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以來，由于沖突主要在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展開，且其外溢影響主要局限在巴以周邊的地中海東岸，并主要表現為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伊拉克“人民動員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與以色列的沖突，以及對美國軍事基地和紅海海域西方船只的襲擾，輿論界和學界多認為新一輪巴以沖突尚未發展成為第六次中東戰爭。

但是，在筆者看來，如果把新一輪巴以沖突與歷史上的五次中東戰爭相比較，盡管本輪沖突在參戰國家數量、戰爭規模和強度、領土改變等方面無法與五次中東戰爭相比，但它在持續時間、造成傷亡、引發國際危機程度、沖擊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等方面的影響，并不遜于甚至已經超出了歷史上的五次中東戰爭。此外，新一輪巴以沖突是在世界軍事深刻變革、戰爭形式深刻變化等時代背景下發生的，它又具備了許多歷次中東戰爭所不具備的新特點，因此不能簡單地按照五次中東戰爭的傳統標準對其進行衡量。

2024年1月3日，加沙地帶，巴以沖突持續，以色列士兵在執行任務。視覺中國 資料圖

從行為體變化角度看，新一輪巴以沖突已符合戰爭的條件

從參戰國家數量的角度來看，盡管新一輪巴以沖突的主體無法與歷史上的多次中東戰爭相比，但參與沖突的國家行為體和眾多非國家行為體，使其已具備戰爭的條件。

從歷史上五次中東戰爭的演變來看，其發展規律和特點之一就是參戰國家的數量日趨減少，其背后是阿以沖突逐步向巴以沖突轉變，以及中東和平進程啟動后從埃及、約旦與以色列建交到阿聯酋、巴林、摩洛哥、蘇丹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的進程和趨勢使然。

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是阿拉伯國家集體反對以色列建國而引起的戰爭，從形式上說，阿拉伯國家的參戰方為當時阿拉伯國家聯盟的全部7個國家（埃及、伊拉克、外約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敘利亞和也門），當然主要參戰國家是埃及、敘利亞、約旦和黎巴嫩，這也是從形式上參戰的阿拉伯國家數量最多的一次。

1956年的第二次中東戰爭又稱蘇伊士運河戰爭，它是以色列、英國、法國與埃及之間的沖突，這次戰爭有其特殊性，它是埃及與以色列以及老牌殖民國家之間的雙重沖突，事實上并非純粹的阿以沖突。

1967年和1973年第三、第四次中東戰爭主要是以色列與埃及、敘利亞、約旦之間的戰爭，參戰的阿拉伯國家相對第一次中東戰爭明顯減少。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后埃及和以色列逐步媾和并于1979年建交，埃及基本上已退出阿以沖突。針對埃及的政策變化，阿拉伯國家分化為溫和派和抵抗陣線，從此以后再未爆發真正意義上的阿拉伯國家集體對以色列的戰爭。

1982年第五次中東戰爭是以色列為消滅轉移到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組織而發動的，并最終迫使巴解組織及其武裝力量脫離巴以沖突前線，轉赴突尼斯等非洲阿拉伯國家。這次戰爭也是阿以沖突轉變為巴以沖突的標志，也決定了中東不太可能再爆發阿拉伯國家集體與以色列的戰爭。盡管敘利亞、黎巴嫩也參與了戰爭，但此后阿以沖突已轉變為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沖突即巴以沖突，其形式也已發生巨大的變化。

伴隨1988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宣布巴勒斯坦建國，從武裝斗爭轉向和平斗爭為主，并事實上承認了以色列的存在，參與中東和平進程，尤其是1993年簽署奧斯陸協議后，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與以色列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也基本不復存在。

但是，從1987年哈馬斯成立以來，它采取拒不承認以色列、堅持反以武裝斗爭、不與以色列和談的政策，并且成為巴勒斯坦方面與以色列武裝沖突的主體。2000年中東和平進程陷入挫折尤其是2007年哈馬斯占據加沙以來，哈馬斯與以色列的沖突，已經成為巴以沖突的核心形式，哈馬斯已成為對抗以色列最主要的行為體，這是觀察新一輪巴以沖突的基礎所在。

