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風光  IC 資料圖

通過品讀新加坡的城市定位和發展理念，我們發現，一座城市之所以能夠成功、精彩，一定有其內在的深刻道理。沒有誰能隨隨便便成功。特別是品讀新加坡（四）｜理念對于卓越城市有多重要所闡述的“四大基本理念”，構成了我們理解新加坡發展思路、政策和舉措的重要支撐邏輯。在此基礎上，上海發展戰略研究所課題組認為，在全球所有的國際大都市中，新加坡整個城市迸發出的力量令人震驚，城市的“力量組織方式”更是獨樹一幟，值得我們認真、深入地研究與借鑒。

像社會個體一樣，城市也是儲備、產生、釋放力量的重要主體，城市力量能不能調動起來、發揮出來，能夠發揮到多大程度和水平，直接決定著城市的地位、能級與品質。可以說，城市力量集中爆發之時，就是城市走向成功之日。優秀、卓越的城市一定會把自身的所有力量最大程度地整合起來、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

說起城市力量，不禁讓筆者想起往事：1990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朱镕基向鄧小平匯報工作時說，（關于開發浦東）“相信上海人民有這個力量，憋了幾十年了”。筆者認為，這是對城市力量的一次鮮明表述。

另外一件事是，在浦東開發開放之初，《華盛頓郵報》駐京首席記者采訪時任浦東開發辦副主任沙麟。記者講，有朋友對他說，上海是一個半老徐娘，想要恢復她的青春，就要對她涂脂抹粉，或者搞一些整容手術。沙麟馬上對他說，“你這個想法是徹頭徹尾的不對。從上海來說，是有著她光榮的過去，但由于歷史條件，這些年形成了一個非常大的工業基地和加工中心。而以開發開放浦東為契機，上海不是整容，而要以全新的方法來加速她的新陳代謝，使之越來越健康、越來越年輕。就像一句廣告詞所說的那樣——今年二十，明年十八。”這個故事是對上海城市力量的生動寫照，特別是在浦東開發開放三十多年后再來看這個故事，我們對城市力量的理解會更為直接與生動。

城市力量究竟該如何調動、培育和激發？有人會說，城市的動能在于經濟和產業，一般而言，這話是不錯的，經濟動力是現代城市發展最重要的力量，是一個城市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基石。然而，新加坡的經驗告訴我們，強勁經濟動力的背后，是強大、科學的城市力量組織方式，它涉及社會驅動力、社會組織力、民眾團結力、城市凝聚力等。

李光耀很早便對城市力量有著深刻理解，“在世界這個角落，一個城市島國如果要生存，就不可以平平庸庸。新加坡要生存，必須要有兩個先決條件：第一，要有素質卓越的領導人。第二，人民必須認清新加坡根本的脆弱性，并愿意齊心協力面對挑戰。我們要更加團結、更有組織，并更有競爭力。”2024年5月1日，時任總理李顯龍在任內最后一次大型公開演講中指出，未來新加坡不能變的三大硬道理，第一條就是要保持社會凝聚力。

比較而言，新加坡雖然城市人口和面積都較小，但是在調動、激發、釋放城市力量方面，不但實現了自己的精彩，而且達到了世界范圍內相當的新高度。沒有人敢輕視這座城市所迸發出的力量，其中的規律和肌理值得我們細致品讀。 

一、建立市民與城市的直接利益關系，高效調動新加坡民眾的力量

談到新加坡四大理念時，筆者曾指出過，在新加坡不管你來自什么樣的背景條件，在保障機會平等和基礎公平以后，接下來就看你自己的努力了，你會發展成什么樣要靠你自己。新加坡政府絞盡腦汁制定了各種各樣的制度和政策，推動廣大民眾發揮積極性，促使每個人都能夠成為一個小發動機，這樣，城市作為整體才能夠動力強勁。

那么，如何確保每個人都能成為一個小發動機？與其他采用較為激烈充分市場競爭模式的城市不同（比如香港等城市），新加坡的辦法是，讓每個人的利益與整個城市息息相關，即成為利益相關者。具體就是每個人獲得一份資產，使人人都能分享進步的成果，使每個人為了保衛自己那一份資產利益，有動力成為社會共同創建者和主人翁。

首先，這份資產包括讓新加坡人都擁有自己的住房。民眾以最低的土地成本購買組屋，同時政府撥專款、以慷慨補貼來資助購房，還允許用公積金來付每個月的按揭。這種政策的理論邏輯是，國民擁有自己的房子，分享國家的財富，這樣個人資產的積累就不需要依靠國家。換句話說，新加坡民眾在起步之初就已經擁有了一些資本，當多年后退休的時候，房子還將增值許多倍。

