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間的外患叫做“南倭北虜”，“南倭”就是東南沿海的倭寇，“北虜”就是北方草原上的蒙古部落。

1548年，明朝出動大軍，從寧波出海，徹底搗毀了雙嶼，也就是舟山群島中的國際貿易港，后來被日本史家稱為“16世紀的上海”的雙嶼，徹底沉寂在歷史的黑洞里了；而20年之后，明朝又出兵長城之外，破壞了草原上另一個國際貿易區。好在第二年蒙古人與明朝談判議和，并在這個被破壞的地方正式建城，經過400多年持續發展，成為今天的呼和浩特。

我們不妨把呼和浩特稱作“十六世紀的草原上海”，因為縱使主體有別，但它橫跨華北到遼東、從恰克圖到莫斯科的國際市場，真是可以與當年的雙嶼相提并論的。

2018年是77級大學生入學40周年。初秋參加了返校活動之后，我們16個同學一同乘夜行列車，從北京去往呼和浩特。按照唐詩的說法，這是一次“出塞”之旅。只不過深夜里看不到火車穿過長城。

次日清晨，在呼和浩特東站下車，我們沿著呼市的新華大街，在餐館品嘗味道鮮美、狀似菊花的燒麥，在體育中心舉行班級乒乓球賽，還參觀了自治區博物館。第二天啟程去輝騰錫勒草原，訪黃花溝，踏鄂爾多斯響沙灣。一路上的景色，完全沒有塞外風沙或煤炭礦區，滿眼是基礎設施完備、綠化水準都相當高的城鄉，特別是遍布全城的三千多座環保公廁和上千座青城驛站。呼和浩特真稱得上是一座“青城”。

老城的創建者竟然是他?

導游是一位達斡爾族姑娘。她告訴我們，呼和浩特在歷史上分老城和新城。老城叫歸化城，有四百年歷史；新城是綏遠城，也有三百年歷史。創立老城的是一位名叫阿拉坦汗的蒙古大汗，他是仿照元大都的形式建設的，在老城中心大召廣場上有他的雕像。我算了一下，四百年前已是明朝，當時的蒙古應是北元。北元人為什么要建這座城市呢？在結束了集體活動，告別了同學們之后，我便前往大召廣場，去看一看這位歸化城的創立者。

從回民區那充滿伊斯蘭風情的大街向南走，經過巍峨的清真大寺進入玉泉區，便是當年歸化老城的大北街和大南街。這條南北向的街道與東西向的大東街、大西街形成老城中的交叉路口，路口向南不遠便是大召廣場。這是一個座西朝東的廣場，正面的牌樓上寫著“豐州勝境”。廣場北側就是大召，也就是藏傳佛教的無量寺，南側是塞外老街。端坐在廣場中央的是一尊銅鑄的坐像。走近雕像看銘牌上的文字，我大吃一驚，怎么，竟然是他?

銘牌上寫著：“阿拉坦汗生于1508年，明朝史籍稱俺答汗。成吉思汗17世孫，一生驍勇善戰，軍功卓著，重視農業生產，發展手工業，是明朝土默川軍事經濟發展的開創者之一，土默川的開發繁榮以及呼和浩特的城市興建功臣當屬阿拉坦汗。”

俺達，那個屢次破我長城、犯我邊境的侵略者？

站在北京望長城，西有與“土木之變”相關的八達嶺，東有與“庚戌之變”相關的金山嶺。1550年，蒙古俺達汗率軍南侵，繞道潛入長城夾擊明軍，占領古北口后直撲北京。他在北京周邊各縣飽掠半個多月，出古北口揚長而去，史稱“庚戌之變”。此后二十年中，俺達不停侵犯明朝邊關，進出長城如入無人之境。明朝為此派抗倭名將戚繼光北上戍邊，金山嶺就是那個時代加修的明長城。直到隆慶年間，明朝與蒙古俺達部議和，開關互市，并且封俺達為“順義王”，明蒙雙方才進入和平發展的階段。

