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說到中俄美“大三角”難以復現(xiàn)，那現(xiàn)在的中俄美是什么關系，是否中俄美不可能再形成三角關系？

并非如此。三角關系本身只是一種結構形式，它是客觀的，具有工具屬性，并不帶有價值判斷。這種關系在國際政治中極為常見，任何三個存在著內在制約和互動關系的國家都可能形成三角關系。

事實上，冷戰(zhàn)結束之后，在經(jīng)歷了最初短暫的模糊期后，中俄美很快進入了新的三角關系中。在中俄、中美、俄美關系中，第三方不是其全部背景和內容，但卻都是其背景和內容的重要部分，它們之間的互動和傳導作用非常明顯，由此說，中俄美是三角關系無疑。

如果要對中俄美關系現(xiàn)狀作一個簡要的描述，可以這樣說：當今中俄美三角的基本特征是中俄為戰(zhàn)略伙伴，在國際政治上與美國形成兩大思想和主張。但兩國針對一國的結構性的框架并未形成，更談不上“大三角”的復活。中俄都希望與美國合作，都希望避免與美國為敵，兩國都視其戰(zhàn)略合作為防御性質，而不是反美聯(lián)盟。

中俄美相互都保持著獨立定位，都留有戰(zhàn)略機動的余地，中俄美三角仍存在著一定的變化彈性。那么，中俄美三角變化的主要變量是什么？

這些變量大致可分為背景性變量和直接變量兩大類。背景性變量是指國力對比的變化、國際形勢的變化、國內政治的變化，它們具有本源性，不過它們的作用是間接的，并且在作用方向上存在著多向性。直接變量是指中俄、中美、美俄三對雙邊關系。背景性變量的變化最終會反映到中俄、中美和美俄關系上，它們的互動和變化直接決定著中俄美三角的形態(tài)。

國力對比的變化通常不是突然發(fā)生的，它只有在積累到一定的質量后才會發(fā)生效應。因此，這個變量相對穩(wěn)定。

國際形勢的變化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當代國際政治“黑天鵝”層出不窮，難以預料的重大突發(fā)幾乎成了常態(tài)——蘇聯(lián)解體、9?11事件、伊拉克戰(zhàn)爭、烏克蘭危機、英國脫歐等等，都令國際形勢陡然劇變，難以預料。

國內政治的變化同樣難以預測。如美國的“特朗普現(xiàn)象”，它帶來的內外政策的變化都超出了通常的政治想象。俄羅斯則有“普京現(xiàn)象”。普京在俄羅斯享有的權威之高，使他成為俄羅斯國家的化身，但這也給俄羅斯的未來帶來了某種不確定性。與“特朗普現(xiàn)象”相反，“普京現(xiàn)象”的不確定性不是因為它的出現(xiàn)，而是因為它未來的離去。正因為普京的影響至深，他未來離去留下的變化空間才越大、越不易預測。

中俄關系、美俄關系和中美關系是影響中俄美三角的直接變量。

中俄關系。中俄關系對中俄美三角具有關鍵意義。中俄關系如果發(fā)生逆轉，中俄美三角的形態(tài)就可能出現(xiàn)顛覆性變化，為俄美聯(lián)合制衡中國創(chuàng)造條件。反之，如中俄保持友好，則中俄美三角中的中俄戰(zhàn)略合作結構將基本上保持并可能發(fā)展。

自1996年建立戰(zhàn)略協(xié)作伙伴關系以來，中俄關系經(jīng)歷了近代以來持續(xù)時間最長的友好合作時期。兩國解決了世紀難題邊界爭端，在20多年的時間里沒發(fā)生過任何重大政治性沖突，過去的許多“雷區(qū)”，如中亞能源輸出、中亞“大游戲”、所謂中國對遠東的擴張等等，在這一時期都得到消解或緩和。

未來十年左右，對中俄關系的最大挑戰(zhàn)不是現(xiàn)在看得見的某一具體矛盾，而是兩國地位關系的轉型，即兩國將如何面對國力對比的大幅變化，也就是中國國力的快速上升和俄羅斯國力的相對下降，以及如何使中俄關系平穩(wěn)地適應這一新的條件。這一轉型的結果將決定未來中俄關系走向何方。

