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外交決策仍然是少數政治精英的專利，美國也不例外。美國外交決策影響因素多元，因此，預測其外交政策偏好，分析其人才流動方向，是一項挑戰性的工作。通過旋轉門制度，美國學者可以轉變身份，成為外交決策的重要行為體。

在中國快速成長的階段，考察研究中國外交政策（尤其是安全政策）的學者，有助于理解中美的戰略互動。當前，中國學術界和政策界大多關注已經進入美國政府的學者與知名學者，對青年學者的了解相對有限。為中美關系長遠未來的考慮，有必要將目光和資源投向青年一代學者。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美國的中國外交政策研究新趨勢

學術研究更新換代乃是常態，各學術重鎮研究能力的變化，猶如國家的興衰，亦如武林門派的沉浮。學術力量的洗牌與整合，不僅僅是研究人員的新陳代謝，更是學術研究取向的演化。上世紀80年代以降，美國的中國外交政策研究出現了專業化的趨勢。在此之后，又可以細分為三個特色鮮明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冷戰期間，美國學者研究中國的路徑更接近比較政治學，中國研究是作為國別研究的一部分。這一時期比較代表性的學者是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蘭普頓（David Lampton）和包道格（Douglas Paal）等。他們知識背景多出身于歷史學、政治學，接受的學術訓練仍然是傳統中國研究的套路，因此更傾向于將中國視為一個整體來研究。這些學者大多屬于通才類學者，側重于中國外交政策，但在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等諸多領域皆有深入研究。

第二個階段：冷戰之后，美國新一代學者大多接受了比較規范的國際關系理論訓練和方法論訓練，有的學者在國際關系理論方面還有所建樹。他們對中美關系的觀察和思考，不僅來源于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更是基于自己的理論思考。代表學者是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和傅泰林（M. Taylor Fravel）。這些學者往往不再涉獵廣泛，他們專注于特定的領域和特定議題。從理論與議題的關系來看，他們也關注具體議題，但是學術研究的理論色彩更為濃厚。

第三個階段是最近十余年，美國學者對中國外交政策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主要有幾個顯著的特點：

其一，研究議題更為多元，但是安全議題的重要性在凸顯。其二，研究議題更加微觀，大多涉及到中美關系的核心問題。其三，更加強調議題導向，理論色彩大為下降。其四，青年一代學者的履歷更加多元，成長履歷與研究取向高度契合。這些特點意味著，青年一代學者可能具有某些獨有的特點。

普林斯頓大學

令人刮目相看的普林斯頓和哈佛

當前，美國國內研究中國外交政策的老一輩學者逐漸年邁，即將退出歷史舞臺。所謂老一輩學者凋零，是指加州伯克利大學和密歇根大學等傳統學術重鎮在中國外交政策研究和對華政策制定上的雙重影響力大為下降。

以密歇根大學為例，在其巔峰時期，密歇根大學擁有理查德·所羅門（Richard Solomon）、邁克爾·奧克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艾倫·惠廷（Allen Whiting）和李侃如等知名學者，他們不僅在學術上是一流的中國問題專家，在政策上更是積極參與美國對華政策的決策過程，為中美關系改善做出了突出貢獻。然而，密歇根大學在學術和政策兩個層面有式微的趨勢，因為這一代學者或去世或正在淡出歷史舞臺。

中年一代學者已經執掌權柄，并積極參與外交政策制定。事實上，中生代學者在學術和政策上走入舞臺中央的全過程，也是美國各學術重鎮群雄逐鹿的時期。只有哈佛大學依舊傲視群雄，密歇根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已經今非昔比，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皆在某些領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培養了一些學術精英和政策精英。

然而，在多元競爭格局下，青年一代學者已經嶄露頭角，并快速成長。近年來，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兩校的優勢逐漸凸顯，其人才培養和人才輸送的強勁態勢已初見端倪。不管是學術界，還是政策界，青年一代學者的求學履歷中或多或少有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的血統，這一現象值得引起我們重視。當然，本文并不是說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形成了壟斷趨勢。事實上，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伯克利分校等高校仍然非常重要。

