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5日，日本內閣府公布，前一年日本GDP跌至全球第四，人均GDP則在G7墊底。其境況令人感慨。三十多年前我剛到日本時，這個國家的經濟規(guī)模與美歐勢成鼎足，作為世界第二的經濟體，其GDP一度達到美國的64%；而今天，它甚至趕不上歐盟二十七國之一的德國。

關于平成經濟，一直有人持“高質量、低增速”的看法，但在日本，越來越多的人卻承認“平成失敗了”。在平成時代結束的2019年，著名經濟評論員加谷珪一宣布“日本已經是落后國家”，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則寫了一本題為《為何平成失敗了》的書。

在書的前言，野口寫道：“上一代人推動了日本社會的發(fā)展，我們這一代人肩負著讓日本社會與世界潮流融合的責任。那么，我們這代人就必須捫心自問：‘我們完成使命了嗎？’‘前輩打下的基礎得到發(fā)展了嗎？’很遺憾，我們失敗了。”

日本已經被時代的潮流甩在了后面，而落后的原因，野口認為，并不在于“努力過了但沒能跟上時代，而是在于世界經濟發(fā)生巨大變化的時候，日本并沒有感知到”，在于日本的經濟體制和產業(yè)結構已經過時。

這個國家曾經歲月流金。平成初年，我在東京讀書，打工。每天經過新宿，偶爾路過銀座，總會目睹這座千萬級人口城市的精致奢華、生活優(yōu)雅。那時的我完全不能想象，這樣一個日本接下來會不知不覺地“失去三十年”。

野口認為，一個國家最大的失敗是陶醉在自我優(yōu)越感中，對外界的變化無動于衷，對自己的問題視若無睹。他把這種狀體比作“宿醉”，就是說前一天喝高了，第二天整個人懵懵懂懂，喪失認知能力。昭和時代的盛筵結束了，而日本上下仍然陶醉其中，沒有好好思考過平成時代應該做些什么。

與平成同時到來的是，世界格局的根本變化——蘇東劇變，全球化在“歷史終結”的樂觀情緒里高歌猛進；萬維網誕生，互聯網技術的應用迅速改變著人類生存狀態(tài)和方式。而日本卻無動于衷。在許多日本人的想象中，九十年代無非是八十年代的升級版，而“平成時代是一個更好的昭和”。對于兩個時代在維度上的差異，他們并不理解，也無從知曉——無論多好的昭和也無法在平成時代的范式革命中續(xù)寫日本經濟的奇跡。

1990年，日本股票價格開始下跌，1991年，房價地價也跌下來。泡沫經濟破滅了，但政商兩界仍舊相信二戰(zhàn)后建立的政治經濟體制能夠支持日本走向未來，習慣了增長的日本國民也以為經濟指標的惡化不過是經濟周期的短暫調整，而未來仍然是光明的。沒有人意識到，這只是“失去的三十年”的肇端。

日本人常用“加拉帕戈斯化”來警示孤立的危險。1835年秋天，達爾文在東太平洋的加拉帕戈斯群島考察，發(fā)現該群島生物進化與其他大陸截然不同，存在特殊路徑。當一個經濟體“加拉帕戈斯化”了，它的產品技術乃至服務都不再與國際市場兼容，也就是與國際脫鉤。

不過在昭和時代，這種日本特殊論卻有著別樣的意味，或許可以稱之為日本優(yōu)越論。諾獎得主、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曾把經濟體分為四類：欠發(fā)達經濟體、發(fā)達經濟體、阿根廷和日本，日本優(yōu)秀得很突出。傅高義干脆寫了一本叫做《日本第一》的書，解析日本模式的成功奧秘。

漸漸地，日本人似乎也自認為“第一”了。在上世紀八十代的日本，“日本人論”盛極一時。這種論調以歐美為參照，強調日本的文化特性，并將經濟的繁榮歸因于文化的優(yōu)秀。其實到1991年，日本破產企業(yè)已經比比皆是，尤其是房地產業(yè)，金融機構也因此背負了巨額不良資產。但日本人論的自我高潮卻仍在繼續(xù)，以致錯失了在第一時間改革經濟的時機，進而拱手讓出曾經的產業(yè)優(yōu)勢，陷入宿醉般的自我循環(huán)。