中俄關系的轉型之所以特別復雜，是由于在過去的幾百年中，兩國經(jīng)歷過特別的歷史，形成了特別的相互認知和思維，也習慣了特別的相互關系模式。它的核心概念可概括為“強大俄羅斯——貧弱中國”，如果再向文化上延伸，還有“文明西方—落后東方”的潛意識。

在近代中俄關系中，俄羅斯強大、中國貧弱是客觀事實，由此形成的對兩國關系的認知在俄羅斯的思維中根深蒂固，對中國人的思維也有很深影響，它也反映在兩國關系的構建和各自的政治心理中。

歷史性轉折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它有兩個標志性事實：一個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另一個是蘇聯(lián)解體，這兩個事實構成了中俄關系史上一個不尋常的進程：中國向上，俄羅斯向下，差距迅速拉開，兩國的位置發(fā)生歷史性交替。

按照世界銀行的數(shù)據(jù)，蘇聯(lián)解體之時，中國與俄羅斯的國內生產(chǎn)總值相當，10年之后，中國已是俄羅斯的4倍。到2017年，中國國內生產(chǎn)總值達到12萬億美元，俄羅斯為2.2萬億美元，中國的經(jīng)濟總量已是俄羅斯的近5倍半。從2011年算起，中國的純增量為4.69萬億美元，俄羅斯才約3500萬美元。

軍費開支對大國來說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指標。按照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資料，在解體前的最后一年1990年，盡管蘇聯(lián)的軍費已經(jīng)大大減少，但仍達1907億美元，而同年中國是210億美元。1992年俄羅斯獨立后軍費銳減到407億美元，當年中國是271億美元。2017年俄羅斯軍費恢復到663億美元，而中國已經(jīng)增長到2282億美元。

這一走勢使中俄關系面臨一系列不曾有過的挑戰(zhàn)。這里所謂挑戰(zhàn)并不是指危機形勢，而是指可能遇到并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

挑戰(zhàn)之一是在政治關系上，中俄關系如何保持平等。平等是中俄關系中十分敏感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不能觸動的政治神經(jīng)。由于歷史及其他原因，中俄在相互交往中民族自尊心特別強，把不平等視作不可接受的屈辱。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的破裂也與此有關。

不平等的物質根源是國家實力的差距。國家總是根據(jù)自己的資源和能力制訂戰(zhàn)略目標，選擇實施手段，并形成認知和思維習慣。國家強盛總是使其在對外政策上更有進取性，這是自然的。反映在中俄關系上，中國在雙邊對話中會更有優(yōu)勢、更為自信、更加主動，這也是自然的。與此同時，這也容易導致自覺或不自覺的自負心理的產(chǎn)生。

而對俄羅斯來說，如何適應這一巨大落差是一個痛苦矛盾的過程。由于處于弱勢地位，它對平等會更為敏感或過于敏感，乃至正常的事情也可能被理解為不平等，使兩國關系在政治上變得脆弱。現(xiàn)在已有把中俄說成是老大哥與小弟弟的輿論，認為俄羅斯是中國的小伙伴，中國主導著中俄對話的議程。未來這種輿論將會長久存在，如果它上升為某種政治意識，將會是中俄關系的嚴重隱患。

挑戰(zhàn)之二是在安全關系上，它的實質是如何在中國軍力快速增長的情況下繼續(xù)保持兩國軍事互信。中俄相互是最大鄰國，有 4300多公里的漫長邊界，又都是軍事大國，安全問題始終是兩國關系的基石。換句話說，相互不構成安全威脅是兩國關系最深層的基礎，這個基礎一動搖，中俄關系就會發(fā)生基礎性的變化。

