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訪華，在時代大潮的推動下揮起了砸破中美堅冰的第一鎬。50多年后，基辛格這個名字似乎已成為了“中國通”、“知華派”、中美間“橋梁”的代名詞，當然對此也存在一些不同視角的爭議。如今，斯人已去，中美關系也經歷了滄海桑田般的變化。即使無法再回到過去，中美之間也依然需要如基辛格那樣，堅持不懈維護和促進中美關系健康發展的有識之士。或者說，中美關系越是艱難，越需要有更多的“基辛格”來努力維系中美之間各領域的交流不絕如縷。

基于此，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國際新聞中心推出“尋找‘基辛格’”系列報道，對誰可能成為“基辛格”進行開誠布公的探討。也許，當下的中美兩國間是否還能出現“基辛格”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抑或“尋找‘基辛格’”的探索和努力將可能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觀察和討論中美關系的一個切入視角。我們也歡迎讀者朋友加入這個討論和思考，期待您在留言互動中分享自己的看法。

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  微信公眾號@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資料圖

2020年的一天，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給她的母親打了一個電話。在電話中，母親告訴她，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事件不斷加劇，這讓她“害怕出門”。白潔曦非常震驚，“作為從小在西雅圖長大的亞裔與白人混血兒，我從未覺得自己的種族或母親的種族有什么問題。”

麥肯錫公司在2020年8月發布的一份題為《艱難復蘇路：疫情下的亞裔美國人》的報告中提到，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美國46個州記錄在案的仇恨事件至少有1900起，其中三分之一的美國人稱目擊到有人將疫情的暴發歸罪于亞裔，反亞裔的暴力和攻擊事件的數量也在增加。

自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美國對華日益強硬的態度，與白潔曦母親在新冠疫情中的遭遇，似乎構成了這些年來中美關系不斷下行的明暗兩條線。而這通電話也改變了白潔曦的事業軌跡。

兩年后，白潔曦對《紐約客》講述了關于這通電話的故事，后者在2022年12月發表的文章《一位挑戰華盛頓對華共識的教授》（A Professor Who Challenges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on China）被國內多家中文網站譯介，讓很多中國人知道了這位有著一半華裔血統的女學者。而在那之后，《紐約客》這篇文章的標題也常常在中文網絡中被用來作為描述白潔曦的一個定語。

“我想知道我的國家發生了什么”

白潔曦1981年出生于美國西雅圖的一個亞裔與白人的混血家庭，于2003年獲得斯坦福大學的文學學士學位，并在2008年取得了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的博士學位，主要研究中國政治、外交政策和亞太國際關系等領域。她曾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俄亥俄州立大學，以及美國康奈爾大學工作。2021年8月至2022年7月，她曾擔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的高級顧問。

2024年7月，白潔曦加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成為該院的中國研究教授，專注于中美關系、中國政治研究。今年秋天，她還將成為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下新成立的研究所的主任，該研究所將匯聚學者、實務工作者、私營部門和非政府組織的專業人士，以促進人們對中國在全球日益變化的角色有更深入的理解，并制定更明智的政策。

學生時代，白潔曦曾在卡特中心實習。白潔曦在實習期間去到陜西寶雞和四川成都，她對那里“非常辣的食物”印象深刻，一星期瘦了五磅，因為她“不知道早餐可以吃什么”。在那里，白潔曦第一次接觸到了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并了解了中國基層政府的工作。

“那個夏天在中國工作的經歷非常難得。回頭去看，美國有關中國的討論缺少很多內容，比如中國人的復雜多樣性和他們的夢想。（卡特中心的實習）給了我珍貴的機會同中國人一起生活和工作。”白潔曦在接受媒體專訪時如此說道。

她回憶這段實習的最大收獲是，“認識到未來中國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并且其發展的路徑方式不是可以輕易預見的。”對于剛開始學習并試圖深入了解中國的白潔曦來說，這段經歷對其學術生涯產生了重要影響。

作為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謝淑麗（Susan Shirk）的得意門生（編注：謝淑麗曾在希拉里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期間擔任其中國問題政策顧問），白潔曦在走出校園后逐漸成長為美國新一代的中國問題專家，與政治界人士有密切互動，并且多次出席國會聽證會。

