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爆發校園抗議。學生反對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要求學校從支持以色列的公司“撤資”（divest）。抗議很快延燒到美國東西兩岸，迄今沒有偃旗息鼓的跡象。校園抗議遇上大選年，無疑會給拜登和特朗普的再次對決平添變數。

歷史與現狀

二戰后，美國經歷過三次大的校園抗議：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反對越南戰爭的抗議、1980年代反對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抗議，以及這次反對以色列加沙行動的抗議。

上述校園抗議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因美國外交失策或失道而起；因此也都可以看作是美國所面臨的外交挑戰在其國內政治生態中的反映。

當然，三次運動也有著顯著的不同。從規模上看，當前的抗議活動涉及45個州和華盛頓特區，約140所高校爆發抗議示威——總體而言，遠遠不如半個多世紀前的反越戰運動，那時全美至少有900所大學和中學卷入抗議，學生罷課，逾450所大學和中學的校園被關閉，涉事學生超過400萬人。

從政府的彈壓看，當年為了對付反戰學生，美國近20個州動用了全副武裝的國民警衛隊。1970年5月4日，國民警衛隊在肯特州立大學開槍打死4名示威學生，打傷9人。相應地，學生的抗議也趨于暴力，一些學校最初的和平抗議演變成騷亂，示威學生放火焚燒了近30個預備役軍官訓練中心。

而本輪校園示威迄今還沒有造成太大的沖突。示威學生基本遵守了“非暴力”原則，他們在校園搭建臨時營地，占領了一些教學樓、圖書館等，造成一些破壞，但并未使用任何武器。在一些地方，警察進入校園執行清場任務，過程中與學生發生肢體沖突，還使用了皮子彈和煙霧彈等，但尚不至于鬧出人命。

從學生的訴求看，本輪校園抗議更接近于1980年代的反種族隔離抗議。當時，示威學生要求校方從支持南非種族隔離的公司撤資，并斷絕關系；現在，學生們提的要求也差不多，例如哥大學生要求學校終止與支持以色列軍事行動并從中牟利的公司的合作，包括微軟、谷歌、亞馬遜等。

從結果看，前兩次“校園叛變”都取得了成功：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反越戰校園抗議與全美反戰浪潮匯合在一起，加速了華盛頓與北越停戰的進程，1973年最后一批美軍撤出越南；1980年代美國校園爆發反種族隔離示威后，許多大學終止了與南非當局有牽連的公司的合作，國會則在1986年通過了“全面反種族隔離法”，對南非采取經濟制裁。

相比之下，這一輪校園抗議實現目標的難度要大得多。根本的原因在于，支持以色列是美國的長期國策，不會因為青年學生的示威壓力就做出改變。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親以色列勢力在美國政治經濟結構中的強大存在，例如全美有30多個州立法禁止政府與任何抵制、制裁以色列或從以色列撤資的公司發生商業往來。

此外，關于巴以沖突，美國社會并沒有形成共識，甚至大學內部也處于分裂狀態——一些大學的管理層不滿學生在校內搭建臨時營地，主動要求警方介入，驅散示威學生；學生之間也分化成若干陣營，不少校園還出現了親巴勒斯坦群體與親以色列群體對峙甚至沖突的情況。

目前看來，本輪校園抗議發展成反越戰級別的全國性運動的可能性不大。除上面已經提到的結構性因素外，還有一個現實原因：巴勒斯坦平民的苦難并不直接影響美國大學生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他們挺身而出完全是出于道義的原因。而反越戰就不一樣了，當時的年輕人面臨應征入伍的問題，而一旦參軍就很有可能被派往越南戰場，對他們來說，能否結束戰爭是關乎生死的最重要的事，沒有之一。

另外，更重要的是，美國社會沒有形成支持或是同情示威學生的大環境。一直以來，美國社會，尤其是右翼勢力，對校園抗議總體上持保守看法，甚至認為學生是“麻煩的制造者”。即便當年的反越戰示威也沒有得到美國社會的普遍支持，甚至在國民警衛隊射殺學生的“肯特屠殺”后，認為錯在學生的美國人仍然占據多數。

本輪校園抗議爆發后，學生們則很快被貼上了“反猶”的標簽，更有輿論指責他們破壞了公共秩序。不少保守派政治人物，如特朗普，力主鐵腕鎮壓學生抗議，稱“看到（警察強行驅散哥大示威學生）真是太美妙了”。