當然，日本也有清醒的精英，他們感知時代的變化，尤其關注近鄰中國的改革開放。那時，我在一家外語學校兼職教授中文，學員們中不少是企業(yè)高管，甚至有著名公司CEO。課后，我們會在附近一家意大利餐廳小聚，談論櫻花和俳句，也討論中國與世界。他們都清楚世道不同了，但作為少數派卻只好緘口不言。

日本人很在意“空氣”，盡管建立了言論自由的制度，依舊很少有人敢于無視“空氣”——如果某個話題是社會主流不樂意討論的，那么大家便會沉默是金。而給“空氣”定調的，無疑是東京的大員們。

平成時代的政治不能說是惡，它致力于追求平等與平穩(wěn)。但根據哈佛商學院的一項研究，優(yōu)秀的領導者之所以優(yōu)秀，不在于他們擁有良好的品性，而在于他們具備感知時代、把握機遇的能力。換句話說，優(yōu)秀的領導人能夠在變化的環(huán)境中，為國民開辟出發(fā)展的空間。而這，恰恰是平成時代的政治人物所不具備的。他們既缺乏大局觀，也不懂技術，對于由國際局勢、政府干預、人口增減、社會思潮和技術途徑等等變量所定義的時代精神茫然不察。這三十年來，他們盡管也呼號“改革”，卻不曾真正邁出一步。

政治找不到發(fā)展的“新邊疆”，于是便引導人民“向內”。“清貧的思想”開始流行，偉大的愿景消失在地平線之外。在平成時代，“草食系”的年輕人遍地都是，他們對事業(yè)、家庭、生活普遍缺乏追求，沒有太多消費的欲望，也沒有養(yǎng)育下一代的動力。較之闖蕩世界，他們更愿意宅在昭和遺留的舒適區(qū)里。

資本主義最大的內驅力來自對人欲的解放。作為經濟發(fā)展的基礎，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決定了一個經濟體所能達到的規(guī)模和高度。而日本人“向內”的結果，便是損害這一基礎。截至2023年，日本人口已經連續(xù)十五年下降，且嚴重老齡化，在現有的1.21億人中，65歲以上的老人占到了三成。與此同時，赴海外求學的學生數量也呈下降趨勢，2021年出國留學共計1.1萬人，為峰值的一成左右。

與平成時代的日本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銳意進取的中國。上世紀九十年代，有朋友去廣東旅行，回來后給我看了他鏡頭下的中國——雖然談不上富足，但如此蓬勃向上，不論男女老幼眼里都有憧憬的光。朋友說，在這些眼睛里，他看到了中國的崛起。果然，中國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現在，平成時代已經沒入歷史的海平面。但日本問題并沒有隨之消失，日本人仍然背負著全球最重的公共債務，也依然被過去的制度安排和生活方式緊緊束縛。對他們許多人來說，這些曾經帶來安逸的安排是無法舍棄的，哪怕它們已經比他們的父母還要老，哪怕它們再也不能高高托起日本的經濟。

在平成結束的2019年，日本經濟仍然是個“例外”，只是不再是庫茲涅茨的那個“例外”了。作為發(fā)達經濟體，日本的通脹、利率、工資漲幅數十年徘徊于“0”附近，有時甚至是負數。而令和又是一個新的時代了——全球化退潮，新冠大流行，俄烏戰(zhàn)爭爆發(fā)，地緣政治全面回歸，人工智能、物聯網等重新定義著生活的內容和邊界，TikTok等社交媒體大行其道……

不同的時代，要求不同的應對。2024年元旦，《日本經濟新聞》開始了“昭和99年，日本變道”的系列連載。卷頭語說開門見山地說：“把日本推向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昭和體制已至第99年，這個體制已不再適合日本。”文章呼吁廢除年功序列，廢除安心保險文化，廢除過度國家干預，從“古老美好”中解放日本。

呼吁總是簡單，回響卻遲遲未至。2024年一季度日本經濟繼續(xù)收縮，二季度有所回升。在數據漲落的背后，結構性的問題依然，執(zhí)政的自民黨依然，平成的心態(tài)也依然。或許，日本變道需要時間；又或許，在三十年后的失去后，還是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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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迪，系日本杏林大學綜合政策學部及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