因此，看待新一輪巴以沖突是否是戰爭，不能再用傳統的眼光，也就是不能再以戰爭雙方都是國家行為體的標準來界定。在中東地區，非國家行為體成為戰爭主體不僅是一種事實，更是一種趨勢。2006年黎巴嫩真主黨與以色列的戰爭、2015年以來也門胡塞武裝與也門政府以及沙特領導的阿拉伯聯軍之間的戰爭，都表明真主黨、胡塞武裝等非國家行為體在中東地區戰爭和沖突中的主體角色。

在新一輪巴以沖突中，哈馬斯無疑是和以色列沖突的主體力量，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伊拉克“人民動員組織”等宗教政治力量也是戰爭的重要參與者，而伊朗也以或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參與到沖突中。因此，新一輪巴以沖突是以以色列和哈馬斯為戰爭主體，由真主黨、胡塞武裝等眾多非國家行為體直接或間接參與的局部戰爭。

2024年8月18日，加沙地帶代爾拜拉赫，避難的巴勒斯坦人排隊領取慈善組織分發的食物。視覺中國 圖

從沖突性質、規模和影響來看，新一輪巴以沖突已達到戰爭的烈度

首先，從沖突的性質和傷亡規模來看，新一輪巴以沖突已達到戰爭的水平。無論是哈馬斯對以色列襲擊的方式、規模以及對以色列造成的傷害來看，還是以色列對哈馬斯的報復、對加沙采取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以及造成超過4萬巴勒斯坦人死亡的災難后果，都不是一般的沖突所能概括，它顯然已經達到局部戰爭的程度。

從傷亡人數的角度看，新一輪巴以沖突甚至已經超過了歷史上的多次中東戰爭。關于數次中東戰爭造成的傷亡，很難有十分準確的統計。據估計，在第一次中東戰爭中，阿拉伯國家軍隊死亡1.5萬人，以色列軍隊死亡約6000人。在第二次中東戰爭中，埃及傷亡2000多人，以色列傷亡不足100人。第三次中東戰爭阿拉伯國家損失慘重，傷亡6萬多人，還有近1萬人被俘；以色列傷亡3000多人。在第四次中東戰爭阿拉伯世界傷亡超過1萬人；以色列傷亡2000多人。在第五次中東戰爭中，阿拉伯方面傷亡超過6000人，以色列傷亡幾百人。

但在新一輪巴以沖突中，巴勒斯坦方面的死亡人數已超過4萬，而哈馬斯發動“阿克薩洪水”行動也造成以色列1200余人死亡，加上在軍事行動中的傷亡，以色列的傷亡應已達到數千人。這種傷亡已超過多次中東戰爭的規模。

其次，就持續時間而言，目前新一輪巴以沖突已經持續超過10個月，已經超過了除第一次中東戰爭以外的任何一次中東戰爭。

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于以色列的建國日即1948年5月14日，持續到1949年上半年，以色列與主要阿拉伯國家簽訂停戰協定的時間各不相同：埃及為1949年2月24日、黎巴嫩為1949年3月23日、外約旦為1949年4月3日、敘利亞為1949年7月20日，與以色列沖突超過一年的只有敘利亞。

第二次中東戰爭的時間為1956年10月31日至11月6日，雙方在聯合國的協調下宣布停火。至12月，英法軍隊全部撤出埃及；1957年3月，以軍也撤出埃及。即使根據以色列撤軍時間算，戰爭持續的時間也不足半年。

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于1967年6月5日，盡管其影響巨大，但其時間很短，僅持續6天，因此又稱“六日戰爭”。

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于1973年10月6日，10月24日在聯合國安理會的調解下停戰，埃及和敘利亞同以色列分別于1974年1月和5月在美國的調解下簽署第一階段脫離軍事接觸協議。

第五次中東戰爭爆發于1982年6月4日，6月27日聯合國大會第七次緊急特別會議通過決議，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并無條件從黎巴嫩撤軍，但以色列直到8月初才停止軍事行動，事實上真正戰爭的時間為兩個月。