其次，這份資產還包括政府給每個人的公積金賬戶上充盡可能多的錢。當政府有盈余分配的時候給予民眾股票紅利。比如據李光耀回憶，1978年起，公積金會員可以利用個人儲蓄進行投資。同年早些時候，政府改組了新加坡的巴士服務，成立新加坡巴士服務有限公司并讓它上市，同時允許公積金會員利用公積金來購買新巴股票。這樣，讓大多數人擁有股權，讓利潤回流到公共交通的主要使用者，也就是工薪階層手中。人們因此不會執意要求把巴士車費訂得低廉和政府補貼公共交通。

那次售股計劃取得成功后，新加坡政府放寬限制，允許會員利用公積金投資住宅、商業與工業房地產、信托股、單位信托和黃金。所賺的錢高于公積金利息的會員，可以從戶頭取出余額。但是與此同時，政府也制定最低保障，以防會員投資失敗而喪失所有的儲蓄。

為了確保儲蓄足夠一個人養老之用，新加坡還規定，公積金存款或以公積金存款購買的任何資產，是不能在任何抵債或索償行動中被扣押的。公積金會員用公積金購買的建屋局組屋，債權人不能打它的主意。只有建屋局才有權以沒繳清抵押貸款的期款為理由，對屋主采取法律行動。

另一個比較精彩的案例是，1993年新加坡電信公司上市時，以比市價低一半的折扣價，把大部分股票售賣給新加坡成年公民。之前好多年，政府因經濟穩定增長而累積了不少盈余，因此，讓人民以低價購買股票，是為了讓他們分享城市部分盈余。用李光耀的表述就是，“要人民擁有一家主要的新加坡公司的股份，使新加坡人又多了一道跟國家成就息息相關的有形聯系。”為了防止人們在公司上市后見高賣掉股票套利，新加坡政府規定只要持有人不賣出手頭的股票，他們都可以在第一、第二、第四和第六年獲得紅股。結果，當年擁有新電信股票的新加坡人占到勞動力的將近90%，這個比例可以說是全球最高并全球罕見的。 

二、新加坡異常注重“向社會團結要力量”

團結就是力量，這句話對于中國人來說耳熟能詳。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無數次證明：全民團結產生的人民偉力，確實能夠“敢教日月換新天”。因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說：“明天的中國，力量源于團結。”“14億多中國人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同舟共濟、眾志成城，就沒有干不成的事、邁不過的坎。”

新加坡雖然人口只有不到600萬，但是高水平團結起來的城市力量已非常驚人。筆者認為，在全世界的所有城市中，新加坡都可稱為“社會團結出力量的典范城市”。

首先，在社會團結的觀念認知與政策選擇上，雖然存在多元種族，但新加坡政府的信條是，社會要和諧太平，關鍵就在于制度必須公正無私，人人都能分享進步的成果。李光耀堅信，“只要政策公平、不偏不倚，尤其是失業和其他苦難由大家平等分擔，而不是主要落在少數族群頭上，他們就會和平共處。確保多種語言、多種文化、多種宗教組成的社會團結一致尤為重要。”“關鍵是我們必須有一個和諧的社會，無論何種種族和宗教，都能平等相處。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只有死路一條。”李光耀甚至以過來人的身份告訴我們，人民團結是經濟強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人尤其是經濟學家可能很少注意到這一點），“如果內部爭吵不休，社會還會進步嗎？”

其次，在社會團結的載體構建上，新加坡殫精竭慮利用各種機會和資源條件，打造有利于促進團結的各種載體，有些載體甚至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成效。比如，新加坡男性青年的國民服役，除了能夠保家衛國之外，還是有力促進社會團結的重要載體。筆者以為，它簡直是新加坡演練、塑造社會團結的超級“黃埔軍校”。因為在軍營里，新加坡的年輕人學會了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工作，不分種族、語言和宗教。所有宗教，從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錫克教到基督教和祆教等的習俗都受到尊重，穆斯林和印度教的食物禁忌也都受到尊重。無論他的父親是部長、銀行家、專業人士、勞工、的士司機還是小販，大家都必須團結協作，他在軍隊中的地位都得看個人表現而定。

再次，在努力彌合社會差距以保持社會團結上，新加坡時刻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即便對于一個成功、充滿競爭的經濟體而言，仍然需要維持非常巧妙的平衡，以打造一個團結的、有凝聚力、有同情心的社會。李光耀認為，讓資本主義毫無節制地發展是危險的事，因為這會引發暴亂并導致社會契約遭到破壞。因此，必須想方設法讓那些處于底層的人民也能維持像樣的生活水平，在他們的社區內找到歸屬感。如果不能通過利益重新分配恰當地彌合差距，整個新加坡社會是難以上下一心的。

但是政府面臨的難題是，當低收入階層永遠趕不上來時，那該怎樣保持社會團結？畢竟，社會上總會有一些不負責任或能力很是不足的人。李光耀提到，在新加坡這些人大約占人口的5%。對這些人來說，任何資產，無論是房子還是股票，都會化為烏有。新加坡政府的辦法是，盡量設法不讓他們最終住進收容所，而是盡可能讓他們能夠獨立生活。更重要的是，設法拯救這些人的子女（比如給予最好的教育機會），使他們不再重復上一代那種什么都不在乎的生活方式。