總體而言，美國各學術重鎮仍然維持著多元化的結構，但在未來很長一段時內，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將成為一支令人刮目相看的力量。

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的優勢地位首先得益于師資團隊與研究平臺的保證。普林斯頓大學擁有東亞系和伍德羅·威爾遜公共政策與國際事務學院兩個平臺，特別是后者，已經形成了一個搭配合理、高效精干的研究團隊。其中，柯慶生、阿隆·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和約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皆是學界翹楚，同時擁有在政府工作的經驗和強大的關系網絡。哈佛大學擁有諸多研究平臺，匯集了一大批杰出學者。特別是江憶恩，未來可能在人才培養方面有所建樹。值得一提的是，柯慶生和江憶恩共同創設的普林斯頓-哈佛中國與世界項目，已然成為培養研究中國外交政策人才的重要平臺。

柯慶生

誰是未來的李侃如、柯慶生？

分析青年一代學者，還有一個問題值得關注，即有哪些青年學者未來有機會進入中樞，并參與到美國對華政策的決策過程？

如果考察十年內獲得博士學位，同時年齡在40歲以下的青年學者，根據筆者的個人偏好和掌握的有限信息，有以下青年學者值得中國學術界和政策界關注（基本信息見下表）。

如果按照任職單位的性質，以智庫（本文將軍方院校歸為智庫）或高校為標準，可以將上表所列學者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高校學者，包括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希娜·格雷頓斯（Sheena Chestnut Greitens）、黎雅澹（Adam Liff）、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孟加里·米勒（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和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

我們可以分析這六位青年學者的綜合因素，評估其未來發展狀況。其一、如果考察這些青年學者的文章，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在側重理論抑或側重政策方面不盡相同。相對而言，白潔曦和黎雅澹的研究理論色彩更為濃厚，貝克利的文章理論色彩和議題色彩比較均衡，米勒、格雷頓斯和梅惠琳更為政策一些。不管其學術研究偏好如何，他們皆有政策評論在各大媒體上發表。

其二，就研究方向而言，白潔曦集中關注中國的內政和民族主義；貝克利和黎雅澹主要研究中國與美國的戰略互動，特別是軍事方面的競爭關系；格雷頓斯和梅惠琳的研究則涉及面更為寬泛；米勒則主要關注印度外交政策和中國外交政策。

其三，在工作履歷上，梅惠琳和貝克利在工作前已經游走于政府與智庫，社會網絡更為多元；雖然格雷頓斯、黎雅澹、白潔曦和米勒的履歷相對簡單，但是都與政策圈保持密切的聯系。

綜合來看，根據目前的信息，梅惠琳和貝克利值得注意，其風格較李侃如更為接近，日后在智庫和政府流轉的可能性很大。當然，另外四位學者也非常優秀，同樣有成為中國研究知名學者的潛力。米勒、雷頓斯和黎雅澹也有可能走旋轉門，特別是黎雅澹，學術風格與柯慶生接近。盡管白潔曦的研究更為學術，但是她早年已跟政策界多有互動，并且多次出席國會聽證會。作為謝淑麗（Susan Shirk）的得意門生，未來入職美國政府也并不令人驚訝。

第二類是智庫學者，包括扎克·庫珀（Zack Cooper）、艾立信（Andrew Erickson）、郭達安（Michael Glosny）、斯科特·哈羅德（Scott Harold）、埃文·蒙哥馬利（Evan Braden Montgomery）和埃利·拉特納（Ely Ratner）。

評估智庫學者比較簡單：其一，從就職單位來看，艾立信和郭達安任職于海軍院校，職位相對固定，受到部門利益的影響更大。庫珀、哈羅德和蒙哥馬利任職于智庫，未來通過旋轉門加入政府的可能性大一些。其中蒙哥馬利任職于美國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這個中心背靠國防部，特別是凈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其在政策方面的潛力值得引起重視。拉特納則剛剛從新美國安全中心調離，入職白宮擔任美國副總統拜登的副國家安全顧問。