早在2015年，中國國內就已注意到這位美國學界的“新生代”。自2014年以來，美學界、戰略界對華認知出現惡化情況，這種情況到2015年也并未好轉。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2015年4月發布了題為《修訂美國對華大戰略》的特別報告，聲稱中美戰略競爭遠超合作的局面已成“新常態”。當時的一篇文章在分析美國對華為何出現“噪音”時，提到美國戰略界對華官員、學者中對華有較為深厚感情、經歷改革開放的“老一代”如芮效儉、李侃如、傅高義、包道格等，正被包括白潔曦在內的年輕一代取代。文章認為，這些擅長國際關系理論的“新生代”缺乏對中國歷史社會的感情認知，其成長背景為中美實力差距縮小，對華態度較為強硬的時代，因此對這批“新生代”如果主導美國戰略界會如何推動美國對華戰略調整表現出了隱隱的擔憂。

六年后，2021年的8月，批評美國總統拜登對華戰略過于意識形態化的白潔曦，被聘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政策規劃團隊的高級顧問。就在兩個月前，白潔曦和她在康奈爾大學的同事佩平斯基（Thomas Pepinsky）在《外交事務》季刊（Foreign Affairs）上發文呼吁“華盛頓應避免與北京的意識形態競爭”。文章對拜登總統關于全球政治“生存抉擇”的定義提出不同看法。

其實，白潔曦在2019年國際戰略與研究中心舉辦的“美中在進行意識形態競爭嗎？”辯論會上就提出，美國在意識形態方面與中國的競爭忽略了中國國際影響力的真正來源——經濟和不斷增長的技術實力。

盡管2015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就曾刊文指出，與政策界聯系密切，又是謝淑麗學生的白潔曦未來很有可能入職美國政府。但本文開頭提到的《紐約客》的那篇文章認為，促使她從學界投身政界的原因，還是她與母親的那通電話。白潔曦想知道自己生活長大的國家為什么會有如此變化。于是，她開始在媒體和公共輿論場上發表自己對于美國對華政策的看法，并設法在拜登政府的國務院擔任政策規劃顧問，希望在那里可以推動政策的改變。

在美國國務院任職期間，白潔曦深刻意識到若中美關系惡化將帶來怎樣的危險效應。這種關系不僅是雙邊關系，而是全球范圍的影響。

白潔曦曾對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對華政策走向感到擔憂。在進入拜登政府的國務院任職期間，白潔曦對政策的延續性、差異性以及仍待解決的問題有了更好理解。她開始“研究美國和中國在什么條件下可以和平共處，以及是否能夠制定一個新的框架來管理這種關系”。

立足于美國國家利益的“競爭共存派”

2023年7月和2024年6月，白潔曦都曾來華訪問，與中國的專家學者就中美關系、擴大兩國人文和教育交流、科技競爭、美國大選等話題進行交流討論。

2023年7月，白潔曦訪華期間參加全球化智庫（CCG）舉辦的會議

因其在美國國務院任職的經歷，并且多年研究中國外交政策，白潔曦被認為是美國新生代“中國通”中極具理性的學者代表之一，也被視為挑戰美國對華強硬政策共識的學者。她呼吁美國國內就對華政策進行更精細且溫和的辯論，在政策制定上以“我們想要什么”為導向，而非“我們懼怕什么”。

美國對中國想象出來的威脅，某種程度上反映在那些極端的話語上。白潔曦去年3月在接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專訪時曾提到，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對華評估出現過“美國感覺正被中國‘糟蹋’”；“中美兩國的競爭是關乎生死存亡的斗爭”等極端話語。這不但使中美關系在美國國內政治極化背景下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也限制了繼任的拜登政府撤銷特朗普時期出臺的一些負面措施的空間。而中美陷入針鋒相對的漩渦之中，對誰都沒有好處。

這種想象出來的威脅也使得美國在處理對華關系時出現“盲目反對”的弊端。2022年8月，白潔曦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發表文章《中國陷阱：美國外交政策與零和競爭的危險邏輯》（The China Trap：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erilous Logic of Zero-Sum Competition），引發美國學界戰略界關注。白潔曦指出，中美關系沒有惡化到“必須開戰”的地步，但美國卻明顯受困于“中國陷阱”——只要中國有任何政策和外交動向，美國就會第一時間表示反對。這種應激反應直接削弱了美國在中美博弈中的地位。美國完全忽視了中國國民的生存狀態和國家利益需求，導致自己處于劣勢。因此，她建議美國不應一直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以免陷入“中國陷阱”。

《紐約客》援引社會學家戴維·麥考特（David M. McCourt）對美國的中國觀察者（America’s China Watchers）的分類（戰略競爭派、接觸派、新冷戰派和競爭共存派），將白潔曦視作“競爭共存派”（Competitive Coexisters）的一員，這個學者群體承認中美的關系是競爭關系，但也認為兩國應該通過建設性的全球合作和多邊機構的作用來解決問題，并且美國應該多和中國保持接觸。“競爭共存派”強調通過合作而非單純的競爭或對抗，可以更有效地推動中美關系向前發展。