抬頭細看俺達汗的雕像，是一位慈眉善目的長者。腳下是蓮花寶座，兩肘下面是龍頭扶手，他雙目微合，兩手擺出喇嘛黃教的手印。

我到網上搜索，原來俺達汗所轄的土默特部，當時已經統一了從青海到遼東的廣闊范圍，他不僅稱雄于蒙古草原，而且重建了蒙古與青藏高原的聯系。就是他認定藏傳佛教格魯派領袖索南嘉措是元朝國師阿思巴轉世，并敕封他“達賴”這個名號。索南嘉措反過來認定，俺答汗是忽必烈的化身，賜他“轉千金輪咱克喇瓦爾第徹辰汗”的稱號。蒙古大汗與黃教領袖相互加持，從此改變了蒙古草原的性格命運。

明議和之后，長城內外實現了持久和平。但這和平并不是長城“防”出來的和平，而是開關互市“開”出來的和平。實際上，俺達部不斷襲擾明朝邊境，為的就是要求明朝開關互市。

大召廣場向東，步行距離內便是大盛魁文化創意園。大盛魁是清代山西人在蒙古開辦的最大商號，極盛時有員工六七千人，商隊駱駝近兩萬頭，活動地區包括今天的內外蒙古、新疆和俄國西伯利亞。當年“大盛魁”從關內銷往草原的商品，主要是磚茶、綢緞布匹、鐵器等；販往關內的商品，主要有牲畜、皮毛和凍羊肉。試想，牧民沒有茶怎么消化奶和肉，沒有布就四季只能穿皮襖，沒有鐵怎么釘馬掌？對漢人來說，“無商不活”的“活”是“活絡”的意思，那么對蒙古人來說“無商不活”的“活”，含義是“生活”——沒有茶、布、鐵這些必需品就難以生活。

牧民和農民就象植物與陽光土壤一樣，合作是本能。一方閉關鎖國，雙方都受害，“開關互市”不過是回到正常狀態，順應百姓的生存本能，按常識辦事而已。嘉靖皇帝閉關幾十年，“北虜南倭”之患只能愈演愈烈。隆慶皇帝在位短短五年，按常識開關互市，換來東南沿海倭患平息，草原的俺達不僅不再南下侵擾，并且要在草原上建設一座城市，弄得老百姓喜大普奔，爭說享受到了“有生之樂”。

歸化城：“十六世紀的草原上海”

翻開呼和浩特地圖，由西順城街、鄂爾多斯大街和石羊橋路所圍出的梨形區域，大約就是當年“老城”的范圍，其核心應當就是俺達1571年開始興建、1575年建成的“庫庫和屯”城。“庫庫和屯”意思是“青色的城”，如今譯作“呼和浩特”。隆慶議和之后，明朝派工匠幫助俺達建城，并且毫不掩飾對蒙古人的文化岐視，為城市賜漢名為“歸化城”。

蒙古史書《阿勒坦汗傳》記載，阿勒坦汗——也就是俺達汗，“仿擬失陷之大都起造庫庫和屯”。這種說法被反復引用，似乎成了信史，但實地走一下，就會發現這種說法并不靠譜。歸化城與大都——也就是700年前的北京，很不相同：從面積看，元大都面積50平方公里，歸化城城圍僅三里，只有南北兩個城門；從形態看，大都是坐北朝南、中軸對稱的矩形城垣，歸化城幾乎是一個北窄南寬的梨形；從街區肌理看，大都城內南北大街、東西胡同、街道網絡狀如棋盤，歸化城街道并不是橫平豎直，除了接近十字形的主干道外，更多的小街小巷是自由生長，特別是西順城街（原來是西邊的城墻？）沿著彎彎曲曲的扎達蓋河向西南方向伸展出去；最大的不同，體現在城市的權力中心，元大都與唐長安、宋開封等傳統中國都城一樣，皇帝的宮城一定是位于中軸、座北朝南，歸化城的中軸則是一條大道，即如今的大北街大南街，并沒有擺放行政中心的位置。

