四千余件康熙和雍正兩朝的朱批奏折，都是最近整理時新發現的，此前從未公布過。幾年前一史館滿文部翻譯出版海峽兩岸所存康熙和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后，南開大學白新良教授曾撰文提出，在翻譯出版的滿文朱批奏折中，有關雍正繼位前后的奏折比較少，懷疑當時是否被雍正銷毀了。這次新發現的滿文朱批奏折內，確實有一部分雍正繼位前后的奏折及相關資料，包括皇子們的奏折，估計一百余件。其中有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皇十四子允禵等人繳回或被抄來的諭旨、奏折和其他文獻，如“康親王沖安等為審理允禟用拉丁文制造滿文字母案事奏折”及“允禟所造滿文字母表”等資料。這些檔案發現時，分包存放，包內文件分門別類后用紙條扎箍，在紙條上還有說明文字。如“上諭阿其那二件”“馬齊鄂倫岱參阿其那一件、又允祉續參阿其那一件”“阿其那參允?私自進張家口奉有朱批二件”“步軍統領阿其圖之番子拿獲塞思黑之太監奏聞一折”“塞思黑寄信允?一件”，等等。

最后，請您談談我國學者利用滿文檔案研究清史的情況。

吳元豐：在我國，無論在清代、民國，還是現代，不少學者一直在研究、利用滿文檔案，哪怕社會動蕩、國難當頭的時候也沒有停止。清朝時期，每當重大戰爭結束，都要寫方略，這就涉及到滿文檔案的大量翻譯利用。清代歷朝都要修實錄，除光緒朝實錄只有漢文的外，其他各朝都有漢、滿、蒙古三種文字的實錄，當時纂修時都大量利用了檔案，當然包括滿文檔案。1911年清朝滅亡后，民國初年，金梁在沈陽組織懂滿文的人翻譯過《滿文老檔》，并在刊物上連載，使人們首次了解到滿文檔案。1978年改革開放后，新中國培養的滿文學者佟永功、關嘉祿、屈六生、關孝廉、安雙城、季永海、劉厚生、關克笑、沈薇、王佩環、劉小萌、定宜莊、齊木德道爾吉、達力扎布、楊珍、趙志強、江橋、郭美蘭、王小紅、張莉、烏云畢力格、趙令志等學者，結合各自的本職工作，利用滿文檔案撰寫有關清史、民族史和文獻學等方面的學術論文，成績斐然。更為可喜的是，近幾年來，中央民族大學、人民大學、內蒙古大學、東北師范大學、黑龍江大學、吉林師范大學等院校，陸續給研究生開設滿文課程，不少研究生利用滿文檔案撰寫畢業論文。

在此需要特別一提的是，早在1953年，我國著名的清史、民族史學者王鍾翰先生，自己翻譯利用《滿文老檔》內史料，撰寫發表《滿族在努爾哈赤時期的社會經濟形態》，并收入其1957年出版的成名作《清史雜考》，開啟了新中國成立后國內學者利用滿文檔案研究清史和民族史的先河。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著名的清史學者戴逸先生與同仁合作，利用翻譯的滿文檔案，撰寫《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可以說開創了現代中國用檔案研究邊疆史的先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馬大正研究員作為編寫組的主要成員，與小組成員一起撰寫《準噶爾史略》，也利用了專門從新疆請人翻譯的滿文檔案，填補了厄魯特蒙古史研究領域的空白。周遠廉研究員利用《滿文老檔》等清入關前史料，撰寫《清開國史研究》，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清史界最為轟動的學術著作，影響比較大。閻崇年研究員也利用《滿文老檔》等史料，撰寫《努爾哈赤傳》，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研究清代人物的代表性著作。這些著作的撰寫出版，不僅推動了清史相關領域的研究，也宣傳了滿文檔案，啟迪人們去發掘和利用新史料。

在滿文史料的利用上，我認為，中國從人才培養、檔案出版、研究成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在國際上有目共睹的。我們翻譯康熙朝的滿文朱批奏折，不只翻譯大陸的，臺灣出版的也翻譯。海外學者來看，都很訝異，他們沒有想到“文革”之后，中國大陸的滿文人才還這么多，老中青都有，而且都專門從事滿文檔案工作。

最后我想強調，滿文檔案不是滿族的，無論滿文檔案，還是漢文檔案、蒙古文檔案，都是清代國家機關處理政務過程中自然形成的文書檔案，是珍貴的國家記憶和歷史憑證。而要做好清史研究，漢文、滿文、蒙古文檔案都不可偏廢，史料的重要性不應以文字來區分，應視研究者的側重領域而定。或者說，對歷史研究者而言，文字僅僅是載體，無論何種文字史料，只要有價值的，都應該去發掘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