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強調“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其中要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效能。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深化產學研用結合”“制定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應用的政策舉措”。可見“產學研”被寄予厚望。

然而，近期澎湃研究所研究員調研5家集成電路企業和食品高新技術企業后發現，當前較為成熟的產學研主要集中在人才培養上，而以技術為核心的合作還面臨知識產權和商業落地的挑戰。

共有產權易生糾紛，產權環境仍需改善

某家集成電路上市企業告訴澎湃研究所研究員，產學研合作中“最大的風險就是共有產權”。這種風險往往發生在公司與高校聯合攻關某項技術的情境下。尤其在項目比較熱門且緊迫的時候，雙方因為想“先把項目拿下再說”，容易忽視對專利權屬的具體規定。

在這種背景下，雙方在合作協議中容易將知識產權簡單約定為共有關系，但雙方具體享有哪些權利和義務往往約定不明。根據《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在無另外規定的情況下，大學作為產學研知識產權的共有者可通過以下任一方式從該產權中獲益（參考表1）。

然而，當后期業務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雙方可能因對知識產權在生產、銷售、許可等方面的具體權利行使理解的不同而產生商業利益的不平衡，從而引發糾紛。

比如，企業向澎湃研究所研究員反映，有的科研院所將自己那部分產權出售給競爭對手，或是自己拿著專利創業，成為了當初合作企業的競爭對手。然而，企業在合作過程中透露給高校不少內部信息，致其在商業競爭中“吃虧”。

還有一種情況是，企業發現在用共有產權作為企業核心技術申請上市和各類榮譽資質時易出問題。“很多科技企業在上市審核中會被告知，與高校簡單約定的共有知識產權被認定為是個風險”。此外，在很多地方的高新技術榮譽認定辦法中，要求知識產權有多個權屬人時，只能由一個權屬人在申請時使用。假如高校也想用這個產權做同類申請，容易起矛盾。

此時如果企業再去向高校買斷產權，則談判困難重重。從高校的角度來講，專利本身就是KPI，合作企業的后續經營狀況并不重要。“企業哪怕倒閉了也沒關系，大不了專利就放著不用”。

但如果某家企業市值增長，提出要把高校那部分產權買下來，情況就會麻煩很多。“那是定1萬塊錢，還是100萬，還是1個億？”定少了是國有資產流失，定多了企業承受不起，談判會很困難。

還有一個“抱怨”來自學生。浙江某高校學生向澎湃研究所研究員反映，自己做出核心貢獻的科研項目被實驗室拿去和企業做商業轉化，但自己并未從中獲益。在參與研發的過程中，也無人告知他產權的歸屬情況。

目前，企業員工和高校教師可通過工資、獎金或分紅的方式從成果轉移中獲益。但學生和高校之間并非雇傭關系，難以有效主張自己的權益。目前，學生在產學研成果中的收益主要取決于學校自己的規定。

實驗室、工廠環境差別大，校企缺乏有效溝通

某食品添加劑高新技術企業在生產的過程中，偶然發現某添加劑和蛋白相遇會產生更好的彈性口感。為此，該企業委托某高校實驗室探究該添加劑遇蛋白的反應機理，希望得到一個穩定的彈性劑配方。但是，因為種種問題，“他們做出來的東西最后留在了實驗室里”。

在生產端，工廠的生產條件和學校實驗室環境差異甚大。學校的樣品是在一個恒溫恒濕的實驗室中生產出來的，過程中排除了所有不確定因素。但在工廠里，“一個鍋有60*30*30立方米那么大，做不到精確地控制各種環境因素”。此外，實驗室給出的配方還使用了特殊的設備和輔助材料，這些材料在實驗室中已普及，但企業還不能輕易、穩定地從市場獲得。

“但我們需要一個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有效果的產品,不然就會有客訴、退貨。”然而，實驗室給出的配方只能保證在某些特殊的條件下該產品會有效果，和實際情況相差較大。

在上述產學研合作中，研究成果的深度還不能指導企業開發產品。高校團隊的主要成果是他們用光譜儀器“看到”添加劑和魚肉產生了某種網狀結構，從而提高了肉的彈力。但企業實際想知道的是該網狀結構產生的原因和規律，才能應用到實際產品開發中去。而在高校眼中，企業給出的資金和時間僅夠探究一個較為簡單的機制關系，至于如何將研究發現進一步應用到生產環境里，“那是企業的事”。

最后，在校企溝通過程中，也容易因為雙方目標和預期的不同而“失望”。高校老師參加產學研往往是為了拿基金、發文章，而企業的最終目的是賣出新產品，這兩者之間總是差幾步，但就是這幾步似乎沒人能走、沒人想走。

成果交付過程中，極易鬧不愉快。企業往往有較強的“甲方思維”，覺得自己給了錢，對方應該幫他解決問題。而高校科研人員往往認為企業不尊重科學發現的規律，急于求成。

產學研不能是政策驅動，而應該是市場驅動的

盡管如此，很多公司仍在加大產學研合作的投入，除了文章開頭的以人才培養為目的之外，可能還有其他的目的。

很多地方政府為鼓勵產學研活動，設立了相應的榮譽資質和資金獎勵。比如，近期公布的《上海市嘉定區加強產學研合作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實施辦法》強調，評級為A的產學研合作經費補貼50%，相應技術負責人可被認定為領軍人才或精英人才。

這些獎勵政策在無形中成為激勵本身，可能導致企業為了獲得補貼和榮譽去進行產學研活動，而不是為了提高市場競爭力。比如，該政策也特別強調了種種懲治“惡意騙取財政資金”的嚴厲手段，可見此事并不少見。

政策驅動的產學研往往止步于結項，終難提高中國科技成果轉化率。相關研究表明，中國的科研成果轉化率在30%左右，其中高校發明專利實施率為16.9%，產業化率僅為3.9%。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江小涓早些時候對澎湃研究所表示，在數字時代，創新的中心從高校往企業轉移，“作為海量數據的生產者、匯聚者和聚合挖掘者的企業，在創新鏈條中的地位大大提升”。

《決定》提到要“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支持企業主動牽頭或參與國家科技攻關任務”等，就是為了讓市場主體、市場邏輯來主導產學研合作。

未來產學研深度融合的趨勢應該是，提倡市場驅動，讓合作再“落地”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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