在這里，筆者再花費一些筆墨，分享一下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NTUC）早期的案例，讓大家深入感受這座城市在彌合社會差距、促進社會團結上的良苦用心。

在20世紀70年代，NTUC在出租車服務、日常消費品、保險服務、醫療、托兒、廣播電臺等多個領域，通過有效手段和資源介入，努力維護并提升工會會員的福祉水平。比如，如今遍布新加坡的“Fair Price”超市,就是起源于1973年成立的“職總消費合作社”，以減低會員的生活費用為出發點，開辦商店、百貨公司和超級市場，后來它改名為“職總平價合作社”，成了家喻戶曉的連鎖超級市場。其最大特點是，盡可能把基本消費物價維持在接近批發價的水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加坡早期發展歲月中，NTUC特意建設、經營為工人服務的海濱度假酒店“白沙度假村”，還在實里達下段蓄水池畔開辟設有高爾夫球場的“胡姬鄉村俱樂部”。NTUC也建造高質量的共管式公寓讓會員購買。為了使工人能夠負擔使用設施的費用，政府只是象征式地收費，提供國有土地興建這些設施。這些俱樂部、度假村和其他設施為工人提供以往只有較富裕者才享受得到的生活方式。李光耀說，工人自嘆出身比人寒微，他們感受到自己不能享受只有成功人士才能享有的生活方式，他相信，這種感受會因為有了這些設施而不至于那么強烈。 

三、新加坡擅于組織和動員社會，高度組織起來的城市會迸發出磅礴力量

最大程度地激發城市力量，離不開各類社會主體自身的動能釋放。前文已介紹，在向社會團結要力量的同時，新加坡推動每位市民都成為一個小發動機。然而，在筆者看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及其領導的政府，才是一臺超級發動機。它所釋放的力量令全世界矚目，所取得的成就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新加坡政府動力強勁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從內驅力來看，積極吸納優秀人才進入政府，科學合理設置人員的利益保障，精良高效的政府部門運行制度設計，充足的資源和工具賦能等等。從外驅力來看，5年一次的大選是強大的鞭策力量，人民行動黨雖然長期執政，但是從來都不敢掉以輕心，如果政績不佳，真有下臺的可能。

關于新加坡政府如何優秀的論述已非常多，筆者在這里毋寧更想強調一種因素，即人民行動黨領導的新加坡政府，找到了在民眾中充分汲取力量、有效組織和動員民眾共同行動起來的工作方法和制度安排。

李光耀堅持認為，如果沒有人民的支持和擁護，政府是做不出成績的。他認為，選民的總體情緒固然重要，關鍵其實在于爭取民眾支持的機制和組織網絡。從1959年執政以來，人民行動黨通過人民協會、民眾聯絡所、歡迎委員會、親善委員會、聯絡所管委會、公民咨詢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等眾多的載體，收集、傾聽、回應民意，把民眾有效地聯結、組織和動員起來，將根系牢牢植入民眾之中。同時，通過論壇和反饋會議等多種渠道，讓公眾對一些政策大膽發表意見，說出他們的心里話，以利于更好地警醒政府。1984年，新加坡國會通過了非選區議員法案，規定得票最多但是沒有當選的“反對黨候選人”可以進入國會成為議員，目的就是提高國會辯論的質量和透明度。1990年新加坡修改憲法，讓一小批非行動黨出身的杰出人士，以“官委議員”身份進入國會，以反映獨立或超黨派的觀點。官委議員一直扮演著建設性的角色，他們對政府的政策經過慎重考慮后，提出認真的批評。政府也同樣認真對待他們的意見。

這樣的機制和組織網絡已十分令人震撼，但筆者以為，人民行動黨政府更厲害之處在于，在千方百計確保盡可能做出正確決策的前提下，它注重對民眾的說服與教育，而并不是一味地迎合民眾，這是新加坡力量之所以與眾不同的一個重要源泉。李光耀的逆耳忠言是，“如果你想要贏得人心，那就不能總試著去討好人民。代表廣大民意的政府，不等于事事順從民意。我們并不想成為不得民心的政府，或是做一些不受歡迎的事。但如果非做不可，我們就一定去做。假如不受歡迎的，我們就不敢去碰它，那我們就會有很大的麻煩。”

在說服教育民眾、取得共識的基礎之上，新加坡會及時跟進法律和制度的規定與覆蓋，通過法律保障來進一步強化組織性。我們看到，新加坡城市生活的各個領域和方面都存在著非常詳盡、完善的法律法規。通過法治建設讓人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踐行自己的責任，同時,已制定好的法律就要嚴格執行、不打折扣。李光耀把這種邏輯總結為，“首先，我們教育和規勸人民。在說服多數人并贏得他們的支持后，我們就立法懲治冥頑不靈的少數人。”如此運作的結果便是，整個城市的組織性進一步提高，城市合力得到最大程度的激發與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