這座毫無規劃感、幾乎是自發成長起來的城市，隱藏著什么秘密呢？城市是農業革命的產物，定居是前提。如果沒有大量農業手工業人口，就沒有建城的必要。元室退回草原之后，失去了農業基礎。兩百年間，蒙古各部落縱橫千里，但卻沒有建設一座象樣的城市。俺達建城說明，當時在土默川的農業人口已有相當數量，就需要也能支持一個小城鎮了。從老城的曲折道路看，很可能當時已經在河邊形成了最初的聚落，俺達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因勢利導，疏通街道、加修城墻的。這個最初的聚落應當就是《明實錄》中記載的“板升”。

“板升”是蒙古人按漢語“百姓”發音，用來稱呼磚瓦建造的房屋。俺達建城時，土默川板升中的農民已開發了上千頃耕地，十年之后這里已居住了十萬從明朝逃出關外的漢人。明朝政府軟硬兼施，讓這些“蠻子”返回關內，但沒什么效果。這些關內的百姓看準了草原牧民的需求，走西口務農經商，逐漸聚集，俺達順應了“板升（百姓）”的自發成長，將其發展成為獨具特色的市鎮。

老歸化城在中國城市中屬于極其罕見的珍品，它與中國府州縣按等級確定規模、城墻方方正正、十字大街通向四門、衙門座北朝南等呆板傳統完全不同，它的街巷象蛛網一樣緊湊密集，體現了自發成長中形成的秩序，這種自發秩序至今仍然留有痕跡，那就是自下而上、滿足市民需求的豐富業態。網上有一篇題為“呼和浩特舊城寬巷子，尋清真美食必去”的美文，講的就是歸化城北門外不遠一條小巷，看了叫人流口水：

“地處清真大寺北邊兒的寬巷子，其實并不寬，也不算太長，兩邊毗鄰而居著各種各樣的店鋪。那些店鋪，有賣干果水果的，有賣牛肉羊肉的，有賣戧面饅頭的，有賣蛋糕、面包的，有賣麻辣香熟食的，有賣肉餅、粥的，有賣熏雞、扒雞的，有賣燒麥、羊雜碎的，有賣元宵、粽子、月餅的，有賣杏干兒、麻糖、稀果子羹的，有賣現蒸莜面的，有賣油香、馓子的，巷子口還有賣羊頭、羊肚、羊蹄子的。你卻想不到，人氣最旺，買賣也最紅火，卻是那大大小小的焙子鋪”。

像古今中外所有活力城市一樣，歸化城的居民主體也是移民，甚至包括了一些白蓮教的難民。歸化城不僅有商人的行會組織，如皮毛、煙茶、綢緞等15個核心行社，還有泥瓦匠組成的“魯班社”、剃頭匠組成的“凈發社”等工匠行會。走西口的漢人“板升（百姓）”們，在遠比關內自由的商業城鎮里，漸漸發育出自己的工商社會，發育出經營整個北亞草際貿易的大盛魁。俺達并非為自己和族人建設一個都城，而是為了挽留闖出長城來到草原的商人、工匠和農民。形象地說，俺達是在400多年前建設了一座“草原上海”。

為什么晉商輝煌的發展并不在山西，而是在西口之外的草原? 印度學者G.D.克拉提在《蒙古帝國中亞征服史》中強調：中世紀的旅行充滿危機，但商人們卻認為旅途安全可以獲利，這是因為蒙古人控制并重建了整個亞洲大陸的道路和城市，打通了亞歐之間的貿易通道，建立了驛館，最大限度為商隊提供便利。結果，亞洲和歐洲遙遠的貿易為商人“和他們的蒙古保護神”帶來了繁榮。這種安全有序繁榮的景象，“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晉商在《馬可波羅行記》中就已經嶄露頭角：“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巨額利潤”。完全可以猜想，如果蒙古草原按十六世紀的路徑發展下去，歸化城很可能成為另一個薩馬爾汗、另一個恰克圖吧? 但是這種趨勢被滿清崛起打斷了。

