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4年9月30日，加沙地帶汗尤尼斯，以色列襲擊后，一輛汽車被摧毀。本文圖片 視覺中國

新一輪巴以沖突至今已經持續整整一年。最近一段時間，以色列軍事戰略重心從南部的加沙戰事轉向北部打擊黎巴嫩真主黨。在對黎巴嫩發動多次空襲后，10月1日凌晨，以色列國防軍聲稱，對黎巴嫩南部的真主黨目標發起了“有限地面行動”。同日晚間，伊朗向以色列發起大規模導彈襲擊，以報復以色列的一系列行動。10月5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發表講話稱，以色列有權自衛并回應伊朗的襲擊，這是以色列即將要做的。

這一切使沖突的方式和烈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導致巴以沖突更加慘烈，并使外界對沖突升級為全面地區戰爭充滿了憂慮。這種風險也恰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第七十九屆聯合國大會上的講話所言：“加沙戰火可能將整個地區拖入其中。黎巴嫩人民、以色列人民和世界人民都無法承受讓黎巴嫩成為另一個加沙。”

巴以沖突爆發一年來，血腥沖突和政治暴力泛濫，沖突方式不斷翻新和沖突外溢范圍不斷擴大，伊朗領導的“抵抗軸心”與以色列、美國之間的陣營化對抗，無人機、人工智能、信息技術等新科技手段頻繁使用與國際道義持續滑坡并存，國際制度和國際秩序對約束暴力和解決沖突無能為力，尤其是先進軍事科技手段服務于野蠻原始暴力沖突的怪誕圖景，都使得巴以沖突聚焦了當今國際關系、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的嚴重倒退。

“巴以沖突綜合征”的形成和擴散

巴勒斯坦所在的“肥沃新月地帶”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古老的兩河文明、亞述文明等古代文明，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大世界一神教，均在該地區孕育和成熟。但是，巴以沖突爆發一年來，沖突的持續升級和外溢，以色列和伊朗領導的“抵抗軸心”之間不斷升級的對抗，都使東地中海地區的“肥沃新月地帶”淪為戰爭和暴力彌漫的四戰之地。而圍繞巴以沖突造成的地區性政治和安全危機，以及在地區政治和全球政治中造成的思想和倫理紛爭，形成了一種令人困惑、無奈乃至失望的“巴以沖突綜合征”。

20世紀以來，阿以沖突和巴以沖突本身就是一種沖突綜合征，它是在近代以來奧斯曼帝國衰落解體和中東被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挾裹進世界歷史進程中的產物，也是國際體系對中東地區一系列失敗安排的產物。巴以沖突根源于雙方在同一地區構建民族國家而發生的領土爭端，但在本質上既是殖民主義委任統治失敗和分而治之政策的歷史遺產，更與英國、法國、美國、蘇聯等世界大國的操控密不可分，同時也交織著中東地區復雜的民族、宗教矛盾和地緣政治紛爭。

新一輪巴以沖突在本質上仍是這一歷史進程的延續，這場沖突的所有主體、根源、仇恨、矛盾都有其畸變的邏輯。

——在這一年中，以色列對哈馬斯、真主黨、胡塞武裝及其支持者伊朗采取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強力重擊，進而在極端暴力和政治偏執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自身也陷入了內外交困的深刻危機。

——在這一年中，作為沖突的主戰場，加沙在以色列的狂轟濫炸和地毯式掃蕩下淪為滿目瘡痍的“人間煉獄”，巴勒斯坦數萬民眾生靈涂炭，哈馬斯組織遭到毀滅性打擊。

——在這一年中，黎巴嫩真主黨與以色列的邊境沖突持續不斷，并演化為以色列對真主黨的野蠻打擊，真主黨領導和組織網絡接近癱瘓。

——在這一年中，胡塞武裝在紅海對西方和以色列目標進行襲擾，美國、以色列與胡塞武裝之間的沖突持續不斷，釀成嚴重影響世界航運安全和供應鏈安全的紅海危機。

——在這一年中，以色列與伊朗的政治對抗、軍事沖突、安全博弈持續升級，以色列轟炸伊朗駐敘利亞大使館引發雙方互相打擊對方本土，哈馬斯、真主黨、伊朗革命衛隊高官連續不斷地被以色列以極盡羞辱的方式清除，伊朗陷入嚴重的被動。

——在這一年中，敘利亞、約旦、埃及、也門等巴以沖突的周邊國家因巴以沖突外溢受到嚴重沖擊，安全風險不斷上升，經濟、社會損失嚴重，尤其是以色列轟炸敘利亞已經成為巴以沖突以來的常態，而約旦則處在以色列和伊朗對抗的夾縫中備受煎熬。