其二，從研究取向來看，這些學者的顯著特點則是大多關注軍事和安全。具體而言，郭達安和蒙哥馬利更加關注安全戰略，特別是蒙哥馬利，研究興趣廣泛，涉獵較廣。庫珀、斯科特和拉特納則更關注動態，長于政策分析。艾立信的研究更為微觀，更多關注軍事技術和軍事戰略。

綜合這兩個因素，艾立信和郭達安可能會成為美軍中研究中國的知名專家，但是受軍方身份所限，如果工作不調動，他們發揮的作用可能會比較單一。庫珀曾在國防部和白宮擔任過多項職務，未來則有可能再次進入政府。哈羅德則有可能成為包道格式的學者。蒙哥馬利則情況特殊，有可能成為類似于美國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主席安德魯·克雷皮內維奇（Andrew Krepinevich）式的學者，即盡管并非純粹研究中國外交政策的學者，但是卻對外交政策有著巨大影響力。拉特納介入政策較早，最近剛進入白宮任職，基本可以確定其未來有進一步升遷的空間。

青年一代的政策偏好

評估政策偏好需要熟知學者的個性和關系網絡，然而限于獲取信息的有限性，分析具體的政策偏好難度較高。更為重要的是，青年一代到底能夠在社會階梯中爬多高，最重要的是取決于個人的機遇和運氣，這是難以預測的。

加之美國高校、智庫和政府三者之間的人才流轉性強，一些非中國研究的人員有可能進入對華政策的決策過程，這增加了預測的難度。從宏觀上分析則容易一些，依據這些學者的基本信息，可以有兩個判斷。

首先，專業化意味著學術研究更加微觀，青年學者在外交政策上傾向于議題導向，研究具體問題。這將導致兩個趨勢：

一個是，這些學者的思維框架與老一輩學者有所不同。在此之前，在區域研究和理論導向的影響下，老一輩美國學者對中美關系的認識往往是先有一個宏觀框架，再產生具體政策。青年一代接受的學術訓練更為專業，往往是基于具體政策構建宏觀框架。他們對細節和技術性問題的把握，對已經成熟的中美關系是必要的，但這也有容易忽視重大戰略問題的潛在風險。另一個趨勢是，青年一代學者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并不輸于老一輩學者，但相對而言，傳統的漢學家和中國研究的學者往往有中國情懷，因此在外交決策時更容易理解中國。專業化的負面作用是可能導致青年一代學者缺乏換位思考的精神，正面作用是他們能以更加專業、更少個人情感地研究中國，所以他們對中國的認知將更加復雜。

其次，青年一代的關系網絡更為多元、復雜，這意味著他們的政策訴求更加務實。研究中國外交政策的老一輩學者大多是學院派，他們一般要經歷從高校到政府的角色轉換。青年一代有了一些變化，他們更加看重履歷的重要性，工作經驗大多比較豐富。例如，目前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的在讀博士生中，很大一部分都已經具備在軍方、智庫和非政府組織的工作經歷，已經建立了較廣的關系網絡。這意味著青年一代社會化過程較早，與政策圈的關系更為緊密，在對華政策上有工具理性的傾向。總體而言，這些學者可能過于關注現實，更加強調沖突，忽視中美關系中應有的情懷。

評估未知的社會事實，預測尚未發生的歷史趨勢，這是一件充滿挑戰的工作。本文只是簡單地考察研究中國安全政策的少數青年學者，以求見微知著。對中國學術界和政策界來說，關注美國青年一代學者中的翹楚，追蹤他們的成長，與其建立緊密的關系網絡，以深耕細作、未雨綢繆，這項工作意義非凡。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講師、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感謝陳定定博士、韓冬臨博士、蒲曉宇博士、薛力博士和吳心伯教授的修改建議。）

“東方策”專欄由七位70、80學者撰寫，旨在通過探討中國外交重大議題，為讀者呈現切合實際的戰略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