綏遠城：滿清帝國的編碼

大召廣場南側，塞外明清古街的街口有一組雕塑，叫“玉泉的傳說”。講的是歸化建城百年后，清朝康熙皇帝親征準格爾路經此地時“御馬刨泉”的故事。從歸化城北門沿今天的中山路向東北方向5華里，就到了新華街與中山路匯合成30度銳角的大路口，這里豎立著一塊石碑：“清代綏遠城阜安門遺址”。由此便進入了呼和浩特的“新城”，建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的綏遠城。

此時的清朝已經統一了漠南漠北，也就是內外蒙古。為備戰西域，徹底征服準格爾部，在歸化城東北5里，新設了一座軍事指揮功能的綏遠城，由將軍府統轄整個綏遠和歸化。將軍府大門前的牌匾道出了它的戰略地位：“漠南第一府”。一進將軍府就可以看到幾尊大炮，上面鑄鐵字跡非常清晰：“大清乾隆四年造”。造炮的這一年，就是綏遠建城的1739年。隨后不出20年，清朝完成了對準噶爾的百年征服。《草原帝國》的作者法國人勒內·格魯塞說：“乾隆皇帝吞并了伊犁流域和卡什噶爾，實現了中國自班超時代以來的18個世紀中實行的亞洲政策所追隨的目標，即定居民族對游牧民族的、農耕地區對草原的還擊”。上千年里長城外的草原始終是中原頭上的懸劍，這一次滿清征服準噶爾的利器不再是弓箭戰馬，更不是長城，而是這種隨著大航海的葡萄牙人來到中國的“紅衣（夷）大炮”。

此時的滿清已經完成了對中原的征服，同時在文化上完成了被中原漢文化的征服。漢地的經史子籍到詩詞歌賦，清朝皇帝無一不能，昆明湖完全是杭州西湖在北方的復制，同時長城之內閉關鎖國的臭毛病也傳到了清朝，就在征服準噶爾的時節輪到乾隆任性了，他宣布中國僅開一口通商，其他關口一律封閉。

綏遠城應由今天的北垣街、呼倫貝爾路、烏蘭察布街和興安路圍合而成的6平方多公里范圍。它沒有蒙語的名字，漢語名字“綏遠城”依然表達了中原王朝對塞外民族的歧視。這座新城不是自發長成的，是高度漢化的清政府規劃出來的，所以城市格局橫平豎直，中軸對稱。不僅在空間上體現了北京城所具有的形態特點，在街巷名稱上也透出滿清時期的“京味兒”，走到“東護城河北街”，“南馬神廟街”、“糧餉府街”、“正白二甲街”，會讓人恍惚來到了北京。網上搜出的老照片來看，呼和浩特和北京的建筑風格完全一樣，現存歷史名人故居也極象北京的四合院。呼和浩特簡直就是北京失散塞外多年的親兄弟，完全符合如今一個是國都、一個是省府的身份。

1923年，平綏鐵路（如今的京包線）全線貫通，鐵路沿著新城的北城墻外經過城區，火車站地區與歸、綏兩城形成品字格局。綏遠城是今天呼市“新城區”的起始點，卻僅僅是新城區轄區面積的百分之一、城區面積的三分之一，如今的呼市鐵路東站、自治區與市兩級政府、區市兩級博物館都在新城區。

在大青山以南、黃河以北的土默川平原，城市化經歷了兩個階段，先是在明末清初完成了農工商人口的初步集聚和土地用途的“牧轉農”，綏遠建城的時候土默特地區的牧場面積只占農地的1/3了。之后是新中國的工業化，為整個內蒙古自治區也就是從前的漠南蒙古形成了一個現代經濟的中心城市。