麥考特認為“競爭共存派”與傳統一代“中國通”是截然不同的新群體。而白潔曦已是美國更年輕、更關注政策的中國觀察群體的代表人物。

今年5月底，《外交事務》刊登了一組關于美國對華戰略競爭辯論的文章。其中就包括白潔曦與美國前副國務卿斯坦伯格合撰的《疏遠的危險》（The Perils of Estrangement）一文。這篇文章的緣起，是美國對華強硬派——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和前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邁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4月10日在《外交事務》發表的文章《勝利無可替代：對華競爭必須勝利，而不是管理》（No Substitute for Victory: America’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Must Be Won, Not Managed）。

白潔曦認為，博明和加拉格爾的文章體現了那批對華“制勝派”官員們混合了保守主義傳統、歷史決定論和軍事安全狂熱的根本思維，“太過悲觀，認為一切不可逆轉，甚至是宿命論的問題”。

于是她和斯坦伯格共同撰文反駁。文章指出，博明和加拉格爾對冷戰的懷舊情緒以及他們呼吁“新冷戰斗士”，都說明他們忘記了冷戰有多危險，“冷戰提醒我們，不受約束的競爭是危險的。冷戰式對抗不是美中關系的宿命，但人們若抱有宿命論的思維，就會使‘新冷戰’發生的可能性上升。”

在接受《外交政策》專訪時談到如何看待中美雙方缺乏合作基礎的問題時，她提出美方也需要從北京的角度來看問題，而這不是要“迎合”中國，而是為了找到降低緊張局勢的方法，以免使彼此陷入對雙方都毫無助益、本可避免的危機。她希望美國能夠跨越黨爭，共同確定美國想要引領的那個未來，而不單單只考慮如何能夠“競贏”中國。

白潔曦接受《外交政策》專訪 視頻截圖

在回答另一個問題時，白潔曦說得更直白，她最擔心的是美國為了遏制中國所耗費的精力正在拖慢“我們自己的發展”。而目前最應該做的事情是確保美國繼續致力于成為一個更具包容性的民主國家，一個能夠讓不同的聲音都可以被聽到、被尊重的國家。

而她反對中美之間經貿與科技的“脫鉤”，也是因為如果放棄繼續接納中國及中國企業的投入，美國將無法實現脫碳或綠色能源轉型的目標。

在另一次專訪中，她提到持續的經濟、技術和科學交流對美國的利益至關重要。在許多情況下，中國擁有豐富的科學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更不用說中國的先進制造業，這使美國很難在沒有中國公司、科學家和實體一定程度參與的情況下實現自己的利益和目標。

母親的恐懼仍然縈繞在她的腦海中

然而，目前美國政界的整體氛圍，對于想推動中美關系穩定發展的人非常具有挑戰性。白潔曦認為，很多能夠為美國發揮作用的華裔學者因為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強硬態度而不得不保持距離，這進一步削弱了美國本該具有的對華判斷力和相關決策能力。

據《南華早報》2022年8月的報道，白潔曦曾敦促美國減少對中國的煽動挑釁性言論。她指出，自2018年以來，在時任總統特朗普的言論推動下，美國兩黨日益在中國問題上形成聯盟。她將這種現象描述為一種“自我實現的不斷升級的螺旋”——政客們嚴厲地批評中國，以避免在選民面前顯得軟弱；而選民則因為政客的嚴厲言辭感到恐懼，要求政府對華采取強硬立場。華盛頓的決策者們陷入了這種惡性循環的螺旋，任何試圖與“對華強硬”這一共識背道而馳的人，都會被指責為是對另一方的支持。

而白潔曦的華裔身份或許使她在挑戰“華盛頓對華共識”的時候，除了遭到質疑，還面臨某種程度的危險。董云裳稱贊敢于說出不同觀點的白潔曦“非常勇敢”，但白潔曦在直言不諱的同時，也非常慎重地表達自己的擔憂與關切。她看到其他亞裔美國人的聲音成為種族攻擊的目標，因此她使自己的論點盡可能基于事實和政策，并為此限制使用社交賬號。盡管她不認為自己是種族主義的受害者，但她擔心言論和攻擊可能會升級。而她母親在電話中向她訴說的那種恐懼也仍然縈繞在她腦海中。

白潔曦在接受《紐約客》采訪時說道：“我不想成為言論攻擊下的犧牲品。但這關系重大，我不能一直置身事外。雖然我是一名學者，但我也是一名公民，我不尋求緊張關系，但我希望（我的）觀點能夠得到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