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時期，長時間的南北割據、政權更迭，文化交流卻異常活躍，王謝家族的榮光、竹林七賢的高適構成了一派魏晉風度；而在廣袤的北方大地，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政權，與南方文明又有著怎樣的關系？12月21日在南京博物院開幕的 “瑯琊王——從東晉到北魏”顯然不容錯過。

“澎湃新聞·古代藝術”(www.kxwhcb.com)獲悉，此次展覽以司馬金龍為線索，講述了當時東亞最重要的兩座都城——平城和建康間的交流互動。

12月21日， “瑯琊王——從東晉到北魏”展在南京博物院開幕，此次以司馬金龍為線索，講述了當時東亞最重要的兩座都城——平城和建康間的交流互動。

展覽由南京博物院策展，南京博物院、山西博物院、大同市博物館、南京市博物館總館共同呈現展品，其中20多件展品首次展出，南京博物院副院長劉文濤把此次展覽看成是司馬金龍的回鄉展。

東晉：以文物再現江左風雅

司馬金龍是何人？半個世紀前，山西大同司馬金龍夫婦合葬墓的考古發掘，以出土眾多鮮卑族和漢族風格的精美隨葬品揭開了些許面紗。南京博物院策展人左駿向“澎湃新聞”（www.kxwhcb.com）介紹：“司馬金龍很特殊，他所在的司馬氏是東晉皇室，所以史料明確記載了司馬氏從南方到北方。通過史料的記載和墓葬墓志的發現的“雙重證據”，再通過考古出土器物的排比、解讀，就從史料上白紙黑字中復原出一個活生生的一個人和一個家族，乃至窺見整個時代。

其中敦煌寫經孤本《佛說卅七品經》、目前考古發掘出土的中國最早的一枚鉆戒（東晉金剛石金指環），展出除了文化與宗教的交流外，也反映出江東適宜的自然環境和蓬勃發展的社會經濟，為貴族閑適風雅的生活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為此，展覽通過文物的鋪陳講述東晉士族聯姻與政治、通過建筑構件和生活器具東晉建康城的生活。

此次展覽中還有很多在南京及其周邊地區考古發掘的六朝墓室磚畫經修復后首次展出，其中有一件新展出的南齊“樹下高士”畫像磚與南京博物院六朝“竹林七賢”畫像磚，圖案文字幾乎相同但卻有細小差別，對文物有研究和感興趣的觀眾可以在南博發現二者之間細微的差別。表達此類主題的畫像磚陸續出土也表達了老莊思想不僅是構筑魏晉名士精神世界的重要內核，而且作為一種時代風尚，對整個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北魏：草原民族的多文化融合

公元424年后，因南方政權更替而北奔的晉皇族司馬楚之來到平城，投靠北魏王朝。他不僅受封瑯琊王，而且與鮮卑貴族通婚，迎娶北魏王女河內公主，生下了漢、鮮卑混血的司馬金龍。展覽第二章“王的時代“，講述的便是是司馬金龍的時代。

從展出的來自山西的文物不難看出，北魏融草原文明與農業文明于一體，從中原繼承了漢晉文化，并吸收從域外傳來的佛教文化，創造出獨特的文化模式。

在展廳最顯眼位置的釉陶俑陣，可看出北方草原戰斗民族的特色——風帽垂裙及肩—— 這些釉陶俑既是司馬金龍身份的代表，也是當時北魏軍事生活的真實寫照。在司馬金龍活躍的年代，雖然大規模的軍事時代基本過去然而北魏與周邊少數民族如北方的柔然、河西的丁零依然沖突不斷，與南朝政權也有戰有和，司馬金龍墓出土的釉陶俑陣生動展現了北魏將士的英勇形象與北魏軍事力量的威武強盛。

展覽中“童子葡萄紋鎏金銀高足杯”見證了文化交流，目前公認是四到五世紀薩珊波斯的進口器具，器物上帶有古希臘酒神節的傳統且具有東羅馬高足杯的特征，是具有羅馬和巴克特里亞風格的一件器具。它可能是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傳到當時北魏的首都平城。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張智郎（毛德祖妻）彩繪石槨正壁”，大同市博物館副館長曹臣明向“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此件展品剛剛修復完成不久，是首次展出。毛德祖是南朝宋的重要將領，在與北魏打仗時被俘，終老北魏。石槨主人是他在北魏后娶的妻子。石槨正壁的正反面皆有彩繪，正面有武士、羽人，反面為彩繪出行圖（年代久遠，難以辨認），但彩繪的守門武士和羽人顯示出不同文化背景的融合。

當然，展覽最高潮在“王的榮光“，通過墓葬出土的精品來呈現北魏瑯琊王司馬氏的尊貴和功名顯赫的一生。其中“列女古賢漆畫屏風板及構件”被放在一個特別定制的柜子中，“列女古賢漆畫屏風”在澎湃新聞此前刊發的‘“瑯琊王’司馬金龍：一個家族與一部東晉北魏的文化融合史”有詳細介紹，司馬金龍墓中出土的一組木制漆屏風，可謂難得一見，這是一組人物故事彩繪描漆屏風，每塊木板高82厘米，寬20厘米，出土較為完整的有5塊，邊框5件，木檔3件，還有部分畫的殘片。漆畫從上到下分四層，每層均有單獨主題，配以墨書題記和榜題，來標示人物身份和說明內容。內容依殘存圖像分辨主要為表彰帝王將相、孝子烈女的故事傳說，其所繪人物衣著打扮，皆為中原人士形象，或表明其繪圖底本來自南朝，而木框邊緣所繪的環狀纏枝忍冬紋，又是典型的北魏紋飾，由此可見該漆木屏風正是一件南北朝文化交流融合的產物。

有學者將司馬金龍墓出土漆屏與顧愷之《女史箴圖》比較，認為漆屏作者受到東晉或南朝卷軸畫《女史箴圖》的影響，反映了南北文化交流的情況。尤其提到“班婕有辭”一段漆屏上是四人抬輦，而《女史箴圖》上八個身強體健的人抬著漢成帝乘坐的輦，還很吃力，前后腳互相擠兌踩踏，姿勢表情甚為滑稽。按書中的說法輦上應該僅漢成帝一人，但畫中君王身邊多了一位佳麗。顯示了顧愷之的幽默，也讓人想到了西漢的結局。

展覽中，來自大同市博物館的一個小構件不同于“漆畫屏風”是典型北魏的藝術風格。

另一件展出的青瓷唾壺，可能是司馬楚之（司馬金龍之父）從南方帶到北方的。因為這件器物壺口有陳舊性損傷，說明它曾是一件實用器，而不是為了隨葬購置的。

一絲絲線索構架出司馬金龍以及他生活的時代——南渡的中原士人不僅在南方珍存著中國文化的正脈，也保留了自魏晉濫觴的自由豁達的精神，不斷地影響著中原故地的新居民。

朱金耀彩的漆繪屏風、矯若驚龍的法書、絲路遠舶而來的異域金銀器與南北方文物同堂并陳，講述南與北、漢與胡的勢力雖然此消彼長，在文化上卻交相輝映。

楊佳怡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