但是，如今呼和浩特市的城市空間沒有按照歸化城自發成長的形態發展，而是以綏遠城規劃的肌理展開。綏遠城中的十字大街將全城劃成一個“田”字格。這個田字格，在民國地圖雜亂的路網中還顯得挺另類，但到1951年建國后第一次城市規劃中便成了呼和浩特城市發展的基本模板，可以清楚地看出，城市規劃的路網是沿著綏遠城的路網延伸出去的。如今呼市東西方向的主街新華大街就是綏遠城東西軸線的延伸，哲里木路昭烏達路就是綏遠城南北軸線的延伸。主干路之間相距1公里，圍合出的街區1平方公里，街區內的支路相互不通，路網密度非常稀疏。當時中國的城市規劃是蘇聯專家用蘇聯標準指導的，因此一定會埋下城市交通的難題。從網上一查，果然2017年網上評選中國十大擁堵城市呼市位列第三名。

建國初期的1954年，呼和浩特市區人口僅13萬人，隨著新中國的工業化，以及自治區首府的大專院校、醫院的建設，到改革開放初期的1983年，呼和浩特全市人口已經120萬。筆者的母親當年所在的豐臺鐵路醫院，就是在1958年整建制并入呼和浩特鐵路醫院的。據老人家回憶，醫院位于新城，兩個醫院合并后，大家非常團結。她當時先期被派到呼和進行聯絡，當地同志帶她們去老城吃奶酪，街上還走過牽著駱駝的蒙族人。

我按照百度指引，找到這個如今的內蒙古腫瘤醫院，發現它的位置在綏遠城中軸線南門外1公里處，看來當時這里已經是建成區了。從呼和浩特市區人口統計來看，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20年間，呼和浩特城市化率有明顯提升，迥異于全國在那20年間城市化停滯的局面。

經過鄧公南巡后的90年代，呼市的空間以開發區為動力迅猛擴展。新世紀的呼和浩特成為內蒙古地區城市化的首要載體，2000年全市建成區83平方公里，2005年便達到149平方公里，幾乎翻了一番。按照到2020年的規劃，這座中國北方區域性中心城市的中心城區將達到258萬人、300平方公里。高速發展之下也有遺憾，那個“十六世紀的草原上海”，除了在老城中心地帶殘存些許街巷之外，已經很難找到影子了。

從蒙古高原望長城

從鄂爾多斯返回呼和浩特用了8個小時，只為看一個景點——黃河老牛灣。看了老牛灣，所有同學都說這8小時值得。

如果說到壺口看黃河的瀑布怒濤，到寧廈川看黃河的塞北江南，那么到老牛灣看的就是黃河濁流婉轉壁立千仞的雄姿。這里是黃河與長城握手的地方。內外長城在山西偏關匯合后，便在這里與黃河相遇，此時的黃河剛剛灌溉了富饒的河套地區，正沿著呂梁山脈掉頭南下。站在呼市清水河一側向對面望去，初秋時節的黃河如同歡騰了一個盛夏的藝術家，醉臥在彎彎的河谷，兩邊是她億萬年里永不完結的作品——90度齊刷刷切出的河岸。對面的半島真象一個低頭飲水的老牛，那頸子上仿佛是一只獨角的，竟是長城的烽火臺。

當我們站在蒙古高原俯瞰黃河，眺望對岸烽火臺的時候，想象在統兵十萬的俺達眼里，這綿延萬里的工事意味著什么? 這一道被老百姓稱作“邊墻”的工事，可以阻擋小股劫匪，卻很難抵御成千上萬大軍的猛攻。格魯塞在《草原帝國》中就指出：“在成吉思汗后裔們之前，其他突厥—蒙古游牧民已經取得過征服中國北部的勝利。他們是4世紀的匈奴人和鮮卑人、5世紀的拓跋人、10世紀的契丹人和12世紀的金人。”長城沒能阻擋這些歷史上的征服者，“庚戌之變”中俺答汗同樣輕易攻入長城，數進數出如入無人之境。