——在這一年中，美國仍在奉行所謂的“可控沖突”政策，在對以色列進行無條件大力支持的同時，通過增強軍事存在威懾伊朗等反以力量，并利用地區盟國斡旋談判，以實現對沖突的控制。

——在這一年中，美國和歐洲的西方社會因巴以沖突發生嚴重的政治撕裂，一度發生巴勒斯坦支持者與以色列支持者沖突騷亂，伊斯蘭恐懼癥和反猶主義并存加劇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對立沖突。

——在這一年中，國際社會無法制止巴以沖突的不斷升級，無法阻止血腥暴力的不斷彌散，聯合國的權威遭到以色列的嚴重蔑視，聯合國安理會的大國一致和集體安全原則遭遇嚴峻挑戰，進而使巴以沖突成為國際秩序危機和全球治理失靈的寫照。

……

總之，“巴以沖突綜合征”是以色列和伊朗領導的“抵抗軸心”共同制造，并在中東地區和國際社會擴散和彌漫的沖突頑疾，它既訴說著世界文明隆興之地淪為沖突恣肆之地的悲哀，也揭開了現代文明和世界秩序無法治愈的世紀傷疤。

當地時間2024年10月3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帶，巴以沖突持續，以色列部隊正在進行地面作戰。

巴以沖突是沒有贏家的政治悲劇

整個巴勒斯坦地區僅有2.7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卻釀成了阿拉伯民族、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一個多世紀的沖突，可謂現代世界最大的政治悲劇之一。歷史上阿以雙方曾爆發五次中東戰爭，而新一輪巴以沖突的性質、規模、影響無疑完全可以定性為“第六次中東戰爭”。（參見劉中民：《新一輪巴以沖突是一場更復雜的“第六次中東戰爭”》）

新一輪巴以沖突是歷史的延續，但這場古老的沖突又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復雜性和新特點，并突出表現為哈馬斯與以色列的思想和行為更加激進，尤其是以色列的極端暴力偏好和政治偏執嚴重；圍繞巴以沖突的地區矛盾從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矛盾，轉化為以色列與伊朗領導的“抵抗軸心”之間的矛盾，而阿拉伯國家的非國家行為體成為沖突的主要行為體；美國在維持總體戰略收縮與被迫增兵威懾“抵抗軸心”、抑制沖突升級之間進行艱難平衡；情報戰、科技戰、網絡戰的介入與殘酷的定點清除等手段相結合，對力量對比態勢、戰場延展性、戰爭殘酷性、戰爭傳播和戰爭話語爭奪產生復雜影響；……

但是，不管這場沖突如何復雜，但毫無疑問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政治悲劇。

首先，新一輪巴以沖突的直接當事方哈馬斯與以色列都是加沙沖突的輸家。

哈馬斯固然以異常慘烈的方式使巴以沖突重回中東政治和國際社會的中心，但由于此次沖突處于國際秩序倒退、國際約束孱弱的大背景下，不僅使加沙和整個巴勒斯坦付出沉重代價，而且未來加沙和西岸的處境很可能因以色列的政治偏執處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以色列盡管處于絕對的軍事優勢并重創哈馬斯的有生力量，但不僅未能實現解救人質、消滅哈馬斯、加沙不再對以色列構成威脅三大目標，而且付出了安全困境加深、經濟社會發展損失慘重、陷入國際孤立等沉重代價，而這也正是內塔尼亞胡戰時內閣繼續以打擊真主黨、胡塞武裝、對抗伊朗等方式延續沖突，維護脆弱的政治合法性的原因所在。以色列的結局無疑是戰術上勝利，戰略上失敗，并陷入更加難以化解的安全困境。

其次，伊朗領導的“抵抗軸心”遭遇嚴重挫折乃至徹底失敗，伊朗的輸出革命和意識形態外交已走上難以持續的窮途末路。

1979年之前伊朗和以色列不僅在歷史上長期友好，在當代也曾共同作為美國盟友而密切合作。雙方關系出現矛盾始于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反美、反以成為伊朗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此后，雙方圍繞中東和平進程尤其是巴以問題、伊核危機與伊核協議、“阿拉伯之春”尤其是敘利亞內戰問題的矛盾不斷加劇，雙方在軍事和安全領域針鋒相對的對抗日趨突出。上世紀80年代以來，支持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等伊斯蘭主義力量，既是伊朗輸出革命外交的產物，也是伊朗為抗衡以色列培植重要代理人的結果，其重要戰略考慮是通過爭奪巴勒斯坦問題的話語權，擴大對中東地區和伊斯蘭世界的影響。