最后，新一輪巴以沖突的直接影響盡管低于歷史上的歷次中東戰爭，但其累積影響并不遜于歷史上的中東戰爭。

此前歷次中東戰爭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尤其在領土、難民、民族心理等方面對阿拉伯國家和巴勒斯坦產生了諸多災難性影響。

在第一次中東戰爭中，以色列占領了巴勒斯坦總面積的80%，并且造成96萬巴勒斯坦人淪為難民。以色列在美國的支持下反敗為勝，取得戰爭的勝利，使剛剛立國的以色列通過戰爭在巴勒斯坦站穩了腳跟。

在第二次中東戰爭中，埃及實現蘇伊士運河國有化，英法等老牌殖民主義國家淡出中東，美國逐步掌握西方對中東事務的領導權。

第三次中東戰爭對阿拉伯國家和巴勒斯坦產生了災難性影響，以色列占領了巴勒斯坦的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耶路撒冷舊城和埃及的西奈半島、敘利亞的戈蘭高地共6.5萬平方公里土地，徹底改善了以色列的戰略劣勢。戰爭還造成100萬巴勒斯坦人淪為難民。此外，這次戰爭還導致阿拉伯民族主義走向衰落，阿拉伯民族精神遭到重創。

第四次中東戰爭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戰勝的神話，結束了美蘇造成的阿以沖突“不戰不和”的局面，埃及實現了“以打促談”的目標，但此后埃以媾和、埃及退出阿以沖突，導致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嚴重孤立，阿拉伯世界陷入嚴重分裂，削弱了阿拉伯國家團結對以斗爭的力量。

第五次中東戰爭使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遭到重創，巴解組織武裝1萬余人在美國、法國和意大利軍隊的監督下撤離貝魯特，前往敘利亞、約旦、突尼斯等8個阿拉伯國家，巴解組織總部遷往突尼斯。巴解組織從此遠離巴以斗爭前線，這也為隨后產生的哈馬斯通過反以武裝斗爭確立在巴勒斯坦的社會基礎創造了條件。此外，此次沖突還釀成黎巴嫩貝魯特的教派仇殺，對黎巴嫩政治遺患無窮。

在新一輪巴以沖突中，盡管在參戰國家、戰場縱深、投入兵力、沖擊烈度、領土改變和難民問題等方面均不能和歷史上的歷次中東戰爭相比，但新一輪巴以沖突不僅造成巴勒斯坦平民死亡規模巨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徹底埋葬了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東和平進程，并且產生了十分惡劣的影響。

新一輪巴以沖突不僅是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異常殘酷的沖突，而且以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與以色列沖突，乃至以色列與伊朗沖突的外溢方式，對中東局勢產生了嚴重影響，并且造成了伊朗領導的“抵抗聯盟”與美國、以色列的陣營化對抗。

新一輪巴以沖突對以色列國家形象的影響可謂前所未有，以色列的激進政策和殺戮行為，使以色列在國際社會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

新一輪巴以沖突宣告了美國中東政策的破產，凸顯了其單方面推進的“亞伯拉罕協議”造成的災難性后果。

新一輪巴以沖突對聯合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產生了強烈沖擊，引發西方社會內部反猶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癥”的同時高漲，造成了西方社會的嚴重撕裂。

總之，新一輪巴以沖突在形式上不同于歷次中東戰爭的沖突形式，它既是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共同參與的復雜戰爭形式，也是無人機、人工智能等新興科技手段廣泛參與的戰爭形式；它既是破壞性極大、沖突異常慘烈的物理意義上的沖突，更是集合了民族、宗教、戰爭倫理、國際法、意識形態等復雜因素的思想和精神沖突……

從本質上說，新一輪巴以沖突在性質、規模、影響等方面對巴以雙方、中東地區乃至世界的沖擊，都不亞于歷史上的中東戰爭。從這種意義上說，新一輪巴以沖突無疑是一場更復雜的中東戰爭。它的復雜性、殘酷性不僅在于物理意義上的戰爭，而且更在于精神和心理意義上的戰爭。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