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陸續公布2024年財政預算，科學技術支出普遍增長。

澎湃城市觀察專欄推出“2024財政觀察”系列。第一篇側重全國大城市，重點分析了蘇、合、滬、杭等城市的科創投入特點。本文系第二篇，以長三角41城為例，分析不同規模的城市科技預算結構差異，特別是中小城市的科技財政特點。

根據《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中小型城市為城區常住人口100萬以下的城市。根據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在長三角41個城市中，有23個屬于中小城市。

中小城市是否采取和大城市一樣的科技投資戰略？不同城市的科技預算規模和結構為何差別甚大？各城市的科技財政與長三角科創政策有何關系？

澎湃研究所研究員收集、整理、分析了長三角41個城市一般公共支出預算、科學技術支出預算數據（表1），主要有三個發現。

空白處為未公布數據，增速基數為2023年決算。安慶和六安市口徑為市直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支出。數據來源為市財政局。作者制表，下同。

發現一：科技預算強度受城市財力、公共服務需求等綜合因素影響

長三角各城市在科技預算占一般公共支出比例（一下簡稱“科技預算強度”）上差別大。市本級財政口徑，科技預算強度最低的宣城僅有0.83%，最高合肥為22.26%，區域中位數為4.79%，均值為5.56%。

預算強度側面體現科學技術發展在各地城市事務中的優先級。從科技支出在一般公共支出中的排名來看，最高蘇州和合肥科技支出排名第1，最低安慶排名第19，中位數為第9，均值為8.85位。

如表1所示，蘇州、合肥在長三角比重最高，杭州在浙江省內比重最高，看出它們是該地區科創發展的重點城市。相比之下，科技預算比重較低的城市往往一般公共預算也低，同時“三?！保ū；久裆⒈９べY、保運轉）壓力大。

科技預算強度，主要受本地財力、公共服務需求和戰略重點等方面的綜合影響。當本地財力、公共服務需求和戰略重點發生變化，也會體現在科技預算的動態上。為此，研究員統計了部分城市2023年的科技預算完成率（表2），發現個別城市“花超了”，個別城市“沒花完”。

比如，馬鞍山2023年科技決算是年初預算的178%，而泰州科技決算僅是年初預算的30%。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財政研究室副主任席鵬輝指出，當財力和戰略目標發生變化的時候，各地會進行一定的預算調整，影響科技預算完成率。

基數為2023年年初科技預算

以南京為例，2023年該市科學技術支出執行數只占預算數的48.6%。同時，該市教育、交通運輸、城鄉社區等方面支出都大幅度增加，一些債務及付息支出規模也增加，為了確保收支平衡，導致其他預算科目不同程度的下降。

值得一提的是，市本級科技預算主要由市政府根據本地區發展階段和經濟規劃來制定，但省政府和中央政府也可通過專項轉移支付和戰略調整對其施加一定影響。這對中小城市來說尤其如此。

發現二：小城市大投入，背后多是專項資金支持，但可持續性和效果待觀察。

根據《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城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下的城市為小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上100萬以下的城市為中等城市。

從表1可見，長三角不少中小城市的科技支出占比和增速數據亮眼。比如，安徽省內，2024年銅陵科技預算占比13%排在第2，而該市2023年GDP僅排第8；蚌埠在一般公共預算縮減28.5%的情況下，科技預算同比增長63.92%。

浙江省內，麗水科技預算占比5.82%排在第3，而該市2023年GDP排在省內最后一位；衢州科技預算占比9.35%排第2，且在一般公共預算縮減9.47%的情況下，科技預算同比增長15.03%，而2023年衢州GDP省內僅排第9。

席鵬輝認為，中小城市的科技財政投入更多反映國家或省級戰略定位。比如，蚌埠屬于合蕪蚌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范區，是安徽創新“一核兩翼多點”布局中的關鍵一翼；銅陵是科創中國首批試點城市和創新驅動示范市。

麗水是2023年浙江省惟一科技成果“轉移支付”改革試點地級市，衢州市被列為省首批科技及體制“雙創新”改革試點，等。這些小城市科技投入基數低，因為國家或省級戰略定位而加大投資，因而在增速和比重上提升明顯。

小城市科技財政另一個特點是支出結構中“其他科學技術”占比較高。比如，2024年銅陵87.95%的科技預算撥給了“其他科學技術”；而衢州43.47%的科技預算撥給了“其他科學技術”，其中“科技獎勵”又占“其他科學技術”的67.42%。

這側面反映出小城市發展科創的重要方式是“專項資金”和“科技獎勵”，這與大城市投入基礎研究和大工業建設有顯著差別（參見2024財政觀察①）。其中“專項資金”指的是財政預算安排，專門用于支持重大科技專項、企業研究開發費補助和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補助等科技事業發展的專項資金；科技專項基金中，也包括引導基金。

然而，在上級政府的規劃下，靠著“科技獎勵”和“專項基金”發展科技小城市的科創財政也面臨挑戰。

席鵬輝認為，相較大城市，小城市財政資金規模相對有限，而一些科技創新活動可能需要相對大規模的資金投入，并不是一些小規模的投入即可見效，如實驗室建設等一些科技創新活動存在規模門檻。何況，絕大多數創新活動是以失敗而告終的。

同時，小城市本身經濟規模和市場規模相對較小，市場發展相對不成熟，資源要素流動不如大城市，如何將科技成果轉化成為經濟成果和經濟效益，仍然面臨不小挑戰。

最后，大量創新項目需要財政資金的持續投入，并非一朝一夕完成，這對地方財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不過，定位以科技發展的小城市仍不多見。如果將創新領域定位和布局到配套大城市產業鏈的相關行業，完善所在區域的產業鏈條，助力區域產業集群，或許能夠較快地獲得比較優勢。

發現三：浙江城市間差異小，安徽城市間差異大

表1顯示，浙江城市科技預算強度的差異比較小，各地科技財政狀況較為“均衡”。相比之下，安徽省的城市科技預算強度差異比較大，而江蘇省中蘇州成為唯一的離群值，強度是第2名的三倍左右。

席鵬輝解釋說，浙江省的財力整體較充沛，在保障地方的一些剛性支出活動后，仍有余力，因此可以相當比例的資金用于科技投入。同時，浙江各地經濟發展處于較高水平，對科技創新賦能需求更大，科技創新成為一些發達地區的“公共服務”，客觀上要求這些地區提高科技創新投入。

相比之下，欠發達地區往往不具備在科技投入上全面鋪開的財力，但因為中央或省級政府的宏觀戰略定位于專項科創，所以這些地區可能將資源集中在某些城市點，如安徽布局合蕪蚌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范區。

不過，目前并無證據表明科技預算均勻分布在財政效益或推動創新發展上“更優”。

從協同的角度，席鵬輝認為科技財政與其說是區域協同的原因，更可能是一個結果，其主要由戰略、項目、人員投入等方面的協同活動所導致的。比如，長三角城市群科技協同發展可能反映在科技財政的規模和結構上。

一方面，協同帶來全區域的共同發展，體現在各級財政在科技投入方面的同頻增長。另一方面，協同發展講究各城市發揮自己的優勢，那么各級財政的支出結構也會更合理地反映本地科技水平、人才儲備、產業特色以及區域發展定位和行業地位等。

從長三角的數據看，各城市財政在科技投入上普遍保持快速發展，一些城市在2024年的預算安排增幅甚至接近100%，同時不同城市的支出結構差別大，一定程度上反映本地科創資源稟賦，這一結果也表明了長三角科創協同的趨勢。

（實習生毛瀟銳、陳瀚睿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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