強大的軍事力量一直是俄羅斯的立國之本，在過去幾百年里，俄羅斯對中國一直保持著巨大優(yōu)勢。不過，近年來中國軍力快速增長，雙方力量對比在悄悄發(fā)生變化。前面說到中國現(xiàn)在的軍費已是俄羅斯三倍多，將來差距還會繼續(xù)拉大。可以預測，未來中國在常規(guī)軍事力量方面將趕超俄羅斯，俄羅斯的優(yōu)勢將主要保留在戰(zhàn)略核武器領域。

當然，這不意味著中國將威脅俄羅斯，也不意味著俄羅斯將中國視為軍事威脅。在面臨共同安全威脅的情況下，相互支持是兩國更有可能的選擇。中俄不斷發(fā)展的軍事合作已經(jīng)顯示了這一點。不過，軍事力量不同于一般其他因素，它有其特殊性，對國家關系的影響也有其特殊規(guī)律。大國對軍事力量的變化尤為看重，任何大國都不希望身邊出現(xiàn)一個軍事強國，特別是遠強于己的軍事大國。

挑戰(zhàn)之三是在國際合作上，它的核心問題是中俄國際合作的基礎如何保持。中俄美在后冷戰(zhàn)時期的國際秩序建設上持不同理念，中俄主張多極化，美國堅持單極霸權，這使中俄與美國分道揚鑣，同時也成為中俄國際合作的重要基礎。它的邏輯關系是：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中俄都遠弱于美國；中俄的國際地位相似，因此訴求相近；兩個較弱的大國聯(lián)手抵制單極霸權、推動多極世界是自然的選擇。

不過，隨著中國的持續(xù)發(fā)展，美國獨大的格局逐漸解體，中俄美在其中的位置都發(fā)生移動。中國的地位上升，與美國的位置接近；美國的地位相對降低，它的單極霸權動搖；俄羅斯地位下降，雖保持作為一極，但國力特別是經(jīng)濟體量與中美差距越來越大。俄羅斯學界已經(jīng)提出中美兩極結構的可能和俄的地位問題。

這就產(chǎn)生了一個問題：中俄國際理念的相近是由于國際地位的相似，促使中俄合作的條件是兩國相對于美國的弱勢地位，現(xiàn)在中國的情況發(fā)生變化，從弱勢地位轉為強勢地位，未來甚至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經(jīng)濟體，如果說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話，中俄的國際理念是否將因此出現(xiàn)差異？中國成為世界兩強之一，它已不是弱國，中俄兩弱對一強的前提不再存在，中俄國際合作將立足于什么基礎？

美俄關系。美俄關系對中俄美三角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美俄關系向壞，會在客觀上推動俄羅斯加強與中國的合作，而且完全排除了美俄針對中國聯(lián)手的邏輯上的可能性。美俄關系向好，則會打開俄羅斯在中美之間戰(zhàn)略機動的空間。

顯而易見，在推動美俄關系變化的因素中，負面因素遠多于正面因素。自1991年俄羅斯獨立以來，美俄歷任總統(tǒng)都曾嘗試過使兩國關系走上良性發(fā)展的軌道，但都以充滿希望開始，以沮喪失望結束。

俄羅斯獨立之初，在葉利欽和克林頓總統(tǒng)的熱心推動下，俄美關系開始了“蜜月時期”，1993年結為戰(zhàn)略伙伴，美俄關系達到高峰。但此后不久，由于北約東擴、科索沃戰(zhàn)爭、伊朗、伊拉克、軍控、車臣等問題，美俄關系進入了“冷和平”。

2000年小布什和普京分別就任總統(tǒng)，美俄對兩國關系重燃希望。2001年6月小布什在盧布爾雅那與普京首次會見時說，他看著普京的眼睛，能感覺到他的心靈，覺得普京是值得信任的人。同年7月，在熱那亞與普京第二次會晤后，小布什說他可以與普京推心置腹、開誠布公地討論所有問題。9?11事件后，美俄關系再掀熱潮。2002年5月，小布什訪俄，兩國宣布將建立新戰(zhàn)略伙伴關系。不過，這次熱潮持續(xù)的時間也不長，2003年美國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后，美俄關系再次轉冷。