校園抗議與大選

當校園抗議遇到大選年，會發生什么呢？

1968年3月，時任美國總統的林登·約翰遜宣布退出總統選舉，不再尋求連任。三年前，當他把首批地面部隊送上越南戰場時，并沒有想過會因此斷送了連任的機會。在勢成燎原的反戰示威中贏得1968年大選的，是承諾結束戰爭的共和黨人理查德·尼克松。

今年大選出現這種戲劇化場面的概率不大。但延宕不絕的學生抗議對選情的影響仍不可小覷。畢竟，在今年這樣勢均力敵的對決中，任何變數都可能引發“蝴蝶效應”，乃至帶來不同的結果。

在上一篇專欄里，我們談到近期拜登的民調支持率有所回升，到4月中旬已經與特朗普基本持平。但那之后，變數出現了——隨著校園抗議快速蔓延并引發混亂，特朗普的民調支持率再次領先，多數受訪者認為這位前總統在任內干得比拜登好。

美國輿論普遍認為，如果校園抗議久拖不決，對拜登的選情極為不利。倒不是說反對拜登親以政策的學生們會轉投特朗普的票——他們大概沒有人會投特朗普的票，而是說校園抗議造成了民主黨及其選民的進一步分化，還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共和黨內因墮胎問題引發的裂痕。

最近的一項民調顯示，民主黨選民對學生抗議的態度大相徑庭:30%支持示威者，39%支持學生的訴求但反對他們的做法，20%反對學生抗議。而共和黨選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則高度統一： 78%反對學生示威，9%支持學生的訴求但反對他們的做法，只有5%支持示威。

這一趨勢如果得不到遏制，那么越來越多的民主黨選民可能會選擇“棄選”。對此，民主黨領導層頗感焦慮，但似乎也沒有太好的辦法——既要確保以色列的安全，又要防止加沙出現人道危機；既要穩住激進的年輕選民，又要籠絡反感混亂的中間選民；既要謹慎地維持中道，又要避開共和黨對其“騎墻主義”的嘲弄和攻擊。或許，這原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所以一開始，拜登及其團隊選擇了沉默，希望學生抗議不多時就會自生自滅。但形勢比人強，5月2日他不得不就此發表全國講話。毫無意外，這位溫和乏味的總統試圖一碗水端平：既承認學生有抗議的權利，又強調他們沒有制造混亂的權利；堅持對以政策“不變”，譴責抗議中出現的“反猶”聲音，同時又認為沒有必要出動國民警衛隊。

這種希望兩頭不得罪的表態，結果往往是兩頭都不買賬。著名左翼領導人伯尼·桑德斯批評拜登政府的親以色列政策，認為這會疏遠年輕選民，如果冥頑不化，加沙很可能會成為“拜登的越南”。畢竟，四年前是這些年輕人，通過五十年來最高的投票率，幫助拜登打開了白宮之門。與此同時，也有民主黨議員主張盡快恢復校園秩序，因為局面越是混亂，“（公眾）越是會趨向保守的一面”。

目前美國大學已臨近期末。拜登及其團隊當然希望放假了，學生們都收拾行囊打道回府，校園抗議也隨之歸于平靜。如果以色列能和哈馬斯達成停火協議，避免更多的平民傷亡，則更好，這樣一來，民主黨方面就可以把選戰的焦點重新轉移到他們擅長的議題上來，比如保護女性的墮胎權。

但事情也可能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現如今，一方面，以色列繼續推進在加沙的軍事行動，且沒有保護巴勒斯坦平民的打算。這當然會刺激美國年輕的抗議者，給他們堅持下去的理由。另一方面，校園示威蔓延到歐洲，荷蘭、西班牙、法國、比利時等都出現了親巴勒斯坦的學生靜坐、游行、扎營、占領學校建筑等示威行動，與大洋彼岸的美國校園形成呼應和共振。

今年8月，民主黨將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提名拜登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有分析認為，如果到那時候校園抗議仍然不消停，就很可能會成為壓倒拜登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局面無疑會讓人想起1968年的林登·約翰遜，3月31日，在一篇題為“限制越南戰爭的步驟”的全國講話的最后，約翰遜黯然宣布：“我不再尋求、也不會接受我們黨（民主黨）提名我作為候選人競選連任。”對拜登來說，哪怕只是讓人聯想起那一幕，也足夠難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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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偉系澳門大學國際關系教授；林至敏系美國瓦爾波萊索大學政治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