古往今來，一代一代士兵農夫修長城，一代一代文人墨客以詩詞歌賦頌長城，長城令人壯懷激烈，成為民族精神的象征。的確，她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地面建筑，從遼東濱海直到大漠孤煙，同壯麗山河相互映照，堪稱世界級的自然與文化遺產。但是，長城是中原王朝以自已為中心構建世界秩序的邊界，在長城所塑造的世界里，“關內”是天下中心、萬邦來賀的天朝上國，“塞外”是蠻荒，是危險且與我無關的盲區。片面狹隘排外仇外的意識，可能是這項工程帶來的最大負面影響。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歷史學家李濟曾說：“兩千年來中國的史學家，上了秦始皇的一個大當，以為中國的民族及文化都是長城以南的事情……我們應當用我們的眼睛，用我們的腿，到長城以北去找中國古代史的資料，那里有我們更老的老家。”

真的，當我和我的同學們面對黃河眺望長城的時候，身后還有從春秋戰國以來修筑的數不清多少道長城。據說到明朝滅亡之前的2000年里，共有19個王朝修過長城。而眼前老牛灣到清水河的長城，就曾經是北魏鮮卑人在燕趙長城基礎上加修，又在明朝時定型的。在華夏民族廣闊的家園大地上，并沒有一道長城恰好是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邊界。

站在俺達的視角，兩百年前晉陜蒙的百姓自由往來，明朝硬生生修筑的這道工事多么可笑：它僅僅限制了漢人的行動，封閉了漢人的視野，局限了漢民族對外部世界的想象力。多年前，我的好友王恩山，時任地處長城之外的承德市平泉縣文化局長，就指著遠遠的長城說：“明朝人沒本事，把我們關在長城外邊。”

而那些殺進長城的人，一旦坐上京城的金鑾殿，就仿佛中了魔咒一樣，也相信自己是天下共主，便學著前朝的樣子再修長城。主管意識形態的馬屁精們，一面頌揚他是真命天子，一面要在臣民心里再修一道長城，讓老百姓對長城以外保持無知且仇視的狀態。

清朝同樣，在入主中原后被“天朝上國”的心理俘獲了。清朝將游牧的蒙古族按照定居漢人的方式“編戶齊民”，設立盟旗制度，使得蒙古人成為宏觀定居、微觀游牧的民族；又過了300多年，進入當代，草原已不再是牧民公有共用的牧場，而是被鐵絲網分隔成一塊一塊的承包地。我們在輝騰錫勒這個“寒冷的高原”上，就看到這種農家院墻式的管理，多么象京城里政府衙門劃地為牢的圍墻，說明皇城根下的治理理念，依然沿著康熙年間繼續古代化。眼下這一輪對外開放已經40年，但是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能否支持擴大開放的步伐？“南倭北虜”的困局，真的一去不返了嗎？

在陰山腳下，黃河之邊，我向南眺望著長城。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上，長城幾度興廢，南北大地幾度分合。如今的長城完全失去了當初實用的功能，剩下的是她無與倫比的審美價值。它不僅以雄偉壯觀的形態令我們心旌搖動，還以西風殘照的壯烈審視我們的精神世界。華夏民族在充滿自信向對手學習的時代，就是在這里胡服騎射，勵精圖治的。走西口的晉商也就是從山西來到這里，以百年不衰的商業帝國經營整個北亞草原。但明朝的三百年間，這里完全處在漢語世界之外，一道關城最大限度地封鎖了漢民族的視野，在閉關鎖國的年代里，我們的心中更筑起了一道精神的長城，有限可憐的空間徹底廢掉了對外部世界的想象力。“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這開放與封閉的宿命將演出怎樣的下一幕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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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G.D.克拉提:《蒙古帝國中亞征服史》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

[美] 賽瑞斯，金星譯：“板升”。《蒙古學信息》1998年第一期。

“俺達封貢”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

[法]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商務印書館1998年5月第一版

張敏：“論北魏長城”，“司敬雪書院”2014.7.13

清風：“呼和浩特真正堵車原因”，“草原木蘭”2017.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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