2008年美俄總統(tǒng)換屆，奧巴馬和梅德韋杰夫分別出任總統(tǒng)，美俄關系又出現(xiàn)樂觀期望。奧巴馬政府提出了“重啟”戰(zhàn)略，雙方關系稍有起色，但動力不足，踟躕徘徊，在梅德韋杰夫總統(tǒng)任期結束之前即已難以為繼。2012年普京重回克里姆林宮后，“重啟”徹底結束。隨后發(fā)生了烏克蘭危機，一系列沖突和制裁接踵而至，美俄關系跌入深淵。

2016年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tǒng)，由于他不加掩飾的親俄立場，輿論曾普遍預測他將給美俄關系帶來新局面。特朗普也確實做出了很大努力，多次與普京正式或非正式會晤。但與預測相反，迄今為止，美俄關系不僅沒有起色，反而愈加惡化。而且，這次重啟的難度超過以往，不僅是因為兩國關系的狀態(tài)更差，更主要的是在美國國內遇到了建制派的強烈抵制。現(xiàn)在雖然還不能說特朗普的親俄路線已死，但前景并不樂觀。

美國國內的政治斗爭已壓倒了正常的外交理性，在這一背景下，美俄關系也成為建制派反特朗普的犧牲品。建制派反俄、反普京、反特朗普三流合一，使得特朗普改善美俄關系的前景黯淡，而且特朗普為美俄關系做得越多，招致的反對和阻力反而越大。這變成一個怪圈和悖論，也許，這個怪圈只有在特朗普或普京之后才能打破。

縱觀1993年以來20多年的美俄關系，它呈現(xiàn)出的是一條下降的曲線。歷屆美俄政府都做出過努力，兩國智庫無數(shù)次指點迷津，但都不能把美俄關系推入到平穩(wěn)發(fā)展的通道。可見，美俄關系中存在著深層的、系統(tǒng)性、結構性的問題。至于這些問題是什么，需要專門的論述。如果用最簡單的話概括，可以稱之為兩國在利益結構和相互認知上的深刻沖突，相互信任嚴重缺失。這些問題極難克服，并且不是隨著時間逐漸消失，而是越積累越沉重。

中美關系。在中美為建設性關系的情況下，形成針對第三國的雙邊結構的可能性基本排除，因為中國不會與美國形成針對俄羅斯的聯(lián)合，美國與俄羅斯聯(lián)合針對中國的必要性也將減低。

如果中美關系惡化，則會出現(xiàn)形成兩國集團的結構性可能，其一是中俄對美國，其二是美俄對中國。當然，這只是技術和結構條件的假設，并不是現(xiàn)實。在中美交惡的情況下，從一般規(guī)律說，中美應更重視俄羅斯的角色，俄羅斯的地位會相對提高。

在中美俄的三對雙邊關系中，中美關系有最大變化幅度的可能。中美關系正在經(jīng)歷著也許是建交以來最深刻的調整。這次大調整與以往的風波不同，許多人們熟悉的有關中美關系的概念似乎過時，許多基本判斷似乎失靈，許多規(guī)律規(guī)則似乎失效，許多分析框架也似乎不再可靠。

對這次中美關系大調整的具體成因、性質及美國的目標還是有不同的判斷。越來越多的看法認為，它的實質是美國對中國“幻覺”的破滅，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也表達了對中國的戰(zhàn)略失望。美國國內各界已形成共識，認定中國是最大威脅或最大威脅之一。

不過，還需觀察的是這一共識將轉化為什么戰(zhàn)略和政策。更重要的問題是，這次大調整將把中美關系帶向何方？此外，在“特朗普旋風”過后，美國外交又會發(fā)生什么變化？這些問題都還沒有確定的答案。但無論如何，中美關系的前景不容樂觀，雖然有轉圜和緩和的可能，但兩國關系的性質已有重要變化，樂觀和信任都難以重回中美關系。而更可能的是，中近期中美關系的差別是在差和更差之間，而不是在差和好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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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華勝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本文節(jié)選自作者刊于《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8年第6期的論文“論中俄美新三角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