在新一輪巴以沖突中，盡管其主要參與方哈馬斯、真主黨、胡塞武裝、伊拉克人民動員力量是伊朗影響地區事務的重要力量，但引發與以色列的全面沖突并直接參與巴以沖突并非伊朗的戰略選擇。因為與以色列爆發全面戰爭并不符合伊朗國內改善經濟民生、對外改善國際環境的內外戰略。

在沖突初期，哈馬斯、真主黨、胡塞武裝、伊拉克人民動員力量對以色列的襲擾，一度使伊朗處在相對有利的地位。但隨著哈馬斯和真主黨遭到重創，哈馬斯和真主黨領導人不斷被以色列定點清除，伊朗反應遲鈍、手段有限，導致沖突不斷向不利于伊朗和“抵抗軸線”的方向發展，并考驗伊朗的戰略抉擇。舍棄國本、不惜代價支持“抵抗軸心”力量死磕以色列，顯然不符合伊朗的內外戰略；放棄“抵抗軸心”，不斷妥協退讓，將使伊朗顏面掃地，失去對“抵抗軸心”的領導權和信譽。從本質上來說，巴以沖突成為繼1980-1988年兩伊戰爭后考驗伊朗輸出革命外交的又一試金石，但恐難逃再次失敗的命運。

當地時間2024年10月1日晚間，伊朗向以色列發射了200枚導彈。

再次，阿拉伯伊斯蘭世界與巴以沖突漸行漸遠，影響有限。

在新一輪巴以沖突中，與伊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對巴以沖突比較冷淡。盡管阿拉伯伊斯蘭國家不斷譴責和反對以色列，但多數國家相對克制，尤其是已無法形成聯合對抗以色列的合力，更未采取歷史上經濟制裁、石油禁運等手段。其中原因十分復雜，其中既有泛阿拉伯民族主義衰落、阿拉伯國家日益轉向重視國家利益等因素，也有“阿拉伯之春”以來阿拉伯國家發展轉型任務艱巨，對介入地區沖突熱情不高有關，也與巴勒斯坦問題矛盾復雜、阿拉伯國家長期介入和參與但收效甚微而心生厭倦有關。此外，不少阿拉伯國家是美國盟友，并在美國的“亞伯拉罕協議”推動下謀求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更是阿拉伯國家不愿介入巴以沖突的重要根源。

阿拉伯伊斯蘭世界與巴以沖突漸行漸遠當然有很多消極影響，但也有其理性的積極意義。在歷史上，很多阿拉伯國家“打巴勒斯坦牌”謀求自身利益，也是巴勒斯坦問題復雜化的重要原因，甚至嚴重損害巴勒斯坦利益。從這種意義上說，盡管阿拉伯國家逐步淡出巴以沖突不利于阿拉伯國家共同反對以色列，但這或許是這場沖突的必然結果。對于巴以雙方而言，只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不再受到外部操控，雙方都告別極端和偏執，回歸理性，巴以才有可能實現和平。

最后，新一輪巴以沖突也是美國中東霸權以及世界領導權不斷流失的漏斗。

在新一輪巴以沖突中，美國的政策在本質上體現了其維系中東霸權的訴求和權力資源有限的矛盾困境。一方面，在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向以色列提供了持續不斷的系統性支持，在聯合國層面不斷為停火止戰制造障礙，進而使沖突得以持續，并使聯合國難以在停火止暴、政治解決沖突方面有效地發揮作用；另一方面，美國又通過多次增兵中東對反以力量進行威懾，避免沖突升級為地區性戰爭，進而危及美國以大國戰略競爭為核心的全球戰略。

在這場沖突中，美國進行軍事行動的硬實力和斡旋解決沖突、發揮國際體系領導作用的軟實力都陷入了困境。美國既缺乏像發動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那樣改變中東地區格局的能力、雄心和意志，更無全面領導中東和平進程、締造奧斯陸協議的道義高度和國家形象。

1948年的第一次阿以沖突爆發是大英帝國霸權從中東淡去的直接結果，而新一輪巴以沖突的爆發也與美國在中東力量和雄心不再有密切的關系。從這種意義上說，新一輪巴以沖突的亂象，以及國際秩序的無力，也是美國霸權衰落，起碼是其領導能力嚴重不足的明確信號。

總之，新一輪巴以沖突這場發生在現代社會的原始沖突，在本質上也是人類現代理性與原始野蠻本性之間的沖突。它是巴以雙方的悲劇，是中東地區的悲劇，更是世界和人類的悲劇。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